苏轼到黄州后第二年，他的一个老朋友见他吃不饱肚子，于是请求郡中拨了十亩荒地给他开垦营种。这片地满是荆棘瓦砾，荒废已久，加之这一年正逢大旱，土壤坚硬，开垦起来十分艰难。苏轼长年为官，乍于农活，累得腰酸臂疼，浑身乏力，但他虽不免叹息，却并未有多大的委屈。“使君原是此中人”，他感到自己能自食其力，内心还是充满了愉快。田地开垦出来后，他因地制宜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低处种水稻，高处种枣、栗等，又选择了一个好处所营造房屋。苏轼因素来仰慕白居易，白居易晚年滴居黄州时有《东坡种花二首》《步上东坡》等诗，所以他也将这片地命名为东坡，自名为“东坡居士”。他又将所盖之屋的四墙都画上了雪景，并雅致地将此屋命名为“雪堂”。
苏轼因为每天干农活，日晒雨淋，他脸上黝黑，他比喻是“日炙风吹面如墨”。白天劳累，他晚上常常还没点灯就上床入睡，熬夜苦读的习惯也没有了。他常常心挂的是何时下雨，怎样消灭虫害，及找菜籽，筑水坝等等。他所交往的朋友也都是农夫或其他三教九流人士。他数次为之赋诗的三位好友郭道、潘大临、古耕道，郭是卖药的，潘是卖酒的，而古“疑是押牙孙”。苏轼有时去郭造处喝酒。有时去江对岸武昌他的一个姓王的四川老乡那儿去串串门。
苏轼立于生活之上能优游于生活之中，没有郁郁不得志的压抑心理，保持心境的平衡，能做到在上不骄横，下不消沉。居然保持一种幽默的超然态度。
苏轼密州时期，在太守任上曾救活弃儿数千，在黄州他又遇到了类似情况。尽管他这时已无权无势，但他仍不愿坐视，而是奋力奔波，力尽人道的责任。武昌的一位朋友一次过来告诉苏轼这样一件事，此地风俗每家一般只养二男一女，超过此数，婴儿一生下来即被溺死在水盆里。女婴尤受歧视，被溺死者不计其数。其父母也不太忍心，但往往背过身去，闭住眼睛，狠心将孩子按在水里，孩子咿嘤很久才死。苏轼听到此事后，感到十分辛酸，数日吃不下饭去。他即刻给鄂州太守朱寿昌写了一封书信，详细讨论此事。他建议朱太守告谕百姓，溺婴是犯罪行为，要严加查处，同时对于贫困而养不起孩子的家庭予以周济。只要孩子出生时不被立即溺死，养上一阵之后，你再劝他杀他也于心不忍了。在黄州，苏轼成立了一个育儿会，请诚实善良的古耕道任会长。他们每年请当地富人捐款，购置食物、衣服等，凡乡间家贫养不起小孩的，他们就主动救济。苏轼乐观地想，如果每年能救活上百个小孩，他的闲居也算没有自过。他自己家中应说是比较贫寒的，但他每年主动按富人的标准捐出一大笔钱。经过苏轼的积极活动，此地溺婴的习俗日后逐渐革除。苏轼为当地人民做的一件好事。
苏轼“乌台诗案”成为一生的转折点，也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转折点。
元丰三年正月十八日，苏轼正跋涉在由京城贬居黄州的路上，时遇风雪，他写道：“下马作雪诗，满地鞭垂痕；仁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总想一吐为快。黄州时期，苏轼由于亲自参加劳动，他为百姓鸣不平的诗作。《鱼蛮子》写农民不堪剥削而漂泊在水上。《五禽言》中“不辞脱裤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祖瘢”，描写了农民因交不起赋税而被打得伤痕累累的情景。苏轼有一次在朋友处见到一幅《朱陈村嫁娶图》，朱陈村在徐州丰县深山里，这幅图描绘了从前民风淳朴的朱陈村喜气洋洋的婚嫁场面。苏轼在任徐州太守时曾去过朱陈村，情形已远不像图中所描绘得那样美好，他作（《陈季常所蓄来陈村嫁娶图》）诗：
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
苏轼元丰五年正月二十日，与潘大临、郭遘两人出郊寻春，忽然想起去年同日去岐亭时，潘、郭和古耕道3人曾送他到女王城，他良多感慨，步前韵和诗：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导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苏轼黄州诗作中常为人提及的，《东坡八首》全是五言：
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拉。但闻畦陇间，蚱蜢如风雨。新春便入甑，玉粒照筐筥。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
这五言诗，随着年岁的增长，心境的淡化，苏轼的审美趣味开始发生变化。质朴的五言，看似简单平淡，实际上是一种洗尽铅华的纯净厚重。标志着苏轼的诗作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
苏轼黄州时期，在词创作上达到一了自己一生的高峰。词创作的数量很多，佳作也很多。苏轼密州时期，的词就已走向成熟，出现不少名篇。苏轼黄州以后，对现实及人生的体验日趋深邃，表现在词作上是其词思深度的增加。
如苏轼《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惟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索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首词很快流传开了，人们纷纷传言苏轼已挂冠于江边，乘舟而去，太守赶到了苏轼住处，结果发现苏轼鼾声如雷，正在熟睡。
苏轼元丰五年七月，来到赤壁，作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中，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词中描绘了长江美景，又描绘了在这如画的江山中古代英豪的壮举。“樯橹灰飞烟灭”六个字就传神地概括了赤壁大战，其中谈笑间建丰功伟绩的周郎形象，寄寓了苏轼为国建功立业的心情。
苏轼除诗词之外，这一时期小品及赋的成就也很高。苏轼一生散文成就很突出，“唐宋八大家”中，苏轼一家就占了3位，而苏轼散文在八大家中可说名列前茅而无愧。苏轼前期多写政论、史论，动辄千言，纵横驰骋，能言善辩。这段时期，苏轼经过“乌台诗案”的打击，不再妄论时局，而转向言简意赅的笔记小品及赋的写作。苏轼事实上的小品及赋的成就高于前期的长篇大论。原因在于前期之论有较强的功利目的，而小品、赋等随手拈来，意趣横生，较能体现苏轼的才情。苏轼随手记事，短短数语，便是一段妙景；寥寥几笔，就出一片心境，这种功夫实在是文学的化境。前人曾感叹《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短短84个字，便简略传神地勾勒出作者的行为，描绘出庭中月景，渲染出作者恬淡又寂寞的心境。生动的叙事、写景，议论、抒情的交融，使这小文成为后世小品文的典范。
苏轼在黄州期间，神宗念及苏轼的可怜处境，屡次想起用他。一次对宰相王挂说：“修国史这等大事，一般人难以承担，还是请苏轼回来干吧。”王挂面有难色，表示反对。后来别人做了这项工作，但上呈后神宗不满意，于是又想到起复苏轼。便提议让苏轼任江州太守，但仍遭坚决反对。苏轼在黄州患眼病期间，长久不出门，因而引起传闻，传说他已病逝。消息传到京城，神宗叹息，心情难过，连饭都不愿吃，后来才弄清是一场传说误会。这一次神宗下了决心，他不顾阻挡发了手诏，诏令苏轼为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即便如此，小人们仍不想放过他。苏轼《谢量移汝州表》上来后，神宗激赏：“真奇才也广旁边却有人进言：“观此表，苏轼仍不满于上。”神宗愕然，问：“何以言之？”对日：“表中有‘兄弟并窃于贤科’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等话，意思是苏轼兄弟本以直言极谏入朝，后却以诗词被遣，这在他们实是无罪的。”这段话实际上说出了历史真相。神宗说：“我已了解苏轼的内心，他决不会有恶意。”
苏轼他早已经看透；官场险恶，也体验至深。他在黄州已置下田产，做一农夫，逍遥自在，有何不好。苏轼出于不忍辜负圣上的殷切期望和提拔之恩。
苏轼元丰七年四月，在朋友们的送行下，别离黄州。
途经九江，便入庐山游玩。庐山山谷奇秀，令苏轼目不暇接，他无法一一赋诗，索性一诗不作。深山之中，僧人们遇到苏轼，纷纷传言：“苏子瞻来了。”苏轼对深山之中居然有这么多人认识他感到惊奇，不觉赋绝句一首（《初入庐山》）：
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
后又作了几首诗。《题西林壁》一首最为有名：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谈的是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必须着眼于整体，如果身在其中，往往会各执一端。
苏轼七月，抵达金陵（今南京），病中的王安石穿着便服，骑着毛驴，亲自去江边接他。
王安石是熙宁变法的领袖，苏轼因诗文反对新政而获罪，他俩应该说是政敌，但私交上他们一直没有交恶。王安石为新法而得罪了很多人，但都是因公得罪人，他从不搞栽赃诬陷，徇私舞弊这些小人之举。他个人生活一直很严谨。他后来终被他那帮党人所陷害，息居金陵。苏轼的“乌台诗案”与王安石无关，系那帮小人所为，王安石最后还为苏轼说了关键的一言。可能王安石息居金陵后，有所反思，对敌友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苏轼一开始对新法就不是彻底否定的，其中的一些措施他认为还是合理可行的。任地方官期间，他即常常“因法以便民”。滴居后，他与下层人民接触很多，他对新法便民的一面又有了更多的认识。到金陵之前，他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反思自己对新法的态度，他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同异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与股达道书》）虽属谦逊之言，却也反映了苏轼对新法的重新认识。
苏轼与王安石在这种情况下相见，不由不百感交集。王安石在蒋山住处数次饮宴苏轼，二人饮酒游山，唱和谈论，流连忘返。传说王安石与苏轼在山上饮茶时，王安石指着桌上大砚，对苏轼说：“请集古人诗联句赋此砚。”苏轼立即答道：“我说上句吧，‘巧匠断山骨。”’王安石沉思良久，竟无以续之。他于是站了起来：“且趁此好天气游览蒋山之胜，对句现在不着急。”王安石门下的人见此暗笑，王安石素好以此难人，他的门下之士常常答不出来，没想到苏轼不为所困，反把王安石自己困住了。王安石自己其实也是个富于才华的大诗人，有很多名诗为人传诵，如佣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此次王安石与苏轼以诗唱和，也是相互倾慕。王安石将自己近作给苏轼看，苏轼读到“若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赞叹说：“自屈原、宋玉没世斤年未见《离骚》句法，未曾想今天得以见到。”王安石毫不谦虚：“非子瞻见谀，自负亦如此，不过不与凡夫俗子说罢了。”王安石虽自负至此，但对苏轼却不得不叹服。苏轼离开金陵后，曾寄给金陵太守王胜之一首和游蒋山的诗，王安石取而读之，当他读到“峰如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之句时，抚几而叹：“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
苏轼十二月一日，抵达泅州。这时他已钱粮两空，这里离汝州还很远。苏轼上书皇上，请求在常州常住，文中陈述至为可怜：“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丧亡。今虽已至泅州，而资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不久乞表得到恩准，苏轼归田常州的愿望实现了。
苏轼在泗州有一次偶作词曰：“何人无事，燕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闹，使君还。”泅州太守一见此词，急忙找到苏轼，说：“先生名满天下，一有新词，马上就会传到京城。法定：‘泗州夜过长桥者，徒刑二年’，况我还是太守。请你把词收藏起来，万勿示人。”苏轼说：“我一生罪过，开口常不在二年徒刑以下。”这说明了苏轼当时已文名满天下，诗词为人广为传诵，道出了苏轼一生因口得祸辛酸的事实。
苏轼获准定居常州，很感高兴，他准备在此安居乐业。不久他就接到敕命，被委任为登州太守。他六月启程，经过漫长的旅程，十月十五日到登州太守任。
登州即今天的山东蓬莱，古来即以海市蜃楼闻名。苏轼到登州仅几天，以为肯定见不到这人间奇迹了。他去向东海龙王祈祷，未曾想真灵，第二天他果真看到了瑰丽的海市盛景，他为此留下了《登州海市》这首名诗。上任刚刚五天，他又接到诰命，以礼部郎中召回汴京。
苏轼连被擢升的祥情是。原来朝中局势已起了变化，三月神宗去世后，十岁的哲宗赵煦继位，太皇太后高氏亲政。高后是反对新政的，他请出了司马光，原来反对新政的人纷纷被起用，而新派人物陆续受贬逐。历史进入“元佑更化”时期。苏轼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受司马光荐举，而回到朝廷的。十二月苏轼以礼部郎中召回京后，又接连升迁，先是升为起居舍人，接着又免试升为中书舍人，哲宗元佑元年八月，他又升为翰林学士知制法——这是个极为显要的职位，专掌敕命，等于是替圣上说话的。朝廷赐三品官袍、金腰带、白马及金镀银鞍银辔一副。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苏轼从七品连升，终至三品高官。
苏轼是一个不会拉帮结派、见风使舵的人，因此成了反对派的障碍。司马光为相后，全面废除新法，使一切都回到熙宁前的老样子。苏轼抱着一以贯之的“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而民不惊”的渐进改良思想，认为全面废除新法，改弦换辙，其方式与王安石是一样，势必会造成社会动乱。新法实行多年，有些在实践中是合理的，就应保留。苏轼是个心直口快、不询私情的人，他并不因为司马光的推荐支持他的做法。为新法之事常吵得不可开交，甚至闹到政事堂上，司马光很恼火。
如免役法，是王安石新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主要办法是百姓付税代替兵役。司马光准备废除免役法而恢复兵役法，苏轼不同意，说：“差役、免役各有其害。免役之害在于培敛民财，以至十室九空；差役之害在于离民于田，以至田园荒芜。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司马光说：“那你看应该怎么办呢？”苏轼回答：“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免役已实行多年，还是不改为好。况且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代就开始分开，唐中叶始有常备之兵，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彀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这样天下便利，即使圣人再起，也难以变动了。现在你何必又要改变呢？”苏轼在政事堂上陈述此理，司马光极为愤怒。苏轼又说：“记得你曾对我发过感慨，那时韩琦宰相要在山西招募义勇军，身为谏官的你不顾宰相发怒而坚决劝阻，现在你当宰相了，怎么又不让我说话了呢！”司马光苦笑，不再说话。司马光这一次虽被堵住了嘴，从此开始烦恨苏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