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改革成了改向；
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失去了执政地位。
1.关于“放弃”的说明
这部分论述的“两个放弃”，“放弃”的主体当然是苏共。但如前所论，此“苏共”已非彼苏共。苏共的渐变过程，实质上就是逐步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使改革成了改向，终至于使苏共自身解体的过程；同时也是实质性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苏共失政垮台的过程。“两个放弃”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加速，一并消解和灭亡的过程。之所以分开，仅为论述的需要。至于苏共作为“放弃”的主体，在其垮台时，连“放弃”的主体资格也没有了。说明这一点是重要的：苏共的垮台是一个渐变过程的完成，并非苏共有能力坚持而仅因某人某时某种举措选择的失误而出现的偶然事件。要说放弃，也只能说苏共是被本该由其引上社会主义大道而未得的苏联人民所放弃，苏共自己反而是被放弃的对象。笔者在这里言苏共“放弃”，立足于两点：一是立足于苏共渐变的事实，也就是说苏共并非从斯大林始就完全放弃了本部分涉及的四点，因而也就从斯大林始就失去了“放弃”的主体资格。事实上，在斯大林及其后的诸位领导人主持苏共期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较高成就，在有些方面的成就甚至是巨大的。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二是立足于汲取教训的角度，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我们曾视苏共为“老大哥”，我们无可避免地受过其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们必须高度认识到这种影响的持久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经验，认真汲取深刻的历史教训，在执政中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由于自己的“放弃”而成为被“放弃”的对象。
如此绕口的说明并不是多余的。至少说明：
（1）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在这个问题上讲“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毫厘之失的量变，会导致千里之谬的质变。从量变到质变的渐变，同样会亡党。至于与马克思主义相反的作法，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讲，则无异于“速死”。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则必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自身也就不存在了。苏共在指导思想上始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经于专制主义而终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渐变过程，清楚地说明了该点。
（2）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及方法论性质的掌握，是相当不容易的，尤其要防止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放弃。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放弃，有许多时候并非是自觉的，等察觉到这种放弃，历史损失就可能已经很严重了。甚至会沦落到连“放弃”的主体资格都没有的惨而又惨的地步。这一点对世界任何马克思主义政党都有着足够的借鉴意义。我们千万不可幼稚地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可以一劳永逸的“施工图”，只需按图索骥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
（3）任何改革，都存在一个放弃和坚持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要沿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前进，就必须懂得我们要放弃什么，坚持什么。如果放弃了本该坚持的东西，坚持了本该放弃的东西，我们怎能胜利？
2.“两个放弃”的要点
第一，党的性质和社会基础。不再提“工人阶级的党”，只提苏共是“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的“政治组织”，“表达和捍卫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忠于社会主义选择的阶层的利益”。党员要为实现党的“先锋队地位而斗争”，但“不能把先锋作用强加给社会”。
第二，党的目标和指导思想。不再提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只说苏共是“以社会主义为选择、以共产主义为前景的党”。同时，把“全人类价值”和“共产主义理想”并列为苏共纲领性目标的“基础”。称苏共“以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为自己的目标。”不再称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只称苏共“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利用进步的社会思想的成果，捍卫国际主义。”
第三，党的政治地位。不再提党是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核心”，而称苏共“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建设性立场捍卫同其他社会政治力量自由竞争中作为政治领导的权利”。苏共同其他政党、社会政治团体将是平等竞争、合作的伙伴关系。党起着议会党的作用。
第四，党的职能。表示要“坚决放弃取代国家和经济管理机关的做法”。提出党将行使四个方面的职能：在理论方面，科学地分析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从理论上估计社会发展前景，在考虑到各社会集团利益的基础上，制订社会主义改革以及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纲领和政策；在意识形态方面，捍卫自己的世界观和道德价值观，宣传自己的纲领和政策，把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政治方面，做群众工作，同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进行协作，通过竞选争取进入各级权力机关、建立执行机构，开展议会活动，实现竞选纲领；在组织方面，不再干预国家机关干部的任免，党的干部也不再由上级机关任免，而由有关的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决定。
第五，党的组织原则。保留了“民主中集中制”的提法，但不再提“指导原则”，并对其内容作了新的界定，规定“苏共生活和活动的基础是，思想的共同性与党内的同志关系和保证党内生活自我管理、党的利益同个别共产党员的利益相结合、普通党员权利和自觉纪律的民主中集中制原则”。在具体制度上，允许少数人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舆论工具上捍卫自己的立场，作副报告，要求上级机关重新审议争论的问题；允许党内建立横向联系，党员可以按志趣和问题成立诸如书记委员会、党的俱乐部、辩论中心之类的党员联合组织，有权在辩论中按纲领进行联合，但不允许在苏共内建立有自己内部纪律的派别。
第六，党的工作方式。规定从行政命令方法过渡到政治方法，包括：党委不再向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发布直接的指令；党通过在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党的主要工作方法是政治方法，即说服、教育、辩论和对话的方法。
第七，加盟共和国党组织。维护苏共的统一，反对党的联邦化，但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是独立的”。
第八，党的组织机构。苏共中央除设总书记外，增设副总书记职务，并且都由党代会直接选举而不是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不再提苏共中央“领导党的和地方党机关的全部活动”，中央政治局则以“解决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代表“领导党的工作”，而书记处以“指导苏共中央机关的工作”取代“领导日常工作”的提法。中央委员会按其活动的主要方面成立各种常设委员会。
红旗倒地背后的历史教训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角度，我们在红旗倒地的背后应该汲取哪些教训呢？
记得苏共倒台时，我们的惊讶无异于晴天霹雳，但苏联人民却显得“异常”的平静。正如开头笔者述及的：人民政权丢失了，人民却保持了沉默，看来他们对将要付出的代价是有准备的。这貌似尖锐的言辞仅仅道出了一个事实：苏共已不能代表苏联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有苏联自己的调查问卷数字说明，因其流传的广泛性，恕不引证），对一个不能代表他们利益的执政党的垮台，苏联人民的平静是正常的，而非“异常”的。论述语言是尖刻的，尖刻是必要的，不尖刻不足以说明问题，警醒后人。尖刻同样是重要性的：决定一个政党生死存亡的根本因素，是其代表的人民。这就合乎逻辑地回到立党宗旨上了。我们高度关注和身体力行的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及所作所为是否完全符合党的宗旨。
1.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确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深刻理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内在联系：立党、执政都是手段，为公、为民才是唯一目的。不能把前者视为目的，为立党而立党，为执政而执政，甚至立党为私，执政为己，形成党内既得利益集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也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代表。正如《共产党宣言》语：“共产党人没有独立于整个阶级之外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绝不能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这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质的核心、关键、根本。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
2.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落脚点是“为民”：“公”是“民”之抽象，“民”是“公”之具体。为民内涵的具体化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3.“为民”不仅要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赞成不赞成”的人民的基本生活状态选择为标准，更要以“三个代表”的高标准为追求：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蜕变过程，实质上就是由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到不能完全代表再到完全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过程，就是由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到不能完全代表再到完全不能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制造文化荒漠，进而产生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是由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不能完全代表再到完全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代表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过程。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生产力自身就会摧毁任何一个阻碍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政治集团；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落后的甚至反动的文化就无孔不入地侵蚀党的肌体直至其死亡；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广大的人民当然地会抛弃你，还会有别的选择吗？反过来讲，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始终坚持“三个代表”，才能永葆青春。
4.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行动，而任何行动都必须有行动的能力。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能力建设。能力低下或没有能力，要执政、执好政是不可能的。一个政党的垮台可能有种种原因，但从执政行为要求的角度看，只有两字：无能。就连曾经是苏共高层领导的人也说：“我们不得不羞愧地承认，不论在对内政策方面，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都向世界展现了我们智力上的无能。领导人水平直线下降，因为现有的机制没有保证真正的良性自然淘汰。实行的是某种‘反向的自然淘汰’，提拔了一批平庸的，无能的，往往不正直的人。重要决定是由缺乏熟练程度的人在狭小范围内常常根据没经过检验的，不确切的和不充分的情报做出的。”这个说法，不会是空穴来风。
执政党没有能力把根扎得很深，所以就有了“两个根本动摇”；没有能力深化对执政党建设和社会主义运动规律的认识，就有了“两个认识偏差”；没有能力把握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就有了“两个割裂”；没有能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就有了“两个思想框框”；没有能力把握事物固有的运动规律，就有了“两个过分斗争”；没有能力开辟真实信息输出输入的渠道，就有了“两个严重失真”；没有能力坚持党的领导，就有了“两个放弃”；没有能力守卫党的宗旨，就有了“两个利益集团”；没有能力抓住问题的“焦点”，就有了“两个焦点问题的失误”。总之，没有能力建党，就只能亡党；没有能力执政，就只能失政。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没有”和“就有”之间，并非是完全严整的对应关系，“没有”和“就有”之间更多的是一因多果，和多因一果。这里无须细致分辨。另外这里讲的“没有”，既有客观上“不具有”，也有主观上“不愿有”，还有因种种原因制约（同样是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而“不能有”的问题，受篇幅限制，也就只能点到为止了。
5.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定要掌握与时俱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与时俱进中加强和完善党的建设，在思想、理论、组织、作风等各个方面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要在加强党要管党，制度建党方面有所作为，用“机制”防止“专制”，用法治防止人治，用民主防止独裁。执政党所作的一起，都应该是现代政治科学运作的结果，而不是偶然运气的结果。我们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的指导下，使党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才能永立时代前列而不败。
6.要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选好切入点，处理好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要把握关键点，处理好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要抓好着力点，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牢记出发点，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要用宽眼光看待世界，用大思维谋划发展，用高智慧处理问题，从全方位加强党性修养，深入研究和掌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尽管笔者文章开头部分说过，“一个大党大国，不论发生渐变还是突变，探求单一的根本性原因确实是有意义的，但就汲取历史教训和现实的政治运作层面来说，把它看成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可能更好。寻找一组原因，容易达成共识，寻找一个原因，容易众说纷纭，只要有利于教训，做到使根本原因包容于这一组原因之中就可以了。”但笔者还是在努力思考红旗倒地的多种原因的同时不由自主的思考包容其中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党的宗旨的动摇、淡化、直至亡失，直接证据是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一组原因是文中涉及的若干“两个”（还有许多文中未涉及的）；“一组原因”的原因是“能力不足”。这样就形成了深层原因——宗旨；浅层原因——能力；表层原因——若干“两个”的一、二、三级原因层次。一级原因存在一个准确与否的问题；二级原因存在一个公允与否的问题；三级原因存在一个全面与否的问题。而且，这种所谓的“一、二、三原因层次”的存在，并非泾渭分明的平面叠加，辩证法不相信有非此即彼的原因存在，更多的是相信亦此亦彼。这里的划分，只是为了把庞杂甚至有点零乱的论证放在一个合乎逻辑的简要框架里。无论问题多么复杂，我们都必须对红旗倒地背后的原因进行探求，进行思考。这是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也是时代对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要求。至于思考结果的见仁见智，思考水平的参差不齐，应该都是正常的。把一个大国执政党的瓦解归于个别人“选择”的不慎或某一因素肯定是不正确的。苏共的解体有内因、外因、远因、近因，主观因素，客观因素，是多种因素的作用结果。但本文的角度在于内因，且仅选取苏共自身为观照对象，因为内因是渐变的根据。旨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建设有所思考，以红旗倒地的教训警醒我们，把自己党的事做好，把自己党的路走好。
总之，一个政党解体的程度与速度都由其内部特性造成，不是一个突然事件。是一个“优先目标的消失和替代选择的出现相平行的逐渐展开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存在于“渐变”之中，也存在于突变之前，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一切意识形态。任何历史现象的终极原因，都要从经济生活中，而不是从某种观念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力量”，“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苏共垮台的直接原因并不是经济原因，但经济原因是根本的。千百万人的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是以物质利益为转移的。如是说，本文的“三级原因”结构，尚有可通之处。
历史事件过去了，但历史没有消失，它存于史料中，也存于人的意识中，否则我们将如何继承历史？我们怎样相信过去？苏共与我们曾经同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汲取其教训；我们当然不能因曾经同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感情性地看待苏共垮台的教训。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苏共垮台的原因及教训，并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但倘若我们缩小了这种教训的意义，就汲取不到应有的教训；倘若不幸夸大了这种教训，充其量也是防患于未然，算不得危言耸听。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充分证明了其革命的能力，建设的能力，改革的能力和对历史的判断力。毕竟给社会主义抹黑的不是总结教训时的无意夸大者，而是给苏联人民和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惨重损失的苏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重事实甚于言论的。“苏联人民给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祭坛提供了那么多牺牲品，却得到了如此之少的社会主义成果，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更糟糕的是，苏共还把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本身给败坏了。但他们的失败却帮助了其他国家，使它们变得更加像样，有些国家则变得相当繁荣”譬如中国，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结论：党亡政息，自我毁灭。但倘若毁而不灭，并非完全没有改革图存之机会，苏联共产党并非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也不是时间上来不及。只是由于改革的方向错了，改与不改，殊途同归于毁灭：不改革，死路一条；改错了，一条死路。
结语：
我们不对别人的选择说三道四，但我们却不能不进行研究。研究历史是为了改造现实，研究别人是为了完善自己，研究红旗倒地背后的原因和教训，是为了红旗永远飘扬。这对于前进中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大课题。在这个大课题的研究中，不可少了理论指导，也不可少了相关材料。相关材料自身不会解释什么，必须依靠理论来加以解释，理论也只有在相关材料的支持下才能体现其正确性和意义。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于事实材料，把理论分析和材料佐证科学地结合起来，才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没有理论，经验性的研究工具的使用就是经验主义。而缺少经验的检验，关于社会的理论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意识形态。对于同一社会现象，当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时，他们看到的“相关事实”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并不意味着由这些相关事实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是矛盾的。相反地，正是由于不同理论的不同视角，产生出不同的“相关事实”，使人们对问题或现象的认识更加全面。对红旗倒地背后的原因和教训的研究也是如此。从不同的角度——思想基础、利益驱动、认识偏差、意识形态、信息传输、党群关系、民族宗教、历史现实等各个角度研究，得到的结论可能并不完全重合，但由于立足于同一基本事实（尽管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到的“相关事实”不尽相同，类似于“横看成岭侧成峰”），所有结论肯定有重合的共同部分，“完全重合部分”共同指向的，应该是红旗倒地的根本原因，从根本原因中汲取的教训，当为根本教训；“部分重合”指向的，当为浅层原因，浅层原因，是根本原因的逻辑发展，不可忽视；“相对独立”的部分，当为表层原因，表层原因，是探求根本原因的起点，是研究中由浅入深无法省略的步骤。无论哪个层面上的原因，都有其各自层面上的教训在其中，都有认真研究之必要。至于文首所列的多角度研究成果，更是对“红旗倒地问题”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本文正是在先贤研究基础之上的个人思考。故当为先贤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