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丞相吕夷简举荐范仲淹戍边，是想置范仲淹于死地。但范仲淹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有效地制止了西夏的入侵，稳定了宋夏边界局势，安定了人民的生活，粉碎了吕夷简的阴谋。范仲淹在儿子面前曾流露过与吕夷简“未解仇”的真实思想。因此，在他百年之后，二子范纯仁删改了由欧阳修撰写的《范仲淹神道碑》上一段话，引起了千年争论。
主题：吕夷简范仲淹抗御西夏至死未解仇
凡是了解宋仁宗时期朝中政局的人都知道，丞相吕夷简与范仲淹是仇对子。因为范仲淹曾上过“百官图”，揭发了吕夷简大肆任用私人的罪行，引起吕夷简的嫉恨，必置范仲淹于死地而后快。范仲淹三次被贬出朝廷，其中有两次在很大程度上是吕夷简从中作祟促成的。吕夷简唯一一次举荐范仲淹任京兆尹，不过是为了想用京城的繁忙政务羁绊住范仲淹，使他无暇在朝中多言；如果范仲淹将京城社会秩序治理不好，他更有理由大加讨伐。对于他的这种用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这次举荐范仲淹戍边，是在韩琦等人举荐之下，顺水推舟进行举荐的，并提出官升三级。这就违反常理，出乎人们的所料，却引起宋仁宗的好感。宋仁宗借这次机会，劝范仲淹与吕夷简尽释前嫌，搞好团结。吕夷简是真心唯才是举推荐范仲淹的吗？非也！吕夷简并非等闲之辈。《宋史·吕夷简列传》说：“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就是说，他搞政治、玩弄权术是相当老练的。他的这种反常举动，包藏着更大的祸心。如若不信，请看以下事实：
一、宋夏边界形势十分险恶，朝内大臣视之为危途。宋仁宗康定元年即庚辰正月（公元1040年2月），宋夏两国军队在三川口发生战斗，宋王朝兵败，统帅刘平、石元孙被俘。西夏军队下围延州城，城破只在旦夕之间。天突降大雪，西夏军粮草发生困难，主动撤围而去，才使军事重地延州城得以保全。原延州知州范雍懦弱无能，被西夏兵吓破了胆，说什么也不愿在延州城待下去，多次上书辞职。鉴于范雍的失职和本人要求，朝廷免去了范雍的原官，调往内地任职。那么范雍遗留下的延州知州空缺由谁去充任呢？朝内大臣无一人自告奋勇去担当此任，而朝廷不得已以环庆路副都部署雄州赵振为鄜延路副都部署兼知延州。赵振“粗勇”，难以胜任此职，引起众将“忧骇”。后因赵振在西夏兵围延州城之北的要塞——塞门寨时，不派兵救援，致使塞门寨破失，守将被擒，受陕西都转运使庞籍弹劾，被降职它迁。朝廷又派陕西转运使张存任延州知州。张存迁延不去，在朝廷一再催促下才至。又奏言：自己不懂兵，而且家中有八十岁老人需要奉养，请求内迁。在这种情况下，由韩琦、吕夷简等人的举荐、已任陕西都转运使的范仲淹，又自己请求代替张存任延州知州。这是吕夷简求之不得的事，自然说动仁宗皇帝同意了范仲淹的请求，将范仲淹推向了宋夏战争的最前沿。我认为：范仲淹自请上前线任延州知州，既有为国为民保安全、以展自己军事才能的想法，也有与其让朝廷任命为延州知州不如自请为好的想法，而且后一种想法所占成分要大一些。范仲淹心中非常清楚，朝中大权执掌在吕夷简手中，他不自请也得去延州。吕夷简这次举荐，如同上次举荐他任开封府尹一样，将一枚难啃的铁馒头塞给他，让他啃不动扔不掉，然后再借机处治他，到那时朝中大臣有为他说话的人也难以启齿。同时，延州处在西夏军攻击的前沿，稍有不慎，随时都有丢失生命的危险，所以这枚铁馒头比上一枚更硬。我们要问：吕夷简为什么不举荐范仲淹在朝内任要职？为什么在范仲淹内地任职时不建议官升三级呢？偏偏在延州处于危难之际，又是举荐，又是加官，吕夷简险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二、范仲淹乃一介书生，虽然他博览群书，熟读兵书，但并无带兵、用兵的经历。在此以前，他曾多次上书，提出过对辽国和西夏的战争方略，那是从宏观角度讲的，现在要他亲临战争的现场，带兵打仗，未必能行。宋朝在边疆上的兵将，在外可能是草包，在内绝对是骄兵悍将，能否统得服、带得住，都是个未知数。而且延州城的局面残破，形势危急，问题成堆，面对这些情况，不要说是其他人，就是范仲淹心中也难有几分胜算。他主动请缨，赶赴险境，是有几分无奈。而在吕夷简思想中，你范仲淹经过几个州县的历练，治县、治州、甚至治国是能人，但未必能治军，未必能打仗。你去宋夏边疆，极可能是送羊入虎口，只败不胜，有去无回。
三、宋王朝的用兵制度，严重地束缚了边关将帅的手脚，很难有大的作为。宋王朝建立之初，吸取唐代藩镇割据和后五代频繁更换朝代的教训，听取大臣赵普的建议，逐步采取了一系列集中军权、削弱藩镇力量的强干弱枝措施。这种措施的关键部分有四点：一是保卫京城的禁兵与遍布各州的厢兵数量相等，但禁兵的待遇和训练要优于厢兵。二是天下之兵总管于枢密院，枢密院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禁兵与厢兵总握于将帅之手，将帅有握兵之重而无用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三是各将领领兵有定数。其中部署只能领兵万人，钤辖领兵五千人，都监领兵三千人，而且按照宋太祖制定的“更戍法”，规定派禁兵出外戍守，戍守时间最多不超过三年，表面上是利用这种办法使士卒们“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实质上要使军队经常流动，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主将与部署之间号令不能相通的状况。这些制度，有效地防止了唐末那种将帅反叛和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却出现了在抵御外寇方面常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就拿延州城来说，兵将不算少，但分隶众多将领之手，有些将领并不听命于知州，这就严重地分散了宋军的军事力量。而且，侦得有隙可乘，要进行大的军事行动，必须呈报朝廷批准方可动用军力实施。上下报批，马力传递，很费时日，这就丧失了良机。
更可笑的是，宋军出战要按照朝廷甚至是皇帝规划的阵图来摆阵出战，如果将帅不按皇帝或朝廷制定的阵图出战，尽管胜利了也要向上请罪。朝廷与战场相隔千里，战场上的气候、地理、敌对势力状况，皇帝与朝堂上的大臣并不了解，朝廷下发的阵图不适合于战场，而且战场的情况瞬息变化，将帅掣肘于朝廷，不能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和变化作出相应的对策，这只能战败，很难取胜。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一天，神宗皇帝与大臣讨论宋王朝和辽（即契丹）的和与战的问题。张方平问神宗：“宋和契丹打了多少次仗？其中打了多少次胜仗？多少次败仗？”神宗和其他大臣答不上来，神宗反问张方平。张说：“宋与契丹大小八十战，唯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耳。”（《长编》卷二五七注引陈师道《谈丛》）宋王朝常打败仗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皇帝在深宫里制定的阵图的罪过。对于阵图，除宋太祖赵匡胤很少制定外，宋朝其他皇帝大都好此道，尤以宋太宗赵匡义热心，制定的阵图最多。以后宋真宗、宋仁宗、宋神宗，等等，都以阵图在京城遥控指挥战场上的宋军。宋朝每支军队中，都设置有照图摆阵的摆阵使。也设置有包括监督摆阵在内的监军。在宋夏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三次大的战斗中，都有摆阵的历史记载，说明宋仁宗时代，按朝廷所制定的阵图摆阵作战的规定，仍被严格地遵循着。对于这种状况，吕夷简及其他大臣都深知这一点，但谁也改变不了这种制度，只苦了边疆上的将帅和士卒。所以，在吕夷简思想中，你范仲淹再有多大本领，在这种用兵制度束缚下，也是无能为力，同你前任一样，只有取败，难有胜利！
从以上三点看，吕夷简举荐范仲淹戍边，不是出于公心、唯才是举，而是想借西夏的力量，置范仲淹于死地。有人说：当范仲淹在延州知州任上与赵元昊通书讲和、并私焚赵元昊来书、触犯了“人臣无外交”的律例时，受到部分大臣的攻讦，大臣宋庠甚至主张诛杀范仲淹以谢国人。在这种情况，吕夷简不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替范仲淹说了好话，这又为了什么？这正是吕夷简的奸佞之处。他认识到范仲淹所犯的罪行，罪不当诛；他也揣摸到了仁宗皇帝不会因这件事严惩范仲淹的心理；而且宋庠的态度和意见最初是他激起来的。虽然他心中同意宋庠意见，但作为丞相明里绝不能这样处事。总之，时机未到，他不会过早暴露自己的真实目的，这更反映出他极深的城府和险恶的用心，也将宋庠推向了极尴尬的境地。然而，他太低估了范仲淹的能力。范仲淹到了边疆，如鱼得水，施展韬略，很快扭转了宋王朝边界的危难局势。正如欧阳修在《范仲淹神道碑》中写到：“公为将，务持重，不急近功小利。于延州筑青涧城，垦营田，复承平、永平废寨，属羌归业者属万户；于庆州城大顺以据要害，夺贼地而耕之，又城细腰、葫芦，于是明珠、灭臧等大族皆去贼为中国用。自边制久堕，至兵与将常不相识，公始分延州兵为六将，训练齐整，诸路皆用以为法。公之所在，贼不敢犯。”总的来说，范仲淹认真分析了宋夏两国各自的优势与劣势，扬长避短，坚执守策，有效地抵御了西夏进攻的锋芒，而且回避了宋王朝用兵制度上的弊端。所以，他既建立了其他将帅未能建立的功勋，获得了宋仁宗新的信任，又赢得了广大羌民的敬畏，称他为“龙图老子”。西夏兵将中有一言：“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宋军在定川寨战败，泾州危急，范仲淹亲自率军赴援。消息传到京城，连仁宗皇帝不得不说：“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吾固知仲淹可用也。”范仲淹的胆识与才干，有力地粉碎了吕夷简的险恶用心，在自己的历程中又重重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尊敬。后人说：范仲淹“出将入相”、“当时文武第一人，正是他出色的戍边成就了这一说法。
不过吕夷简的这一举荐颇迷惑人。他能迷惑住宋仁宗，毫不奇怪，因为他一直为宋仁宗所赏识，多次为相，这是他奸佞的一面。他也迷惑住了许多正直的大臣，如韩琦、欧阳修等人。欧阳修在他撰写的《范仲淹神道碑》中，曾写有这么几句话：“自公坐吕公贬，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为公党，成坐窜逐。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得，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党之论遂起，而不能正。上既贤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议而用之。”（《欧文正公文集·赞颂论疏》）碑文撰成后，同范仲淹一起戍边的韩琦曾审阅过碑文，认可了这句话，但在刻碑时，这段文字被删改了。成为：“由是吕丞相怒，至交论上前，公求对辩语切，坐落职，知饶州，徙润州，又徙越州。而赵元昊反河西。乃公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迁龙图阁直学士。是时，新失大将，延州危，公请自守鄜延扞贼，乃知延州。”
是谁删改了这句话？为什么要删改？据有关史料载，改动碑文的是范仲淹二子范纯仁，改动的原因是范纯仁认为其父范仲淹与吕公即吕夷简“至死未尝解仇”，因此对于欧阳修文中所说范仲淹与吕夷简“欢然相得，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的说法不能接受。欧阳修则对于范纯仁擅改碑文耿耿于怀，引为憾事。
范纯仁删改这句话不完全是他一人的意思。据史书上说，范纯仁是一个有名的忠信之人。他本人说：“吾平生所学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尽，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亲睦宗族，未尝须臾离此也。”他不但是这样说的，而且是这样做的。他在晚年，因上书得罪了丞相章悖，将他贬往千里之外的永州安置。他已七十多岁，而且双目失明，上路很艰难，随行的几个儿子每次怨恨章悖，范纯仁都坚决制止。他们一行过长江，船翻了，纯仁衣服尽湿。他问几个儿子，翻船难道也是章悖所为吗？像范纯仁这样的性格特点的人，不会违背父亲的意愿，独专将这句话删改，可能是他与兄弟几人共同商量的结果。兄弟几人删改这段文字，也不会是按照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删改的，肯定在其父生前某一时间，听到过其父对吕夷简推荐他戍边的看法或感受。范仲淹从以前与吕夷简的交往中，完全能够觉察出吕夷简推荐他戍边的用心；而吕夷简一反常态，提出为他官升三级的做法，更增加了他的警觉性。他肯定将他的真实感受告诉了儿子。没有父亲生前的有关说法，兄弟几人不会、也不敢违背父亲的意愿自作主张的。不要简单地看待这段文字，它会引起人们对其父的误解；再说在封建社会里，“忠孝”是件大事，范仲淹主要以儒学传家，而且范纯仁等兄弟都身居要职，他们会做出违背父亲生前意愿的不忠不孝的事情吗？
根据范纯仁代表兄弟几人删改了这段文字的做法，反过来又说明范仲淹至死未与吕夷简解仇。不可否认，范仲淹有着海一样的博大胸怀，但心胸开阔不等于对事情没有看法、没有感受。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将这种真实思想只在家中流露过，未在外界有丝毫表现，这叫内外有别。所以，外界人包括他的挚友如韩琦、欧阳修等人，并不了解他内心里的真实感受，才有了欧阳修的“欢然相得，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之语，也才有了当范纯仁等兄弟删改了这段文字后引起欧阳修的不满。至于以后司马光、朱熹等人说出与欧阳修相同的言论，更不足为凭。范仲淹是一位历史伟人，伟人也是人，有七情六欲，有自己的爱憎；伟人不是完人，也有缺点。何况他在家中表露自己的真实思想并非是什么缺点，而他在外面，却以大局为重，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主动团结同僚，甚至团结包括吕夷简等与自己有仇隙之人，勇赴险境，共同对敌。他的这种做法，令人敬佩之至，也显示了他的开阔胸怀。在他生前，为了大局，隐瞒一段自己的真实想法，显示了他政治上的成熟老练；在他去世后，由儿孙披露他真实思想，又符合他“不自欺”的性格，何错之有？这才是真实的历史伟人范仲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