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弊政，努力维护军士的尊严与利益。士兵处于军队的最下层，长期背乡离亲，远戍边关，而且随时有丧失生命的危险，其困苦难以言状，所以常有士兵逃亡的现象出现。宋王朝为了防止士兵外逃，承袭了后五代朱梁的陋习，在士兵的脸上黥字刺黑作为记号。脸上一旦黥字，一辈子也取不掉，如此士兵一进了兵营，就如签了终身合同，不得逃脱，士兵丧失了自由与自尊，人民以当兵为耻，怕黥面而四处逃亡，兵源越来越不足。范仲淹在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庆州知州的任上，摒弃这种陋习，改黥面为刺手，这样战时过后，兵士可以恢复平民之身。对于这件事，与范仲淹同时代的富弼撰写的《范文正公墓志铭》上和于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年）由庆州知州周沆刻立的庆州《范文正公祠堂碑记》上都有记载。《碑记》云：“及朝廷欲驱边人而战，先墨以着军籍，独公所部之众改涅其手，非讲习攻斗，各听处田野，故上不靡廪食而得其用，下不失为良农，此略以三代之法，较之他路，欢戚斯可计矣。”
此《碑记》还载：“前此戍守，多关辅之卒，往往三数岁不能得其归。公谓人久劳则怨且惰，将何以固众心而取完力也！自尔更相戍役，止一岁为限。”这就是说，范仲淹体察士情，更改士卒三年戍守期为一年。
对于士兵的基本生活供给，范仲淹予以密切关注。他在其《奏论陕西兵马利害》云：“臣窃知陕西禁军、厢军不下二十万。防秋在近，必须养育训练，以期成功。在乎丰以衣食，使壮其力；积以金帛，示以厚赏。牛酒以悦之，律罚以威之。如此，则兵存斗志，将增以气。”对于克扣士兵衣食的贪官，他无比憎恨，必给予严惩，绝不宽贷。在《范文正公年谱补遗》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鄜州曹司马勋、张式、黄贵减克兵士请受。公言：“当此军期之际，兵士多是饥寒逃亡，若更减克，转难存济。”遂牒鄜州将马勋等三人对诸军处斩。（凤凰出版社《范仲淹全集》766页）由此可见，范仲淹不把士兵作为战争工具看待使用，而是作为人给予应有的尊重和关怀。
四、免赋惩贪，造福于边关民众。范仲淹戍边所在地的陕西，正值大旱，他上书朝廷，奏乞救济陕西饥民。札子云：“臣等窃见陕西永兴军、同、耀、华州、陕府等处，今夏灾旱，得雨最晚，民间秋稼甚无所望，官中仓廪亦无积贮，若不作擘画，即百姓大段流移，殍亡者众。兼军食阙绝，临时转漕不及。臣等乞朝廷速降指挥，委本路都转运使孙沔，速相度上件州军向去救济饥民及办给军食有何次第。如难为擘画，即便于黄河内搬辇自京以来斛斗，往彼应付。仍速行相度沿路如何计纲，即不至艰阻。事状闻奏，候到，乞朝廷早赐施行。”救民于水火之中的那种急切心情，跃然于纸上，岂能不令人动容。
“支移”，是一种变相的徭役，官府要农民将应缴的物资运送到指定的地点缴纳。《宋史》云：“其输有常处，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这是最害民的负担。因此，范仲淹上书朝廷，请求免除。其《奏乞免关中支移二税却乞于次边人中斛斗》札子云：“臣窃见陕西数年以来，科率百端，民力大困，州县督责，不能存济。兵间最为民患者，是支移税赋，转般斛斗。赴延州保安军，山坡险恶，一路食物草料常时踊贵，人户往彼输纳，比别路所贵三倍，比本处州县送纳所费五倍，害民若此，实非久计。臣等欲乞朝廷指挥都转运司，体量关辅今来灾旱，民力困乏。如边储有备，其二税与免支移。并边上人中斛斗大段价高，出却京师，见钱银绢，万数浩瀚，亦令相度。权于次边州军入中，所贵减得官中贵价。既次边有备，则每遇事宜稍慢，可以退那军马于次边就食粮草，既苏民瘵，又不误军期，如此守边，庶为得策。”
包括庆州在内的陕西军民，要交纳战争的一切费用和负担转输支移的徭役，加之旱灾，已是喘不过气来，但还有些酷吏横征暴敛，借机邀功，使庆民雪中加霜。庆民远赴几百里路，到延州申诉，范仲淹立即予以纠正。在庆州《范文正公祠堂记碑》上，记述了这件事。文中说：“凤翔府天兴令持监司符檄来摄州事，以刍粮数百万计暴加于民，促图己功，沸若羹鼎。至有力不堪弊，群窜他邦，甚者断吭绝胫，死以期免。公是时经略四路，请留延安，民闻之，亟相提挈，驰告麾下。公即日走符檄，放天兴令者还任，凡百苛敛一切罢去。未几，公即受命专本路之师。窜者还，危者安，里巷相保，卒如平时之乐。”是范仲淹为庆民赶走了贪官酷吏，是范仲淹为庆民罢去了苛政暴敛。范仲淹调任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庆州知州时，庆民额手称庆，认为活他们的好官来了，“窜者还，危者安”，安居乐业。范仲淹对庆民恩重如山。
五、不分汉羌，同给予密切关注。范仲淹对汉民如此关怀，对羌民亦是如此，他的亲民、惠民的思想，不分民族，不分国界。他在《答赵元昊书》中说：“朝廷以王者无外，有生之民，皆为赤子，何蕃汉之限哉？何胜负之言哉？”他还专门撰写了《王者无外赋》；他在诗词、奏表、文章中所提到的“天下”，是指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天下广大民众。他在宋夏边界上兴修了许多城寨，有一部分用于坚守御敌，有一部分用于收纳内附或流离失所的羌民。据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载，仅范仲淹修复的青涧城、承平、永平废寨，先后收纳流离失所的属羌和归附的羌人达万余户。又据《庆阳县志》载，范仲淹令官军在庆州之北七十里处、桥川与柔远川交汇之地，筑城一座，收纳内附的羌人，使其安居乐业，故名城曰“业乐”，即今甘肃省华池县悦乐镇。对于缺食少种的羌民，他指示属下动用国库，予以救济。《西夏本末》载：“延州东路青涧城、承平寨并保安军北巡检刘化基手下熟户、蕃部，遭西贼打掳，惊移伤残户数并投来蕃部，并在逐寨及本军侧近住坐，未曾归业，公虑恐失其所，却逃入蕃界。遂牒种世衡等，勘会惊移熟户、蕃部，有未敢归业，即便相度邻近官司空闲地，权拨与耕种；如无牛犋者，官与量借粮收买。又勘会惊移人户并投来蕃部，其中甚有缺乏粮食、存济不得、却恐致有逃走，又牒种世衡相度逐户口数目，每十口以上量支借贷禄粟各一石，十口以下支借五斗。常切照管安抚，无令失所。”任福破白豹寨，捉掳到伪首领李家妹，赏于庆州某官员家中为奴，引起羌人不满，不久这位官员调往他地任职。范仲淹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寻找，并移送公文将李家妹接回。访知其亲叔投归庆州淮安镇，又送于其亲叔岁奴收管，令择人出嫁。（凤凰出版社《范仲淹全集》835页）
六、以农养民，发展当地农耕生产。范仲淹在《十事疏》中说：“《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此言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范仲淹每到一处任职，必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爱民、养民的根本。他来庆州，在戎马倥偬中，仍不忘发展当地农耕生产。我们已不清楚他发展农业所采取的措施，但他在当地留有一首《劝农诗》，显现出了他重视发展庆州农业的端倪。诗云：“烹葵剥枣古年丰，莫管时殊俗自同；太守劝农农勉听，从今再愿诵豳风。”豳风，说的是夏太康年问，一贯倡导发展农业的后稷弃的儿子不窑，率领周族人来到北豳，即今庆阳这块土地上，拓土开荒，教民稼穑，播撒农业火种，不但养育了周族人民，使其逐步强大起来，而且促进庆阳农业的发展，使庆阳的农耕生产绵延数千年。这就是豳风。豳风，是农业倡盛之风。范仲淹认为：尽管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周先民所处的时代不同了，但重视农业、发展农耕生产的习惯，应该是一样的。因此，他希望周先民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发展农业的做法和风气，在庆州民间继续发扬光大。
范仲淹以民本思想处理宋夏战争中的各种利害关系，兼之实施必要防御措施，不但使宋夏两国的紧张局势逐步和缓，安定了边界，而且赢得了广大兵民的爱戴崇仰，在庆州为他建立了生祠。就连西夏的羌民，也敬呼他为“龙图老子”。《宋史·范仲淹传》载：“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