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在戍边过程中，总结出一套灵活的战术，有效地防御了西夏的入侵。时间过了近一千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弱小的时期，为反对国民党统治所开展的游击战中，总结出了游击战的基本原则，即“十六字诀”，首先保证了自己生存，然后取得了夺取中国的伟大胜利。我们将二者进行比较，共同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范仲淹《论西事札子》：“臣闻兵家之用，在先观虚实之势，实则避之，虚则攻之。”《论不可乘盛怒进兵奏》：“以臣所见，延州路乞依前奏，且修南安等处废寨，安存熟户并弓箭手，以固藩篱，俯彼巢穴。他日贼大至则守，小至则击，有间则攻，方可就近以扰之，出奇以讨之。”《再议攻守疏》：“愿朝廷于守策之外，更备攻术。彼寇其西，我图其东；彼寇其东，我图其西。宁有备而不行，岂当行而无备也？”《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陕西守策》：“又缘边无税之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险要，每一两指挥共修一堡，以完其家，与城寨相应。彼戎小至，则使属户蕃兵暨弓箭手与诸寨土兵共力御扞；彼戎大举，则二旬之前必闻举集，我之次边军马尽可勾呼驻于坚城，以待敌之进退。缘边山坂重复，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胜，使我师沮而不出，方敢散兵掳掠，过越险阻，更无顾虑。我若持重不战，则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粮草无所给，牛羊无所获，不数日人马困敝，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险。又未能决胜，必不得已而散兵掳掠，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锐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轻而寡弱，可击可逐，使散无所掠，聚不得战。欲长驱深入，我则使诸将出奇以蹑其后；欲全师以归，我则使诸城出兵以乘其弊。彼将进而有祸，不三两举，势必败亡，此守策之要也。”这完全是游击战术在古代的实施、显现。
毛泽东主席总结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泽东主席于一九三0年十二月下旬在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召开的第一次反“围剿”誓师会上题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副对联集中体现了毛泽东主席的游击战术思想。当然，毛泽东主席的游击战术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远不是这几句话可以概括，但这几句话真正凝结了他的游击战术的精华。在这里，我们以它与范仲淹前面提到的“避实就虚”的灵活战法相比较，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
一、都面临的是强大的敌军。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所面临的国民党的围剿军队十倍于己，敌军的强大自不待言。范仲淹所在时期的宋王朝虽然是个大国，但“将懦兵弱”，而西夏虽为小国，但“兵马精劲”，所以宋王朝与西夏在三川口、好水川与定川寨三次较量中，都以失败而告终，可见西夏的军事力量要强于宋王朝。
二、都主张做好应敌的充分准备工作。毛泽东主席主张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主张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仗。他认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范仲淹从长久考虑，建议朝廷“修战备”，他认为“古来和好，鲜克始终”，主张“文武之道，相济而行”，做到“有备无患”。从边界防守上考虑，他利用时间，加紧训练士卒，整修城塞。他还说：“宁有备而不行，岂当行而无备也。”可见他的备战工作是抓得很紧的。
三、都懂得避实就虚、避强就弱的道理。敌人进攻，说明敌人在势力上强大于己，不可硬碰，要避开其锋芒，让其到处奔波，处处扑空。这就是“敌进我退”，或者是“贼大至则守”；当敌人找不见对方、长日奔波而困弊时，要驻下来休息，则“敌驻我扰”，“方可就近以扰之，出奇以讨之”，使其一日数惊，不得安宁，更加困弊。打仗靠士气，士气丧失，人再多也无济于事。这时，双方的力量就发生了变化，敌人由强变弱，而我方则由弱变强，由不利变为了有利。
四、都擅长于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当敌人在其骚扰下疲劳不堪、无心再战时，我则“出兵以乘其弊”，“可击可逐”，这就是“敌疲我打”。当敌人占不上什么便宜或者吃了大亏而要退却时，众心已散，只想退却，不愿恋战，这正是个大好时机，则“敌退我追”，必获更大的胜利。同时，范仲淹还提出：“彼寇其西，我图其东；彼寇其东，我图其西”的战法，也充分体现了范仲淹用兵的灵活性。当然毛泽东主席与国民党周旋时间达二十多年之久，其灵活用兵的方法更多，这里只提他的十六字诀，再不涉及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