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李长科
那天谢老头子来了，开口就说不干了，我一下子慌了神：“怎么做得好好的，就要走了呢？你走了，我们的生意怎么办？”谢老头子并没有因为我的焦急动摇。他告诉我，已经办好了去台湾的签证，肯定要走。还反过来劝我：“小老弟，我也帮你想过，这边有个机会就看你敢不敢了？”
“什么机会？”我问道。
“偷渡去日本！”
谢老头子给我三天时间考虑，并告诉我偷渡去日本，第一、要有八百块港币的买路钱；第二、船上只有一个人知道我是谁，我的生死全挂在这个陌生人身上；第三、万一路上被发现了，可能会被蛇头推到海里，要有心里准备。临走前，谢老头子郑重地对我说：“小老弟，香港地少人稠，不是久居之地。成大事，得放手搏。”
接下来的两天，谢老头子的话一直在我耳边转。香港确实越来越难讨生活，谢老头子一走，没了揽生意的人，竞争那么激烈，能不能继续维持，很难讲。可如果我走了，已经跟着干的兄弟们，又如何是好？动荡的日子，为了生计，为了避祸，周围愿意铤而走险的人不少。胆量我有，可哪里去找八百块的买路钱？
事有凑巧，我还没说我的事儿，伙计夏师傅找我说他住妹妹家，但现在满身都是虱子，不好回去，是不是可以给他点钱，让他另找地方。我告诉他晚上再议。
到晚上我召集大家碰头，一说起夏师傅的事儿，不得了，伙计小山东随手从后脖颈挠了几下，指甲缝里就带出了几个虱子；大山东说身上也痒得不得了。那时候大家都有些迷信，老话是“倒霉虱子多”，正好知道谢老头子要走，大家觉得这就是要倒霉的征兆，合该散伙。最后议定，把包饭生意卖掉，一半钱我带走，另外一半钱大家分。
第二天，我找人卖了包饭生意。可离800元差的还远，怎么办？我又找到了江师傅。江师娘看我着急，可是她也没有足够的现钱。想着想着，直接将自己脖子上的金链子解下来给了我。拿着链子，我心里既感伤又感激，抑制不住哭了出来。“师娘的恩情，我李长科一辈子不会忘，定当加倍奉还。”师母看我哭，反过来安慰我：“我也没想过什么回报，只希望你能抓住机会，好好努力。”
师母的金链子送到娘舅处（那是香港当铺的俗称），当了几百块钱，凑够了800块港币，交给了谢老头子。除了几件衣服，我也没什么能准备之物，只得干等着，心里不免有些忐忑。
四五天过去，终于有人通知我可以上船了。
半夜，我按接头人交代到了码头，和一名叫“小狗子”的宁波人碰面，一同上了一艘小船。船偷偷驶离码头，四周漆黑，不辨方向。没多久，小船靠着一艘大船停了下来。换了船，来不及打量四周的情况，小狗子带着我七拐八拐，进了个没有窗、没有灯的舱室，并叮嘱我，千万不能出去，如果被发现，就只好跳海。
舱室很小，我战战兢兢地爬了进去，蜷着腿坐下。四周一丝光亮没有，隔段时间，会有人给我随便塞点吃的进来。晕船，撕心裂肺地恶心。一个人在黑暗的空间，虚弱加上无助，开始胡思乱想。万一被发现怎么办？就这样跟家人不明不白永别了怎么办？到了日本，日语都不会，该如何落脚？伴随着海浪声和机舱的轰鸣声，一连串问题持续涌上心来。恐惧，无止境的恐惧，差点压垮了我。
没有阳光，没有时间，每日两餐，依着这个计算，我估摸着大约过了一星期，一名船员到舱室塞给我一张海员证，上面写了我的姓名，没有照片，让我自己把照片贴上。并告诉我第二天就要到日本了，到时跟着船员们一起上岸，跟紧些。
第二天晚上，船进了横滨港。走出舱室，四周灯光昏黄。没来得及好好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就被船员夹带着下了船。走在跳板上的时候，我几乎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双手紧紧抓着我的小包裹，紧跟着其他船员后面，深怕漏了一步，就被识破。没想到上岸非常顺利，无人查问，也无人阻拦。
下船看到几处挂着的红灯，算算才知道这天竟然是1951年的元旦。原来大家都去庆祝新年了，难怪港口都这么冷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