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李长科
走出码头时,夜幕初降,码头附近的灯光朦胧暗淡。等了没多久,接应我的人到了。我们搭上公车,到横滨火车站,接着搭上了往东京的火车。
车厢里很暗,只有疏疏落落三五人。窗外灯光闪过,一个小时后,火车到了东京,我紧紧跟在接应人后面下了车,再搭一趟车,就可以到我此行的目的地——江央饭店了,心里却越发紧张。江央饭店有一位王师傅,过去也在三和大酒楼,跟我关系不错。打定来日本的主意后,我第一个想到了他。可关于王师傅的信息,都是朋友们带来的,出发的匆忙,也没来得及和王师傅取得联系,王师傅是不是在,是否能帮我,我心里没底儿。
到达江央饭店时,夜色深沉。说来真是巧,在饭店门口,正好就碰到了王师傅。我上前打招呼。王师傅急着要出门,猛看到我,很是吃惊。来不及叙旧,匆匆忙忙给了我一床被褥,让我先到饭店后面的员工宿舍睡觉,其它再说。
揣着十万分的忐忑,找到员工宿舍,其实就是个空房间,已有十来个人躺在地下睡着了。灯光昏暗,辨不清脸孔,我随便找了窗边一处小空位,裹着棉被,倚着枕头躺了下来。
根本睡不着,心里满是杂乱的思绪:在东京人生地不熟,一句日本话不会说,今后如何谋生?如果偷渡的身份被发现怎么办?明天该怎么跟王师傅开口,他会不会帮助我……
四周鼾声如雷,我也累了一天实在提不起劲儿了。渐渐放松下来才发现紧张了一天,都没有上厕所。初来乍到,也不知道厕所在哪里,想忍,可要怎么说人有三急呢,实在忍不住呀,只好拍醒了睡在旁边的人。
旁边的人被我叫醒,火气一下子上来了,用日本话呵斥我。我吓了一跳,又听不懂日本话,一紧张,嘴里头扬州话、上海话、广东话都爆出来了,对方哪里听得懂。折腾了好一会儿,又打手势,又比划,总算让对方带我去了厕所。
重新躺下,心里更加不安定,异国他乡,解决个三急,已经如此不易,今后如何在此生存尚是问题,又如何做番事业。
疲劳终究战神了紧张,迷糊之间,已经是第二天早上。第一桩事情就是找王师傅。王师傅听明我的状况后,想了想,便将他的一位朋友尹师傅介绍给了我。尹师傅40来岁,身材瘦削,来自横滨的华正楼,这几天因来东京喝喜酒,顺路过来找王师傅叙旧。尹师傅听闻我是上海三和大酒楼出身,问我是否愿意跟他到横滨去,先帮他做几天替工。我没想到这么快便有如此好的机会,满心欢喜,马上应了。
命运真是奇妙,我从横滨到东京才这么短时间,就又回横滨去了。
尹师傅所在的华正楼,地处横滨的中华街。这条街上全是中国人开的店铺,饭店、杂货店、中药铺等等,很多日本人和观光客喜欢来此吃饭购物。华正楼是中华街最大的中华料理店,老板姓胡,是宁波人,50来岁,年轻时便已来日本打工,省吃俭用,勤劳肯干,创下了华正楼这份家业。华正楼里只有两位中国厨师,一位是尹师傅,另一位是张师傅,其他的员工都是年轻的日本人。尹师傅和张师傅对于我的到来非常欢迎。华正楼的生意蒸蒸日上,两位师傅应接不暇,年轻的日本工人,语言不便,有些帮不了忙。我有经验,又都是中国人,好沟通,是再合适不过的帮手了。当天,张师傅便热心地解释厨房作业的各项规矩。听着熟悉的乡音,看着熟悉的中式锅碗瓢盆,恍如又回到了熟悉的上海。
初到华正楼,尹师傅说是帮忙三天,后来三天变成半月,半月变成了长工。在华正楼的那段时间,每天早起练功又被我重新捡了起来。在外闯荡那么久,深知有个好体魄,有能力自保,是多么重要。练完功,我还能比其他员工早一个小时上工。每天下班,我也总是最后一个离开。这是我在日本第一个落脚处,第一份工作,要立足,便需比别人付出加倍甚至十倍的努力。
尹师傅喜欢打麻将。我就跟他商量,如果是准备工作,他拿单子写下来,我去忙,他可以去打麻将。后来,尹师傅见我肯学,开始教我做凉菜、点心。学会了,师傅该做的,我都悄悄地帮着做掉。尹师傅很是开心,一直在老板跟前夸赞我。
也就是过来三个月左右,一次中午休息,大家都走了,我留下来打扫卫生,在走廊下捡到了个信封。打开一看,不得了,一万多美金。打出生就没见过那么多钱呀,这么大笔钱,丢的人得多着急。拿着信封,我立时找到了大厨张师傅讨主意。张师傅说店里就老板可能有这么多钱,大概是老板掉的。便帮忙收下,转交老板。当天下午,就听说钱确实是老板的,已经拿回头了。失主找到了,我当事情就过了。尹师傅却异常开心,一个劲儿说,自己没看错人。
这事儿过了三天,下厨后张师傅满面笑容地找到我。“小赤佬,好福气呀,不错不错,老板要招你做女婿了。以后可不要忘了是哪个提携了你呦。”张师傅边说边拍着我的肩膀。
“不行,不行呀,师傅,我家里有老婆小孩的。”我忙拒绝。
张师傅一脸诧异地看着我,“小赤佬,这么早就结婚啦。多好的机会哦——”张师傅意味深长地看了我,走开了。
日本战后很穷,经济萧条。战争中,男子战死的很多,女多男少,很多外国人到日本后,为了获得合法身份,都选择找个本地女子成婚。也不管本国家中是否有家小。日本女人也不计较,毕竟男人荒严重,能找个安心留下来过日子的就行。我那时候还是黑户,时刻有被发现遣返的危险,找本地人结婚,当然是最便捷解决这个难题的方式。如今橄榄枝伸到我跟前,要说全没有动心,那是假话。而且对方还是老板的女儿,在事业上可以给与我帮助。加之老板是华裔,语言文化都没有障碍。在外人看来,这是再好不过的姻缘了,可我心底里总有个声音在喊:素清在等我,我要回去与她团圆,我不能让她像王宝钏一样等上十八年……
后来师傅们带话出来,老板问是不是我嫌弃他女儿不够好看。师傅们劝我好好考虑,居留的问题才是最紧要的。大陆的女人,生死不知,相隔两地,何时能聚,还能不能见,都不知道,要抓住眼前。虽然我百般解释,老板那里,总还是有了嫌隙。毕竟我来日本那么长时间,并不像别人有家书寄到,很难让人相信我真的有家小。
是呀,家里人为什么不给我来个信呢?想到老板师傅们的误解,想到家中老小的安危,漂泊异国的伤感顿时席卷全身。
能掌勺做菜后,我的工资就涨到了大约是50块美金,六个月后,就又涨到了100块美金。除了必要的开支,余下的钱我都寄回家。因为那时候日本和中国不通商,我的信都是先寄到香港堂哥李长华处,请他代为转寄。我虽然初通文墨,读书看报可以,信却写不来,不知道应该写些什么,往往两三天写不出一封信来。但每三个月寄一次钱,我却从来没有耽误过。去了那么多信,素清为什么不给我回信呢?
到日本稍稍站稳脚跟后,我便忙着找人。在上海有个人叫佘德科的师傅,是把我介绍到三和酒楼当学徒的中间人。我离开上海的时候,他托我帮着找儿子。大陆解放的时候,佘师傅和儿子失散了,听说随军队退到台湾去了。我之前到香港打听到老人的一个外甥是和佘师傅儿子一个部队的,听说早一年也来了日本,或许知道消息。
可惜,多方打听虽然找到了这位表兄,得到确实不幸的消息:佘师傅的儿子早几年被流弹打伤死了。兵荒马乱的岁月,大家都是忙着求生,这样的消息,也没有来得及给捎回去。表兄的意思是不能告诉老人家,老人家就一个儿子,如今一个人在上海孤苦无依,不知道,多少还能有点幻想,知道了就是致命的打击。我觉得表兄的顾虑有道理,但老人长期忧心,生活也没有保障,也没法好好生活。
“我可以给代替他儿子,给他寄钱,为他养老送终呀。”思定后,我开始定期给佘师傅寄钱寄信。佘师傅也常托人带信给我。直到老人去世,我一直没有告诉他他儿子已经死于战火的消息。老人去世,我用300美金,请人置办了上好的棺材,为老人送终。
动荡的岁月,这似乎是我唯一能为老人做的。老人一辈子没有等来团圆,我那隔着万里的亲人,团圆之期又在何时。想想不禁又是满腹的忧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