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李素清
1950年6月30日,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全国范围内的没收地主土地开始推开。我娘家被划定的成份是地主,“地主有罪!”打击一波接着一波,先是财产被罚没,后来父亲又莫名其妙进了监狱,两年后才放出来。
这一切还仅仅是个开始,土改、肃反、反资、整风、整社……一连串的政治运动,父亲因为地主的帽子扣着,一样都没有避过,身心饱受摧残。
这段时间我在清贫的夫家,娘家的种种倒未波及于我。还因为识字断文,终于脱离了繁重的农事。土改后,土地重新分配,实行了人民公社制,每个人统一分配不同的工作。新政府大力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我是村里极少数识字的妇女,一时成了香饽饽,居然还有了选工作的机会。说起来,这一切还是父亲对我的恩泽,可作为父亲最心爱的女儿,我对父亲正在遭受的一切,却无能为力。
生活还要继续,容不得你花时间去悲情,况且我还有永松要养活。因为看了太多农村妇女生产的不易,加之自己也亲生经历过九死一生的生产过程,在做了一段时间的妇女工作后,我向上级申请,去医院学习当助产士。
终于摆脱了田间劳作的辛苦,加之有了工资收入,虽然微博,但很有成就感。我将我的全数收入均交予公婆做家计之用,客观上改善了家里的境况,公婆、小叔、姑子,对我的态度更加和缓。
妇产科医院的院长很慈祥,看我总是独来独往,对我特别照顾。一日,院长单独将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一开口把我吓了一跳。“小李啊,我很喜欢你,做我的儿媳妇怎么样?你知道的,我儿子的太太早逝,现在在儿童医院做院长,三十出头,比你大一些,年龄也合适的。”
那年月,有海外关系,并不合适让人知道。可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赶紧向院长说明,我已结婚,儿子都已经六岁多了,只是先生在国外打工,还没有回来。院长听后,好心提醒我:“现在的局势,你先生还能回得了吗?他在外面一定有再娶的机会,你还年轻,要为自己打算啊。
“我不会再嫁的,我不要永松叫别人爸爸。”我对院长说。了解了我的态度后,院长依然对我照顾有加。后来还干脆收我做了义女,并鼓励我去将长科找回来:“等待绝对不是好办法,他回不来,你可以去找他啊。”
院长的话启发了我,我的心里也渐渐有了出去找长科的想法。另一个促动我去寻夫的因素是永松。仿佛是转眼的功夫,那个曾经为了在母亲怀中多贪恋一会儿,使劲儿哭闹的小人儿,已经可以帮助我干家务了。永松这孩子,自小就特别懂事,特别会体恤人。多年来,我们娘俩相依为命,感情非同一般母子。可孩子大了,看到别的孩子逢年过节,父亲会买衣服,买好吃的,而他的父亲,一直只是一张黑白照片上一个高额圆脸的影像。
“爸爸怎么不回来看我呢?”每次永松向我讨爸爸,我便会耐着心思,将长科的家书拿出来,给他读上几封,告诉他爸爸在外工作,是为了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事情好多,不能回来看我们。长科在外多年,家书中说了他种种经历,多有不易。我从未收到过家用,也没有怀疑过,就觉得在外讨生活也不容易,攒不下钱也正常。但为了哄住永松,私下里我千方百计省下自己的零用,到过年过节了,就给永松买最好的鞋子、帽子,告诉他这是爸爸给他的礼物。
孩子好哄,可我自己的心却已经快被思念挤垮。我虽然从小读书识字,可从小念得都是书,那都是旧书,父亲给我灌输的生活之道,还是在家从夫,出嫁从夫的三从四德。长科夫君七八年没有回家,我的半边天是不全的啊。
“我一定要带着永松去找爸爸。”
当我鼓起勇气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公婆时,意外的是他们非但没有反对,还想方设法帮我打听出去的法子。那时出国,合法途径我们不可能有,非正常的渠道出去,要冒生命危险。因为要带着永松一起冒险,我决心有了,行动上却是迟疑的。而最后让我迈出这一步的,还是我的父亲。
自从父亲被扣上了地主的帽子后,为了不牵累我这个宝贝女儿,父亲就没有再上过我家门,也坚决不让我回娘家探望。住在一个城市,我们与父母见面的次数,几年来掐指可数。那是1956年的农历年年底,天已黑了,家里人忙碌了一天,也都歇息了。我隐约听到有人敲后院门。起来开门一看,是满脸焦急憔悴的父亲。“素清,一定要逃出去,不管多难,一定要逃出去。”才说一句话,父亲紧握着我的手,眼泪就下来了。“爹爹就怕连累了你受罪啊。”
我忙着让父亲进门,父亲拒绝了。父亲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敬重的人,为着守住祖上留下来的家业,一辈子没能走出乡村,施展抱负。政局的改变,家财散尽,父亲尽力守护的东西,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原本受尊重的乡绅,一下子成为了人人喊打的“牛鬼蛇神”,达观如父亲,也深受打击。夜色没能掩盖父亲的悲伤,只是成了父亲鼓起勇气来催促女儿上路的掩护。
深怕给我带来麻烦,父亲一刻不敢多留。望着父亲转身消失在夜幕中的背影,我心酸难耐,却不敢发出一点声响,生怕惊动了有心人,又给父亲带来不必要的打击。
一九五六年年末,父亲一病不起。临终前,家人各种宽慰,父亲始终不能闭上双眼。娘家托人喊我回去,我赶到家时,父亲已是只要出气,没有进气。看到病榻中瘦得不成人形的父亲,悲愤之情如何能够掩藏。看着我哭,父亲努力挣扎着要起身说话,最后只化作了喉咙口的模糊的“呃——呃——”声。家人劝住我,让我说几句宽慰父亲的话,好让父亲好好走。父亲偏疼我,我知道,他不放心我,我也知道。“我一定会出去,去找你女婿的,一定会的。”我的话音刚落,父亲也结束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呼吸。
父亲的死,对我打击很大。那段日子,我心里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再催促我,素清啊,不能再等了,不能再等了。
没有通行证、没有护照,我自己的私房钱就十块人民币,亲戚朋友东拼西凑了七十块。行李也不敢多带,怕招人注意。临行前,公婆坚持要到我娘家去道歉,这么多年他们没有善待我这个媳妇。这个媳妇却帮助他们将半大的小叔、小姑带到娶媳嫁人。离家容易,回家难,公婆的心思,我这带着永松一走,怕是今后不能再见,彼此不要有恨。其实我心里并没有恨意,照顾弟弟妹妹,是长科临行前,我答应他的。责任完成了,公婆能支持我去找长科,我的心里特别感激。
1957年农历三月是出发的日子。从小跟着奶奶耳濡目染,我一直信佛。出发前,我一个人悄悄去了扬州的观音山,想拜拜菩萨。那个年月寺庙都被破了“四旧”,僧人也被要求还俗,庙宇空寂破败。说来也神,居然还被我找到了一位穿着百衲衣的老法师。老法师未等我开口,就慈祥地告诉我:“施主,你只能向前走……”一句说完,我便是一惊,法师如何便知道我的心思。心里虽然疑惑,但却踏实了许多。当即发愿:“弟子此去如果顺利平安,定回来重修观音山禅寺。”
出发那日,除了家里人,跟外人说的是去上海看亲戚。公公婆婆将我和永松送到镇江的火车站,塞给了我十块钱,一再叮嘱我路上千万小心,如果不成还是回来,再想办法。
九十块钱,一个背囊,算上亲戚陪着到上海结婚那次,这还只是我第二次出远门。巴西在哪里?盘缠在哪里?除了信念,其实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名副其实的路在脚下。
要去巴西,就要先去香港。在上海,长科的堂姐李秀华听说我要带着孩子去巴西找长科,给了我三十块人民币。一百二十块人民币,要支撑我的寻夫路。
从上海搭火车一路到广州,路上倒还顺利。但下了火车,坏了,口袋里只剩下十块钱。找最便宜的旅馆住下,下一步应该如何走,不知道,旅费在哪里,也不知道。
祸不单行,当天半夜,永松突发高烧,昏迷不醒。病势来得凶险,一度出现了大小便失禁。孤身异乡,我失了魂。老天爷呀,难道真的就不给我们母子活路?惊恐中,我寸步不离守着永松,熬过了一夜。一早,旅馆老板娘余太太发现了我的困境,帮忙将永松送到了医院。检查结果是急性脑膜炎,医生一句话:“再迟点,神仙也救不了。”将我七魂吓走了三魂。
住院期间,我一句广东话不会讲,余太太不断安慰我,帮忙打理各类事宜。一个星期后永松出院,正当我为医药费发愁时,余太太一声不响就帮忙结清了。后来为了让永松好好休养,我们又在余太太的旅馆住了20多天,余太太分文不肯收。非但如此,听说了我的经历,竟然还帮忙弄到了一张去澳门的通行证。此时的香港和大陆,是两个政府,想要正常出去,是不可能了。佘太太建议我取道澳门,再设法到香港,应该容易些。萍水相逢,这样的恩情,真是万分感念。
离开广州那天,余太太一直将我和永松送到码头。我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言语表达,最后就只好重复着:“将来一定要报答。”余太太却豪爽的地笑笑说:“不要这样说,将来我会在哪里谁知道呢?如果你将来好了,就去救济落难的人吧!那就等于是报答我了。”临别,佘太太还塞给我一笔路费和一只金戒指:“留个纪念吧。”
真应了余太太的话,我后来顺利到了巴西,托人寻找余太太,想要回报她的援助,尽然怎么也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