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甚至吩咐谭桂英去给老伙计下一碗荷包蛋汤。陈大晨颤巍巍地立起来，连连摆手说不要。谭桂英意味深长地望了他一眼，肥大的屁股一扭一扭地进了厨房。那碗蛋汤喝得陈大晨感慨万分，就差没流泪了。
临走时，下起了小雪，天色渐渐暗淡了下来，应该到午后时光了。陈大晨走到门口时，罗能国把大烟枪递到了他手上。他疑惑地望了老伙计一眼，坚决地摇摇头说：“这个——我现在还不能要！”
“那要等什么时候要！”爷爷仿佛生气了。
“我晓得你早就看上了这杆大烟枪，只盼我早死……”
“快莫讲这话，”陈大晨紧握着罗能国的手，眷念地望了望那把大烟枪，“我怎么能拿你的宝贝呢！”
他缩了缩脖子，耷拉着脑袋，一步一步地消失于茫茫的小雪中，最后化作一个黑点。罗能国怅然地望着那个远去的黑点，颤巍巍地点燃烟。
三天后的下午，坐在火塘旁打盹的爷爷突然身子一歪，一头栽倒在地上。
那年冬天的河面结了很厚的冰层，有胆大的孩子竟然能在冰面上行走。寒风夹杂着雨雪，天气格外寒冷，罗能国卧床不起的几天里，这样的坏天气一直陪伴着他。直觉告诉我，爷爷可能快要死了。事实上，所有的人，都一直心照不宣地这么认为。赤脚医生请过来，打了几针说不清名字的药剂，然后就走了。他对父亲说：
“如果这针没让他挺住，那就赶紧准备后事吧！”
当时躺在床上的罗能国大小便失禁，一股恶臭久久地在逼仄的房间里飘荡。他神志不清，昏天暗地地沉睡着。这是分外窒息的几天。雨雪没日没夜地下着，天冷得几乎让人不敢出门。
第四天的下午，陈大晨竟然来了，拄着拐杖，他的到来让我们吃了一惊。谭桂英用少有的真诚去感谢他的探望。可惜那个时候他的老伙计已经昏睡，闭着眼睛，不能言语。
他坐在床沿上，大声地喊了声：“老伙计，过来看你来啦！”
罗能国的嘴唇嗫嚅了一下，仿佛听见了。好一会儿，那双小眼睛打开了一条小缝隙，很激动地望着老伙计，嘴唇一直颤抖着，大家凑向前，听了半天，一句话也没有听清。只见他的眼光一个劲地往床边瞟，那儿摆着大烟枪。
罗能国再也没有睁开过眼，他陷入了深度的昏迷。陈大晨用大烟枪在床沿上一边敲一边喊：“老伙计，你睁开眼看看啊，我没拿走你的烟枪！你倒睁开眼看看哪！”任凭他怎么呼唤，罗能国的脸上已没有一丝的表情。陈大晨面色沮丧地站起来，像被连根拔起的老树，摇摇晃晃了一阵子才立稳。罗寡妇要把大烟枪交付给他，他摇了摇头拒绝了，用眼角的余光瞥向床上已经纹丝不动的罗能国。
走出家门时，罗寡妇轻声说：“那等他死了给你送来，反正这东西我们也用不上了。”
第二天是个久违的晴天，寒冷的冬阳使得残雪开始渐渐融化。早餐的时候，一股神秘的力量驱使我跑去西厢房，我预感到床上的人可能已经不行了。
我很快跑了回来，对他们说：
“爷爷可能已经死了。”
他们纷纷放下碗筷，一阵慌乱，一起挤进那间空气混浊、恶臭冲天的房间，果然如我说的，我的爷爷不知道在哪个时段里，悄悄地离去了。
“听说人临死的时候都会有个把时辰的回光返照的时间，可惜没有看到。”我听见有个堂叔这样说。
所有人都很沮丧，阴沉着脸，什么话也没有说。无疑，在爷爷回光返照的时光里，我们没有一个人陪伴在他身边。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遗憾。无从得知，他们的沮丧是不是来源于此。
那个寒冷的冬天，我趿拉着爷爷那双过于宽大的棉布鞋，冰凉的小脚像伸进了一只大船。奔丧的人群闹哄哄的，乱成了一片。我的目光从那一个个熟悉而陌生的身上穿过，没有发现陈大晨的影子。隆冬大地白茫茫的一片，了无生气，寒鸦立在结了冰的松树上，叫声一声比一声凄厉，一点春天的影子都看不到。
一天后，罗寡妇叮嘱我把那杆大烟枪送给陈大晨。走出家门没多远，我就看见陈大晨的孙子一路小跑着朝我走来，红扑扑的脸蛋冻得像个红富士，鼻梁上悬挂着两行危在旦夕的黄鼻涕，他气喘吁吁地告诉我：“爷爷昨夜就过世了。”
2012年9月4日于长沙咸嘉新村西
■最后一个道士
最后一户山民搬离牯岭，已是两三年前的事了。以前尚有条简易的乱石铺就的小径，羊肠子一般，从青葱陡峭的悬崖边上盘绕上去，绕得人眼花缭乱。因为走的人少，日渐荒废，没几年工夫，便给杂草吞噬了。从石门到牯岭，沿着这样的小道得爬上半天，通常上去一趟，都是大汗淋漓，双膝发软，经凛冽的山风一吹，无不倒抽冷气。那败落的小庙，叫蛇神庙，据说很有些年头，具体多少年代，大家都语焉不详，离山顶尚有一箭之地，“****”前这里还有些出家人，后来被一顿乱棒，还俗的还俗，回家的回家，庙里被捣了个稀烂，从此便萧条了。此处茂林修竹，有水井，两侧种满苍翠的松柏，斑驳的墙上挂了一口破钟，山风猛烈时，能吹得叮当响，方圆一里都能听见。通常听见钟声响，便知离蛇神庙不远了。老铁就住这儿。
每年冬天，是年轻邮递员小楼最恼火的时候。差不多隔上一两周，便得上牯岭一趟。山路嶙峋，全是石阶，旁边是深不见底的深涧，压根没法骑车，全靠两条腿。山上的冬天比底下的更野，更烈性些。来得早，去得晚，石门的丘陵原野还是果实累累的世界，牯岭上早已寒霜笼罩，有些高处不胜寒了。秋天还好，沿路都有果子摘，野板栗、野柿子、枞树菇，每回都有收获。冬天就不同了，寒风载道，万物萧瑟，连声鸟叫都难以听到。林场里寂静得可怕，只有自己的喘息和脚步声，偶尔有窸窣抖落的松针，铺得地上金黄一片。小楼天生胆小，牯岭上头有座坟山，上面埋得净是些死得不明不白之人。石门这边常说，一个人走山路，如果背后有人唤你名字，千万别回头。一回头，鬼就缠身了，那是鬼在引诱你。又加上前几年，一支马帮驮运金银花下山时，稍不留神，连人带马一块滚下了悬崖，摔得面目全非的，想想就有些怕。每回爬上去时，小楼都得全身大汗，山风一吹，冷得直叫人打哆嗦。他心里有些说不出的愤慨，不明白这老不死的为何要一心留在牯岭，要留在这孤零零的废庙里。
他唯一的乐趣似乎就是写信，每次上来送信时，他将早已封好的厚厚的信封交给他，反复嘱咐，生怕有疏忽。那些信，都是写给驻防甘肃酒泉的子春的。酒泉在哪？他只知道酒泉在甘肃，老铁的关门弟子子春就在那。而甘肃离牯岭究竟有多远，小楼一片茫然。老铁说：“我徒儿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再转车，才到酒泉。他们驻防的那边都是戈壁和荒漠。”他坐过最久的火车，是四个小时。想想小楼就有些傻眼了，信上描述的千里无人烟的苍凉景象到底是怎样的一片风光？据说，夜里能听见群狼的嚎叫声。他们这边野猪倒是不少，狼却从未见过的。
那来信用的狭长的牛皮信封，上面暗红色的字体醒目地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部队的番号。无需贴邮票，和那些白色的普通信封相比，显得皮实而显分量些。他总能从一大堆信中，一眼分辨出来哪封是老铁的。老铁拿到信，并不忙着读，而是将新写好的，小心翼翼地交给他，刻意叮嘱几句，后来慢慢熟了，也就不必交代了，让他坐在竹凳上闲聊，胡扯乱谈，从瓷盘里抓几只野柿子给他吃。破旧的小庙寂静得可怕，只听得见远处的山涧中有潺潺的瀑布折落下来打在石头上的响声。日子仿佛流水一样，如此这般打发掉了。那老铁接近古稀之年，光着头，尖尖的下巴，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他极少笑，亦不爱说话，爱盯人看，没事的时候让小楼伸出左手掌，说是给他看纹路看命运。“我的命好不好呢？”“好，是副好八字。”老铁呵呵地笑。
这样的时刻，小楼便有些坐不住，屁股下的竹凳凉凉的，他心想老铁一辈子生活在此，怕是准备着成仙的。外边早用上手机和电话机了，这年头谁还用手写信呢？很多次下山的时候，他不禁为这个叫子春的士兵叫苦。按照这样的光景，这老不死的不写到死，怕是不肯收手的。好几次，小楼都想将来信扔进悬崖底算了。有一次，他便这么干了。
那老不死的后来见到小楼的第一句话便说：“我梦见我徒儿给我写的信被人扔了，唉……”他连叹了三声气，叹得小楼心里一阵紧过一阵，莫名地惆怅着。那天送完信，小楼心里像装了块石头，一连几天都有些放不下。一闭眼，老铁那哀苦的目光缓缓地浮出，仿佛带着不忍心的责备。他曾听人说，老铁是个懂法的人，早七八年前，人还活泛的时候，还能下山给人做丧事，早年靠打道场攒了点钱，如今老了就不再下山了。早年石门一带的水陆道场都是老铁包了的。打保醮、平安醮、龙王醮、南岳醮，请水打卦问神以求消灾除秽，样样来得。这带称老铁这样的人叫道士或师父。道士们往往集道、佛、巫三种身份于一体，也娶妻，也生子，也吃肉，样样皆能，端的快活。便有家长领着孩子，拜师父的。总归也算得上是门手艺，学成后能养家糊口，最重要的，还不要赤脚下田干活，一个道场下来，按照石门这带的规矩，能赚到一只鸡一尾鱼一块刀头肉和十斤米，再加上百二十块钱，和种田比起来，当然是轻松不少。出门在外，碰上认得的人，也得叫上声师父，也有些脸面。所以，一个师父这辈子下来，带出三四个徒弟，是正常不过的。在石门，登门拜师学艺，需三年整。第一年在师父家帮忙干活，当下手，来年则背诵经书，也随师父去做法事，当个助手什么的，最后一年，基本上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那时，师父会请来别的同行道士，再加徒弟的双亲，出师的抛牌斗法仪式庄严而隆重，一旦通过，徒弟基本上就拜别师父，自立门户了，也算得上是个年轻的师父。
老铁一生收过三个徒弟，子春便是他最小的徒儿。最大的徒弟在云口那边，也年届五十了，长了副木讷的样子，法事做得有些敷衍，外边口碑便有些不好。传到老铁耳边，他心里便有些不快，后来又听说大徒弟的子女反对他做师公，便改行了，老铁心里更是有些失望。到底不是传衣钵的料，那大徒弟早几年倒也上牯岭来过，想要得那衣钵。因为二徒弟去广东打工早不做法事，老大以为老铁会将衣钵传给他的。
那时子春还没来。子春来的那年，才十六。他大伯领过来的，子春高高瘦瘦的个，问他姓名都会脸红。老铁心里便有些喜欢，他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时刚好春天，牯岭的山涧边全是刚出穗的芦草，各种花草都在怒放，走到哪都能嗅到一股芳香。子春从小父母双亡，寄住在大伯家，读完初中，再怎么也不肯继续了。那个羞赧的年轻人不肯袒露一丝的心机，整日寡言少语，翻来覆去地看一本《西游记》，那是家里唯一的一本书，前后都已散了。在家待了一个冬天，大伯终于忍不住了，问他愿不愿意去广东和石门其他人一块进厂。子春没有拒绝的意思，紧锁眉头，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大伯去打听了，才晓得进厂必须得满十八岁才行。当然也可以办个假证，或借别人的身份证也行。只是成年的小伙子们个个都是要去进厂的，身份证一时哪借得到？办假证自不必多说，大伯一听说如果被查出来，要关进去的，早已吓得双手乱摆。子春的路似乎就绝了，只能熬两年，待成年后再像石门的其他后生一般，踏上清晨的第一班长途汽车，开往深圳、凤凰、东莞等地。
子春白天和大伯下地劳动，闲时照旧端着那本破《西游记》，一副入迷的模样。大伯也是看过此书的，有时也和他聊起这部书，聊悟空，聊沙和尚和八戒，主要的还是聊九九八十一难。子春都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那脸色越发苍白。大伯没读过几天书，肚里装的警句名言翻来覆去就几句：“宝剑锋从磨砺出”、“头悬梁锥刺股”、“映雪读书”等，可子春又没再读书，他成绩本也一般，说这些大伯自己都觉得牛头不对马嘴的味道。有天无意中，聊到了唐僧，两人聊起了唐僧的身世，那少年眼中仿佛泛着泪光，呼的一声站起来放下手中的书就往门口疾步走了。大伯顺手翻了翻，书里夹着的照片便落了下来。一个和子春年龄相仿的妹子冒了出来，带着梨窝笑，端的清秀。大伯看了心里突的一惊。
晚上回得晚，子春一个人默默地扒饭。突然就说要去拜师父。
“想好了吗？这不是闹着玩的。”大伯就说。
“嗯。”
“这活儿虽不比干农活，但少不得熬夜吃苦，受人白眼，你再考虑考虑。”
“嗯。”子春放下碗筷时，依旧波澜不惊的样子。
大伯就说：“那好吧，学门手艺也好，以后饿不着，养活一家人总没问题的。”
连夜就准备好了礼品，商量好翌日清晨就上牯岭去。子春默默地在一旁看着大伯收拾，他最后望着那盏昏黄的十五瓦的灯泡凝视着发呆。那展翅的飞蛾永不停歇地围绕着灯泡转，直到活活累死去。大伯收拾完行李，子春顺手便将《西游记》放了进去。大伯说这东西拿上去有什么用，牯岭上边又没通电，你以为还是在家么，在那儿是要干活伺候师父的，唱说念做，样样得学，哪还有闲工夫？
子春默默地将手中的书拿出来。第二天大伯便在灶膛中发觉了书尚未燃尽的灰烬，是那本《西游记》，被子春一把火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