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大多数公司的心态已经从知识储藏变为知识分享。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对标（benchmarking），其背景是质量运动；GE就是其中的翘楚，从1988年开始，它已和其他公司开始系统性地分享最佳实践。Lotus Notes风行，万维网登场，协作性信息技术也推动了知识管理和智识资本的发展。“非此地发明”（not invented here）的抵制态度让位于“在别处发现”（probably found elsewhere）的开放性。
●知识经济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兴的美国上市公司没有大规模的有形资产，却能坐拥高市值，皆是因为其产品的核心就是知识。微软就是这类企业的代表。市场看好知识的价值，投资者相信，企业的大部分知识资产尚有很大的利用空间。
这种现象是企业转向敏捷模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敏捷竞争的本质就是将知识应用到瞬息万变的市场机遇中，从而产生出价值。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知识经济的提法。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阿斯彭研究所（The Aspen Institute）等单位联合组建信息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在其出版的《1993~1994年鉴》中，以《知识经济：21世纪信息时代的本质》为总标题，用六篇论文从六种角度审视了“明日信息社会”的特征和本质。a第一篇论文《技术在信息时代的地位：把信号转为行动》就明确提出：“信息和知识正在取代资本和能源而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资产，正同资本和能源在三百年前取代土地和劳动力一样。而且，本世纪技术的发展，使劳动由体力变为智
a Myer， Paul J. (1993). “The Knowledge Economy： The Nature of Inform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al Studies.
力。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世界经济已变成信息密集的经济，信息技术具有独特的经济属性。”
1996年，经合组织（OECD）在其发表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知识经济，认为它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依附在人力资本和技术中的知识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OECD (1996). “The Knowledg-based Economy”. OECD/GD (96) 102.]。接下来又出现了新经济、数字经济的说法，但不论用何种方式称呼，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市场经济结构诞生了。
为了顺应这一潮流，克林顿-戈尔政权的经济政策逐步出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成为该政策的直接驱动力。早在1992年总统竞选期间，克林顿（Bill Clinton）就向美国人承诺要使信息高速公路像州际高速公路系统那样成为国家基础结构的新基石。1993年2月，时任总统的克林顿签署法令，致力建设全美的信息高速公路。此后，世界各国纷纷效仿，信息技术日益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克氏的这一计划对于国际互联网的发展起到了革命性的助推作用。
互联网（新国家信息基础）、硅谷（新产业基地）、企业价值经营（高估值、强势美元）的三大组合共同勾勒出美国产业的新面貌。雅虎等互联网企业的异军突起见证了这种经济政策的成效。此时，人们方才切实感觉到知识升级为杠杆的喜悦。美国企业历经一番阵痛，终于迎来复苏的曙光。与之相反，曾经辉煌的日本企业却并未注意到美国企业的转型实质，而是简单地将其理解为美国经济环境的复苏，那时的短浅导致其深陷日后的发展泥潭。
考其源流，最早提出知识经济相关概念的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德鲁克及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三位学者。马克卢普毕生都在评估信息工业的规模和增长率。他使用的是统计学上的方法，把知识产业分为五大类（教育、研发、传播业、信息设备和信息服务），每一类都各有其经济价值，据此计算它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如果份额有增加的趋势，就可由此绘出信息经济的成长轨迹。1962年，马克卢普出版《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一书，分析和论证了知识和信息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发现，美国在1947～1958年，知识产业以平均每年10.6%的速度成长，是国民生产总值成长速度的两倍；1959年美国从事知识产业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31.6%。[Machlup， Fritz (1962).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73年，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指出，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知识革新，这又反过来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他提出“断层时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的观点，意谓凡是有历史眼光与世界意识的人都会警觉到人类已进入眼光空前未有的新境界，一种新文化已经形成，一个新社会已经到来，而科技的快速成长是最好的例子。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所要探讨的主题之一是知识的主宰性和对知识的依赖性。新产业是超越传统所谓科学范围的知识，是各个学科交互综合的结果。后工业社会中，信息的处理（processing）而不是产品的制造（fabricating）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关键角色，同时服务业的内涵也由原来工业社会支持商品生产的服务行业转变为以信息性质的服务业为主。
德鲁克自己所写的一本著作的名字就叫《断层时代》（1969年)，尽管他使得“知识经济”的表述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见该书第12章），他在书中将此一说法归功于马克卢普甚至更早的泰勒。而知识经济的基础，数年前德鲁克早在另一部著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彼得·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许是祥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中就触及了。他分辨了体力劳动者和知识工作者的区别：前者使用双手生产产品和服务，后者使用头脑生产主意、知识和信息。[Drucker， Peter F. (1966). The Effective Executive. Harper Business. ]
1993年，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提出，我们正在进入知识社会，它是一个以知识为核心的社会，“智识资本”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高等教育者成为社会的主流。“知识的生产率将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家公司竞争的决定因素。”专业化的工作者精通电脑，在处理数据、开发算法和模拟模型方面受过精心培训，了解如何创新流程和系统。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认为当下的经济远较以前富有活力，比较优势的重要性不敌竞争优势，后者建立在更有效的投入上，这就需要不断创新。[Porter， Michael E. (November 1998). “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ttps：//hbr.org/1998/11/clusters-and-the-new-economics-of-competition/.]
当然，由于对知识的定义的模糊性，很多人混用“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实证上，对信息经济最负盛名的研究是马克·波拉（Marc Uri Porat）1977年主导发布的《信息经济》巨著，对“信息经济”的概念赋予“可操作的定义”，并设计出一套测量方法，从美国所有产业部门中析出“主要信息部门”和“次要信息部门”，结果计算出美国早在1967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就有46%与信息活动有关，全国几乎一半的劳动力从事有关信息的工作，赚取劳动所得的53%[Porat， Marc U. (1977).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f.ce of Telecommunications.]。首先，波拉这项规模庞大的调查研究让我们明白了一个事实：在工业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服务业所占比重远超过制造业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因为服务业产值中包含着庞大的“信息活动”在内。其次，波拉的报告又论述了信息符号的操作如何在工业社会的生产组合过程及生产力增长方面扮演越来越主要的角色。在此基础上，波拉把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的美国经济定义为“信息经济”。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讨论信息经济与信息社会的著作与文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研究得最有深度的学者，首推卡斯特（M. Castells）[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均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他提出，生产、贸易及其他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包括两方面：一是产品由标准化的大量生产转变为适应用户需要的灵活弹性生产；二是生产单位结构由传统上的垂直分工整合转变为管理权力下放的水平生产网络，下层单位拥有自主决定权，但又通过网络与公司其他单位重新整合，而公司本身又与其他公司建立零部件甚至成品的生产合作的关系网络，以便适应日趋多元复杂且瞬息万变的市场需要。同时，经济活动全球化，不但跨国企业必须进行全球竞争，中小企业也必须在世界市场上竞逐订单，并与外国大公司建立生产伙伴关系。传统的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贸易被打破，各国经济活动互相渗透，互相结盟，市场不但“国际化”，而且正走向打破国家疆域的统一的“全球化”市场。其后是信息技术革命，包括微电子技术、信息处理技术和电信技术等三种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它们一方面是上述经济活动及组织方式转型同经济全球化之需要所促成，同时又反过来加速了经济的转型和全球化的趋势。
以上对知识经济的界定，是针对其结构和功能上的特点予以较客观的描述。相对而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财经媒体所流行的“新经济”概念，虽然外延与“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等同，也涵盖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经济结构和功能的各项变化，但在内涵上则特别强调生产力，认为不仅信息技术产业部门的生产力取得了大跃进，而且惠及传统制造业和其他经济部门。更进一步，新经济又有被神奇化的倾向，例如说生产力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致使“效益递减”的经济定律不再适用；[凯文·凯利：《新经济 新规则：网络经济的十种策略》，刘仲涛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弹性生产和即时供应技术的应用可以保证供需平衡，因而不会再发生由繁荣到衰退和萧条的景气循环等。到此的新经济概念已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
●由制而创
1994年10月3日，《财富》刊登了斯图尔特另外一篇谈智识资本的文章，名字一目了然：《你公司最有价值的资产：智识资本》[Stewart， Thomas A. (October 3， 1994). “Your Company’s Most Valuable Asset： Intellectual Capital”. http：//archive.fortune.com/magazines/fortune/fortune_archive/1994/10/03/79803/index.htm.]。其核心观点是新经济的主要成分是智识资本的内在表现形式，即技能、知识和信息。对于新经济环境中的制造业而言，其核心资本也应该由流水线、厂房转变成知识和信息。
20世纪末，软件的兴起以及互联网的商业化，让传统制造业一度陷入增长乏力的境地。和处于不断的信息交换中的互联网产业相比，制造业让用户难以感觉到“温度”，产品的存在似乎仅仅是为了满足功能性的需求而已。加之陈旧的产业结构，越来越稀薄的利润，似乎在昭示，这里风景不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