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手起家，艰苦奋斗是温州人最主要的创业精神，也是温州模式最核心的内容之一。
在中国，温州商人是公认的白手起家的典范。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他们最善于经商。许多温州人都是白手起家，道路坎坷，都有开拓创新精神，他们不但善于创新，甚至“胆大包天”，在温州人心里，不存在“下岗”这个词，也不存在“失业”这个词。
1.敢吃苦中苦的温州商人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温州偏居于中国的东南一隅，三面皆环山，地势险要，陆路难通，不亚于李白所感叹的“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说起与外界的联系倒是有一条水路，然而单只这样一条水道又怎能让温州人走出去面对世界呢？交通的不便使得普通的温州百姓祖祖辈辈与外界隔绝，许多久居深山的老年妇女终身未进过县城，而进一趟县城几乎成了山里人的一种奢望。地狭人多、藏贫寓困的温州绝非理想中的居住之地，它能给人们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地都已十分勉强，更别奢谈富家建业了，因而温州人世代清贫。
温饱难得，立业无望。怎么办？是抱怨命运不济，力求奋起，英雄造时势，还是屈从命运的安排，自甘贫寒？
可贵的是，温州人的独特个性使他们选择了前者，他们虽然相信命运却不接受命运的安排。于是一代代的温州人挑起了货郎担，推起了独轮车，背井离乡，游历天下。他们要凭着一身薄技，靠着两只草鞋，跋山涉水，自谋生路。由于不辞劳苦，不畏险阻，一点一点地积攒着从别人衣袋中挣来的硬币和毛票，他们造就了尚可称道的小小的富足，后来又创造了穷乡僻壤间的小小的殷实。再到后来，他们则创造了改革开放早期温州经济的腾飞，以至当今温州经济的辉煌。
大约20多年前，在温州市乐清县柳河镇的一条小的巷拐角处，路人几乎每天都会看到一个简陋的鞋摊。一个身体单薄年仅16岁的男孩夏天头顶炎炎烈日，冬天身迎凛凛寒风，一年四季总在低着头闷声不响地补着别人送来的旧鞋。他那本应稚嫩光滑的双手早已被磨得粗糙不平，有时人累脑乏、天寒地冻，他的手指还不时会被锥子扎一下，痛得他全身发颤。每逢此时，这名温州少年总是用破布将冒出的血滴随手拭去，毫不在意地继续手中的工作。他的身边除了补鞋机、砧子、铁锤和几个供顾客补鞋时坐的矮凳之外，便是一些放着铁钉、胶皮的铁桶木盒，其中的一个则放着他的劳动所获——大大小小、疲软污垢的硬币和纸钞。
但正是靠着手上的老茧、血泡、伤痕挣来的硬币和纸钞，靠着无言忍受常年的风吹雨打，这名温州少年迅速成熟起来，也积攒下了一点有限的资本，于是他另走它路，他和伙伴一起开了一间小小的作坊，生产起当时风靡柳市的低压电器来。小鞋匠由此成了小老板，开始吃起了另一种更为巨大的苦头——艰苦创业，十几年后，小老板又渐渐熬成了不大不小的老板，后来在开关厂的基础上创立了大集团，成了一名享誉中外的民营企业家，也成了一名参政议政的全国人大代表。这个人，电视上常见他的身影，报纸里也常有他的大名，他时而陪同国家领导人视察自己的企业，时而出访国外商界，时而与国内外企业家共上“论坛”。他就是拥有个人资产20亿元，被温州人常挂嘴边、引以为豪，同时又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大陆第65位富豪的传奇人物——正泰集团董事长、优秀民营企业家南存辉。不难想见，南存辉是一个通过坚毅奋进、吃苦耐劳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也是一个命运的强者。灰姑娘长成了美丽不可芳物的大美人，小小的补鞋匠变成了现代企业家，对南存辉来说，这是上天的特殊眷顾，还是命运的时常垂青？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而究其实，似乎应该援引古老的传统和先贤的教诲：成功从不驾临好逸恶劳懒惰人的身上，不想吃苦却要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这当然是做不到的。换言之，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由南存辉的经历不难看出，温州人是最善于掌握自己命运的人，而他们掌握自己命运的一个最根本的途径便是通过吃苦精神，这正是温州人致富的重要法宝。
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温州人如此理解，如此实践，也如此白手起家，获得巨大成功。
2.凭勤奋立业的温州商人
温州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自立于天地之间的独立精神，正缘于此，无数温州人走向五湖四海，闯荡大江南北。在保持高度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团队意识的前提下，温州人又都是一个个商场上的独行侠，他们立足点往往只有两个字——勤奋。
温州自古就没有因穷而找政府的习惯，自古就明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道理。他们清楚地知道，生活始终只有靠自己，勤奋才能换来幸福。
大企业家季中良的创业经历就很能看出温州人凭勤奋立业的优良特性。在温州本土，季中良的名气并不算大，可是在大西北，他却是响当当的服装大王。其麾下有中美合资的兰州中良西服有限公司，年产西服20多万套，销售额高达几个亿。作为当地的社会名流，他还有一个甘肃省工商联执行委员的头衔。
十多年前的季中良还只是一名温州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那时不少温州人已经当个体户发了家，一些他所熟悉的同乡也开始下海并屡有所获，而他却是捉襟见肘，日子过得抬不起头。下岗回家他最怕碰到熟人，怕人看到自己一身的寒酸样。他是主动要求下岗，即自动辞职的。温州市运输公司当时效益不好，职工收入很低。季中良妻子偏偏总是多病，孩子又小，拖家带口的，负担很重，生活自然很不容易。作为一个有远见的中年男人，季中良看看公司效益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就算效益上去了，个人的收入也不足以解决自己的家庭困难，靠工资养活妻儿，这辈子恐怕终究是翻不了身的。结果他就自动走了人，成了中国最早的“下岗职工”。
此后的季中良就开始了一段艰辛无比的创业历程：开始时他走街串巷地收啤酒瓶子，接着又在公园门口卖花。1986年，他东凑西借了700块钱，跑到小商品市场摆摊子。从这以后，他又东奔西走做起了服装购销。再以后，他终于办起了自己的纺织品公司。1992年，他承包经营了与自己有几年业务往来的亏损企业——兰州国营三毛服装分厂，一年扭亏为盈。1993年，季中良在大西北站稳了脚跟，出资1000万元，与美国田仁股份投资公司共同创办了西北最大的西服企业——中良西服有限公司。
季中良所走的每一步，都是自强勤奋、努力发愤的脱贫路、致富路。如果没有勤奋拼搏的毅力，也就没有走出困境终成大业的今天。自动下岗，正是勤劳自立的温州人的勇气、温州人的性格，正是温州人万事靠自己的处世之道的体现。
而温州人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关键就在于这种勤奋和自立意识。有人从眼、鼻、嘴、手、脚来对温州人的经商才能加以总结，说温州人只要往大街上一站，用鼻子闻一闻，就能闻出哪儿有赚钱的机会。嘴巴一动，手一伸，脚一迈，赚钱就胜券在握了。从这个形象的解读中我们不难感受到温州人的商业敏感性，但在敏感性背后，我们更应该看到温州人勤奋的品质。正因为勤奋，才会有多跑、多看、多闻、多问、多想、多干，才会捕获到游移不定、若隐若现的商机。
边荒之地新疆新发现了铜矿，温州人会不远万里跑去看看；千里之外的武汉有酒店要转让，温州人会拍马杀到。而促使他们去的原因很简单：“说不定能发现什么机会。”即使平时旅游度假，温州人也会让四体五肢随“勤”而动。温州人李涛在北京逛宜家家居店时，感觉这种国外名牌产品有市场，立即找到家居店负责人谈代理，未料那位负责人开口便说了声：你是温州人吧？李涛惊讶之余，得知自宜家家居店开业起，便不断有温州人找上门要求代理。“宜家”虽然不搞代理，但温州人勤奋的形象却是深深烙在店主的心中。
温州人虽出生于闭塞之地，长于穷乡僻壤，但他们却四海为家，到处寻找发财致富的机会，这正是他们勤奋的最好主角。在温州人心中“财富乃无域之界”、“天下的钱天下勤劳的人均可掌用”。所以温州人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坐享其成为羞耻，以勤劳致富、自力更生为荣。故而别人眼中下贱的工作有温州人做，别人看不上眼的蝇头小钱有温州人努力赚取，在温州人看来，这总比动辄求政府施舍，向路人乞讨来的光明磊落。所以温州人绝不会怨天尤地怪政府，也很少有在家空等政府救济的温州下岗工人和蜷缩墙角闲侃扯淡、无所事事的无聊之徒。正如太原华北服装城经理苏德生所说：“在温州，除了医院的病号或者行动不便的老者，你不会发现有人整天晒太阳。”
勤谋大事，无论是在温州还是在外地，勤奋的温州儿女凭着自身的努力，在贫瘠的土地上播种下了财富的种子，最终建筑起了宏伟壮阔的财富大厦。
3.行动第一的温州商人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而温州人无疑是这一至理名言的典型的实践者，在他们眼里，无论再穷再苦，只要敢于行动，就一定有机会发财致富。温州商人黎峰幼年丧母，又有体弱多病的爷爷奶奶和年幼的弟弟妹妹需要照顾，家境贫寒。很小的时候，黎峰就总在考虑为家庭做点什么，以使家境好转。小学未毕业，他就辍学离校，随父亲做些小生意了。14岁时他到镇上的农业技术站当勤杂工，他拼命地干活，为的是多挣点钱来供弟弟妹妹上学和爷爷奶奶吃药。
1987年，黎峰刚满15岁，这时一条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福建泉州一个农民靠着一种观光鱼发了大财。观光鱼占地少，投资也不多，卖价又高，只要掌握了养殖技术，就一定能赚钱，但要想将这技术学到手，却需要1500元。看到这条消息后，黎峰心有所动，但却拿不出这笔钱来。为了省钱，他决定亲自到福州农学院学艺。
温州和福州同处东南，相距不远，两地方言却千差万别。温州话难懂，福州话也难懂，从没出过门的黎峰又不会普通话，到了福州农学院后，语言不通，想学点本事实在是难如登天，但黎峰还是费尽苦心地学到了养殖技术。回到温州后的1992年，正值国家农业部从农民中招聘技术人员支援索马里，创办赫贝尔农场。这家农场是我国对索马里的一个经济援助项目，需要几个淡水鱼养殖专家，黎峰便应聘报名，目的是作为一名年轻人出外创业，寻找挣钱致富的门径。当时在索马里政府配合下，黎峰作为养殖技术人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农场养殖成效显著。农场不仅200多公顷的良田连年丰收，上千头牛羊成长良好，淡水鱼养殖也比较顺利，这在索马里都是前所未有的。
索马里是个穷国，基本的生活用品都很匮乏。黎峰虽然在这里待的很不习惯，但考虑到非洲的机会也很多，他便决定留在这里发展。正是有基于此，合同期满后，1994年黎峰去了南非，到德班诺港的一家浙江人所开的工厂里上班并开始学习英语。黎峰的目标是到法波德尔去创业。半年后经他观察，在法波德尔和纳米斯地区之间有一家皮革厂，但却没有制鞋厂。于是他聘用了5个工人，从周围地区弄到木材加工成鞋底，然后又买到了皮革，加工木底拖鞋。南非夏季十分炎热，这种木底拖鞋与日本的木屐很像，穿起来却更凉爽，加上制作流程简单，生产成本低，如能确保质量，做到价廉物美，自然会受到顾客的热烈欢迎。这样一来，黎峰所承受的风险很小，即使失败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因而他日以继夜，十分辛苦地加紧创业。
但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具体落实到实处，黎峰才发现困难重重，他所招聘的那些工人本身就没有技术基础，再加上懒惰散漫，因而生产的拖鞋很粗劣，销路不好。黎峰本想回浙江请工人，但因出入境很难办而作罢，只好自己加班加点拼命地干。哪知勉强维持了四个月后，一结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赚到，反而倒赔了几千元，不得已便把工厂关掉了。
工厂关闭后，不甘心认输的黎峰开始从温州购进小商品倒卖，主要是简单的玩具和小装饰品。当时南非的小商品经营市场仍存在着较大的缺口，而这些从中国来的货物价廉物美，很受南非人的欢迎，这样黎峰的情况终于才算好转起来。但小商品的利润并不太大，扣除海运的费用，海关的扣留赚头不多，只能算是小打小闹。
一次，回国探亲时黎峰与一个老乡聊天，了解到国内有一种叫做小黑麦的独特品种，产量和价值是一般品种小麦的10倍以上。黎峰得知小黑麦在国内已经开始推广，市场上也有黑麦食品销售，但在南非却还是闻所未闻的。南非的地价不高，从中国购进黑麦种子也便宜，低成本高产出，这使黎峰看到了这一项目的前景。于是他又开始着手建立了一个农业科技公司，租地培育小黑麦种子出售。公司以比较低的租金租用了100亩地，租期10年。但当时黎峰的资金远远不够，经过他想方设法与对方交涉、谈判，对方终于同意让他先交4年租金，其余部分分期付清，即使这样资金也告了急，买过化肥后，公司的账面上仅剩下了5元钱。回想起创业的艰难，黎峰曾说：“当时要不是好胜心强，一度真的干不下去了。”
敢于行动，有想法就能付诸实践的优点，使黎峰最终获得了成功。小黑麦的成熟使黎峰迎来了一个新阶段：麦种很快就占领了南非市场，公司的效益也就水涨船高，黎峰很快就积累起数百万美元资金。信心大增的黎峰由此开始向其他领域扩张，畜牧、果品加工、生物化工等项目也开始着手。在观察到一年中南非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比较炎热，食品和果品的保鲜技术在当地很受重视后，黎峰与索马里的同事们以及南非当地的农业专家取得联系，又从福州农学院请来教授和大学生，开始进行生物营养学的研究和开发。取得进展后，不仅自己的食品工业有了保证，转让技术又得到了一大笔酬金，仅仅几年时间，黎峰便在南非拥有了相当大的产业，所涉及的领域包括粮食作物的育种以及销售、肉食加工以及销售、奶制品加工以及销售等等。此外，他还成立了一个食品科技研究所。
事实上，不仅仅是黎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创业，从大量实绩来看，优秀的温州商人的成功无不体现了行动出真章，十个想法不如一个行动的意味。作为处于原始创业阶段的生意人，温州商人在现代商海尤其是在国外环境中，经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尴尬，而这种尴尬的程度又推动了用行动一步步去推动自己的创业实践，可以这样说，敢于行动是温州人取得辉煌财富的关键所在。
4.奋进务实的温州商人
已经退休多年的原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到现在还对自己到温州上任的第二年下乡走访时看到的场景记忆犹新。在瑞安镇，他走访一间灯光昏暗的“手工作坊”，见到这家所谓的工厂只有半间房子大小，排列着5台简陋的机器，工场场主是个老太太，一个人负责5台机器做工，还要顺便照看着自己的小孙子。袁芳烈了解到，老太太每天早晨去领料，守着机器加工松紧带，晚上则把加工出来的成品交给小贩，一年下来，收入高达6000元。在当时，物价没有现在这么高，人民币币值也高，6000元可以说是极为惊人的一笔收入，身为市委书记的袁芳烈当时的工资一年也才不到2000元。这一发现使袁芳烈吃了一惊，也让他为温州的前途而感到振奋。他当初是抱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愿望到温州上任的，可是受此感染，他却渐渐演变成了温州经济体制改革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从这个老太太身上，看到了温州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希望，也清醒地认识到温州人所走的路是正确的路、有前途的路，全中国人民都走这个路，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希望。
温州人从老叟到老妪，务实奋进的精神绝非偶然现象。平阳一个“五保”老太太，看着周围的邻居无不忙着创业，自己连唠嗑的伴儿也找不到，于是也萌发了创业挣钱的念头。而且她不只是想想而已，她走出家门，做起了收购兔毛的生意。虽然年岁大，腿脚也不灵便，而且既不识字又不会说普通话，但她却毫无惧意，揣着两张纸条便出门了。两张纸条一张写着：“我是平阳人，请帮我买汽车票。”另一张写着：“我要收购兔毛，每斤多少钱？”靠着这两张纸条，她比划着居然走遍了半个中国，成了收购万元户。
在温州，自古就有重视商业、讲究实践、注重物质的文化传统。早在800多年前的南宋，诞生于温州的“永嘉学派”就力倡“事功”，提倡“实践”精神。该派代表人物叶适跳出儒家轻商贱贾的思想牢笼，否定利义冲突，强调“以利和义”，讲究经世致用。可以说，“事功”即“实践”的思想是温州商业的文化基础，对“实践”执著是温州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温州财富不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铜臭，商贾之士亦不再是九流之末。正是由于这种文化思想的影响，南宋时期温州就已成为拥有发达海外贸易的港口，各国商船频繁进出，不仅为温州带来了丰富的货物，而且开阔了温州人的眼界，给温州引进了生机和活力。温州人不再局限于“农本”，而是积极发展有史以来被称为“末”的商业和作坊业，并且逐渐走出温州这块狭窄的土地，开始成为行走四方、逐利而居的游商部落。悠久的传统沿袭发展到今天，温州人更是被誉称为东方的犹太人，他们不分男女老幼，不论三教九流，都择商贾为业，个个都是怀惝老板梦想的创业者。在温州的创业群体之中，有很多已经有了固定职业，如公司里的职员、讲台上的教师，甚至机关里的小干部，8小时之外也会在家里搞加工；男与女的性别、老与少的年龄，也已不再成为问题。
温州人务实奋进还体现在不受地域限制，那里有发财致富的商机就奔向那里。据说有一家族得知新疆石油生意好做，于是合计一番，全家人便一致达成共识，决定抓住这一商机。他们有钱出钱，没钱出力，连出了嫁的女儿也来入伙，最后年仅19岁的小女儿主动请缨并得到准许，怀揣巨款，万里独行奔赴西陲。这样的事，在一个内地家庭怎么看怎么不可思议，怎么想怎么让人费解，但在温州这样的事却数不胜数。温州的家庭当然也为年轻的女儿担心，但在他们看来，性别并不具有更多的意义，安全问题也并不因性别而有所差异；在经济方面，男人和女人所承担的责任也没有硬性的区别。一切都以务实为主，人人都可以选择他自己的人生道路。可以说，生意场上的温州人中并不存在男人和女人的性别问题，只存在商人和非商人的商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