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武装（民兵）的特点是不脱离生产，寓兵于民。
秦都咸阳自古为军事重镇，历代政权在建立和不断壮大常备军的同时，并以各种形式武装民众，作为常备军的辅助力量，或者地方防卫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立的民兵组织，完全是一种新型的民众武装组织，是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支队伍在地方经济建设、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抢险救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节清代及清以前的民众武装
商代，今咸阳市秦都区境内的程（郢）、毕两封国（部落）实行居则为民、战则为兵的兵民合一制度。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境内各世家大族纷纷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组织私人武装——家兵，加强防卫。
西魏、北周时，有分散在乡间的地主武装——乡兵。其来源是均田制下的农民。战时出征，无事居家生产。
唐代也有兵农合一性质的民众武装，称之为“团结兵”。团结兵一般在本境防守或应调配合作战，军事任务结束，即回乡耕种。
宋代，从农民中抽丁，团聚训练，以抗击辽夏侵扰，名称亦叫“乡兵”。
明代盛行“民壮”“土兵”“乡勇”，用于维持地方治安，一有战事即被招为义勇军。
清末出现了“团练”，咸阳县设总团，村堡设分团，以大刀、长矛为武器，一村有事，鸣锣击鼓为号，邻村闻之救援。但后来多数团练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同治年间，咸阳回民起义军多次攻打咸阳县城，兴平、武功团练会集咸阳城中，镇压回民起义军，在咸阳老城西关燕儿口之战中，团勇死伤1000多人。
辛亥革命爆发后，咸阳籍新军战士王士骥和董毓秀带领20多名新军战士到达咸阳，反正成功。后王、董二人办起了由各商号店员组成的“咸阳商团”，由郑开泰为总指挥，日夜在咸阳城内巡逻，维护社会治安。
第二节民国时期的民众武装
一、国民政府组织的民众武装
（一）民团
民国初年，为保境安民，陕西督军张凤翙在全省各地普遍建立民团。当时民团无统一的编制定额规定，人数数十人、数百人不等。咸阳县境内几乎村村都有民团。有的民团是农民联合组建的，但大多数是豪绅、地主组织的。民团成立初期，在清除匪患、维护地方社会治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后来一些乡绅、地主所把持的民团，称霸乡里，摊粮派款，欺压百姓，危害地方，往往成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工具。如渭河南恶霸白云祥把持的民团，强夺穷人田产，霸占良家妻女，使咸、长、鄠交界处路断人稀，当地农民早就对白家恨之入骨。白云祥所在的钓台镇马家寨村东门外，有座古庙，庙内有口大钟，遇紧急事，白云祥等就去敲钟集合民团。
1928年5月16日，中共长安中心县委和中共咸阳区委决定发动农民举行咸长暴动，捣毁白云祥的家。傍晚，100多人的暴动队伍包围了白家大院，杀了白年娃、白崇年、白仓年，烧了白家账簿。白云祥仓惶出逃，跑到南京找到时任蒋介石警卫团连长的弟弟白云杰，与其一同回陕。白云杰勾结地方官府，密布爪牙，搜捕和“围剿”中共咸阳区委负责人和革命群众。
中共长安中心县委委员亢伯毅、康居仁，中共咸阳区委书记程开运，团区委书记张祜，咸阳区委马家寨村联络点负责人杨恒苍等17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先后被捕，杨恒苍、康居仁、戴启让等惨遭杀害。
（二）国民兵团
咸阳县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春成立了国民兵团。国民兵分脱产与不脱产两部分。脱产部分有警备队、常备队和后备队三种。不脱产部分，县编团，乡或数联保编大队，联保编中队，保编分队，一甲或数甲编班。大队长由县国民兵团委派专人担任，中队长、分队长多由联保主任、保长兼任。
国民兵的训练统由国民兵团负责。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武装
（一）“三愿会”与“抗债会”
1927年7月，冯玉祥同蒋介石合流，在陕西提出了“清党”反共政策。
陕西地方当局强行解散了国共合作的产物——国民党咸阳县党部，查封了农民协会，实行白色恐怖。在这种情况下，咸阳县共产党员张一悟和其兄张祜联络共产党员王崇礼、何藻轩等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动员原来的农协会员，组织“三愿会”，即一愿天下无穷人，打富济贫；二愿天下无恶人，除恶助善；三愿天下无弱人，抑强扶弱。以后又组织“抗债会”，以秘密的方式，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地主恶霸、高利贷盘剥者，督其自动焚烧账目、约据，否则，予以严惩。这一活动在咸阳境内引起了强烈震动，广大民众拍手称快，土豪劣绅闻风丧胆，逼债、讨债、横行乡里欺诈民众的恶劣行径有所收敛。
（二）双照小学民先队
1938年6月，中共党员肖敏在双照小学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发展民先队员和共产党员。从1938年夏到1939年春，肖敏在学生、教师和工人中先后发展民先队员20余人、党员1人，培养党员发展对象2人。
民先队的抗日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咸阳县党部的注意，县党部派特务暗中监视肖敏。针对这种情况，中共组织立即决定调肖敏前往安吴青训班学习，后被编入西北青年救国会华北战地工作团，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940年，肖敏在山西带领群众开展“反扫荡”斗争中壮烈牺牲。
（三）乡丁
1945年，中共咸阳县支部利用合法斗争手段，使中共党员方廷堂获任国民党咸阳县沣桥乡乡长职务。方廷堂在任职期间组建了一支农民武装——“乡丁”，打击土豪劣绅，并处决了当地土匪头子牛娃。方廷堂对“乡丁”下乡收取捐税规定了不准刁难勒索群众、不准逼捐、不准无故抓人的纪律，深受家乡父老的拥护和尊敬。
（四）咸阳县农民自卫队
1949年5月，中共咸阳县工作委员会委员魏治钧为斩断残敌退路，粉碎敌南逃计划，配合解放大军完成解放咸阳的光荣任务，于5月17日晚，亲赴两寺渡村，在冯玉德家召开了冯文秀、许鹏、冯勃等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安排部署了堵截残敌的行动计划。会议决定由王广禄任总指挥，许鹏任前线指挥，冯勃负责联络，会后立即行动。5月18日天刚亮，冯余宽、冯世卿、冯振江在两寺渡村北的石马坟突袭国民党散兵游勇，获枪13支。不久，又在村北十字口截住了国民党运送枪支的牛车，获枪58支。后又集中村上的所有枪支，动员青年参加武装队伍，于5月18日成立了咸阳县农民自卫队，王广禄任大队长。这支地方武装刚刚成立，就收降了鹿原部队王腾肖170多人，获机枪9挺，冲锋枪18支。5月20日，中共咸阳县委决定将咸阳县农民自卫队更名为咸阳联合支队，陈吾愚兼任政委，何田顺任副政委，冯全忠任支队长。
第三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民兵
一、民兵组织
（一）民兵的基本条件
1.年龄条件
1952年以前为18～45岁，基干民兵为18～30岁。1952年为18～40岁，基干民兵为16～25岁。1958年为16～50岁，基干民兵为16～30岁。
1961年，男民兵为16～45岁，女民兵为16～35岁，基干民兵男性为16～30岁，复员退伍军人可延长到40岁；女性为16～25岁。1981年，男民兵为18～35岁，基干民兵为18～28岁。女民兵参照基干民兵年龄根据需要进行选编。
2.身体条件
1981年前，凡身体健康，没有慢性病和残疾的男女青年，均可参加民兵。1981年后，要求基干民兵的身体条件应按照《应征青年体格评选条件》执行，普通民兵必须健康无疾病。
3.政治条件
民兵的政治条件，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1955年以前，吸收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剿匪、肃特、“镇反”等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政治觉悟高的青年参加民兵组织。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期间，对民兵的政治条件，主要是贯彻重视出身成分，又不唯成分论，重在现实表现政策，但在执行中，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普遍对出身成分掌握的偏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民兵政治条件上纠正了“左”的做法，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劳动，现实表现好的适龄公民，均可参加民兵组织。
（二）民兵的编组
“便于领导，便于活动，便于执行任务”，是自咸阳县（市）建立民兵制度以来一直坚持的民兵编组原则。编组的方法，根据当时的战备形势和行政机构，各个时期有所不同。
1950年至1954实行普遍民兵制度时，原咸阳县农村普遍建立了民兵乡队部，领导和管理民兵工作。民兵按小分队、分队或中队进行编组。8～15人编一个小队（因特殊情况不足8人者，亦编为小队），2～5个小队编为一个分队，2～5个分队编为一个中队。小队、分队、中队分别设正副队长各一人。
1955年国家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后，中央军委决定将民兵与预备役“合二为一”，民兵就是预备役。根据这一精神，原咸阳县（市）从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下半年完成了民兵和预备役的合编工作，并取消了女民兵。
合编后参照部队建制，县（市）编为团，区编为营，乡（村）编为连、排，小村编为班。
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化后，由于当时美帝国主义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台湾当局又大肆叫嚣要“反攻大陆”。对此，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指示实行全民皆兵，把全国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大办民兵师。按照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民兵问题的决议》，咸阳县（市）掀起了“大办民兵”的热潮。全县编为民兵师，各公社编为民兵团。民兵组织由农村扩大到城市，机关、学校和各类企业事业单位都建立了民兵组织。适龄妇女也编入民兵组织。参加民兵的年龄也适当扩大。1958年9月22日，咸阳县民兵师举行了授枪典礼大会。
196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了第一部《民兵工作条例》，建立了一年一次的民兵整组制度。同时，又缩小了民兵年龄，在基干民兵中增建了武装基干民兵。结合首次民兵组织整顿和贯彻民兵条例，纠正了“大办民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适当减少了民兵数量。
1962～1965年，在贯彻毛泽东主席“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简称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中，根据战备需要，在咸阳市区内组建了“三抢”（抢修、抢运、抢救）分队和对空射击分队。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咸阳市（县级）的民兵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民兵活动一度处于停顿状态。1969年在中苏关系恶化、珍宝岛事件发生、战备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咸阳市人武部根据上级指示，尽最大努力排除一切干扰，坚持做好民兵和各项战备工作，抓好民兵组织的落实。当年组建了民兵独立团（战时为地方部队，1973年以后改称民兵武装基干团）。并又以飞机场、铁路桥、公路桥为重点防卫地区，建立了咸阳市反空降民兵团。在飞机场周围建立了16个战斗村，在市区建立了专业战勤分队。
从1974年起，在民兵武装基干团内又先后组建了高炮、高机、地炮、侦察、通信、防化、工程、卫生、打坦克爆破班等专业技术分队。
1975～1976年，在“四人帮”（即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所谓的“上海民兵经验”中，咸阳市成立了民兵指挥部，并组织多个“民兵小分队”，进驻城区各街道抓阶级斗争。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民兵小分队时有极“左”行为发生，严重损害了民兵的形象。1976年“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撤销了民兵指挥部和所有民兵小分队，开始了民兵战线上的拨乱反正。
198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调整民兵组织的请示报告》，咸阳市人民武装部按照文件精神，对民兵组织进行了调整。通过调整，缩小了民兵的组建范围，一些小单位不再建立民兵组织；修改了参加民兵的年龄条件，简化了民兵的组织层次；取消了武装基干民兵，保留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1985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兵、预备役工作的意见》中提出的“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抓好重点、打好基础”，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民兵工作方针，秦都区人武部进一步对民兵组织进行了调整。1989年7月，为配合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稳定，咸阳市秦都区组建了民兵应急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