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骙在《文则》中总结了前人作文的法则之后，提出了一系列修辞的原则，在这些原则中，把“辞达”说的影响充分表现了出来。其一，修辞首先要以明晰为要务。他极力推崇“言简不疏”“旨深不晦”，对《檀弓》简练的记事赞不绝口。他甚至认为，和《檀弓》相比，“虽左氏之富艳，敢奋飞于前乎？”（《文则·乙》）在这一基本原则指导下，陈骙强调作文时要忌“病辞”“疑辞”，无论遣词还是构句，须以意义明确为前提，“病辞者，读其辞则病，究其意则明”，“疑辞者，读其辞则疑，究其意则断。”（《文则·乙》）他认为“病辞”和“疑辞”会给读者带来不少麻烦。陈骙在这里所说的“病辞”和“疑辞”，是“辞”之不“达”的具体表现。可见，陈骙的这些主张，和“辞达”说所强调语言的准确和达意这一内涵基本上是一致的。其二，陈骙对语言的晓畅也十分重视，他主张词语贵在通俗。《文则》强调作文要用“浅语”“通语”和“常语”，要像《礼记》中那样“少施祈削”，而对“搜摘古语，撰叙于事”的做法十分厌恶（《文则·甲》）。这些主张和《论语》中运用语言的特点是一致的。《论语》中正是借助简练的对话和行为描写来展示人物形象和思想核心的，其语言的基本特色是“浅显易懂，接近口语”。不难看出，陈骙在语言运用上提倡要努力达到“辞达”所规范的明白畅达的境界。其三，陈骙还十分重视语言的恰当。对这一点，现代学者郑子瑜有独特的见解。郑先生认为，“《文则》论修辞最脍炙人口的，就是‘魔子在颊则行，在额在丑’这句话”。魔子长在不同的地方，会产生截然相反的审美效果，与之类同，词语放在不同的地方，也会产生不同的表达效果。郑先生的话，准确地道出了陈骙的主张之一：运用语言要像“魔子在颊”那样给人以恰当、贴切、自然的感受。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陈骙极力倡导的这些修辞原则和《论语》“辞达”观的内涵基本上是一脉相通的。这绝不是偶尔的巧合，而是陈骙对《论语》的修辞观继承和发扬的结果。
和陈骙相比，陈望道先生要坦率得多。他在《修辞学发凡》中论及消极修辞手法时认为：“消极手法是以明白精确为主的，力求所表现的意义不另含其他意义，又不被其他意义所淆乱。但求实用，不计华质和巧拙。”陈先生对这一论说的来源直言不讳，“这就是古代所谓‘质’的部分。”说到“质”，就不能不追溯到《论语》中诸如“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之类的论述上。这个“质”，实际上就是要求语言的明白、朴素、晓畅、达意，和“辞达”说有异曲同工之妙。陈望道先生积极接受《论语》的“辞达”说，以传统的“文质”观为依据，首次大胆地提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为修辞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堪称修辞学研究中一次飞跃性的突破。其实，陈先生把修辞分为积极和消极两大类，是以传统的“文”和“质”作为划分依据的。陈先生关于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是以《论语》的修辞观为母体，脱胎于传统修辞学说，受用于现代修辞范畴的。
从孔子在《论语》中初创“辞达”说，到二陈各自修辞学说的形成，修辞学每向前跨越一步，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尽管各个时期修辞学发展并不平衡，但无论是萌芽期、初创期，还是成熟期，“辞达”说始终贯穿于修辞学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断臻于完善。《论语》“辞达”说不仅对二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还主宰着传统修辞学的发展方向。当然，《论语》并不是修辞专著，所以，《论语》谈修辞，仅仅限于只言片语，到了二陈时代，修辞就已经发展成为较为系统的专门学说了。无论是陈骙还是陈望道，都能在对传统修辞学的继承与发展中，努力做到传承与创新的融会贯通，用以丰富自己的修辞学说。
三
《论语》对修辞学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它提出了“文质彬彬”说，使“文”和“质”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有关“质”的问题，下面我们再看看关于“文”的问题。
说到“文”，不少人会误认为它和《论语》的主张大相径庭。因为孔子曾对“巧言”明确地表示反感。孔子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其实，我们千万不能因一叶而障目。的确，《论语》中有反“文”的一面，同时，又有尚“文”的另一面。尚“文”和反“文”，都有具体产生的条件和背景，依附于一定的语用环境。《论语》中在谈到“文”和“质”的关系时就毫不含糊地指出：“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论语·颜渊》）“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可见，《论语》并不绝对排斥“文”。《论语》中竭力反对的那种“文”，是指脱离了“仁”这一基本条件，为了装饰于外，务以悦人的花言巧语。这种“文”，只能因辞害意，是修辞的最大忌讳，理所当然地被注重语言表达效果的孔子师徒们所摒弃。至于在语言运用中讲究文采，和“巧言”并不能相提并论。孔子还是十分倡导力求在“仁”与“信”的基础上达到生动和华美的“文”。这样，表达效果才能更好，言辞才能流传得更为久远。“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正此之谓也。
关于这一点，二陈的认识和《论语》中的观点更接近一些。陈骙界定出：“辞以意为本，故辞有缓有急，有轻有重，皆生乎意也。”（《文则·乙》）认为运用语言可以以文饰意。他还说：“《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文则·丙》）陈骙既然认为作文不可无喻，那么，修辞也当然不可无“文”。看来，陈骙并不反对因意而生的“巧言”。和《论语》一样，陈骙对“文”也采取审慎和选择的态度，并不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而要附之于一定的条件。这个“文”要求能使语言产生良好的修辞效果。至于陈望道先生，对“文”更有独特的感受和见解。他在《修辞学发凡》中指出：“积极的修辞，都要使人‘感受’。使人感受却不是这样便可了事，必须使听读者经过了语言文字而有了种种感触。”陈先生特别强调的“不能了事”的“这样”，指代的就是“使人理会只是对意思的轮廓，平实装成语言的定形，便可了事”。在这里，陈先生入木三分地剖析了“文”和“质”的修辞价值，这是对“文质”观最精辟的诠释和阐发。它使我们认识到，单凭平实的语言，难以唤醒读者的共鸣，还要讲究语用技巧。
看来，“文”和“质”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两大修辞体系。“文质彬彬”就是要求在运用语言时要做到“文质兼备”。尽管后来出现了一些与之相悖的主张，但《论语》中确立的“文质彬彬”的原则几乎成为传统修辞学发展过程中的总纲而被接纳。就二陈而言，他们对“文”和“质”的观点并不绝对相同，但都离不开“文质彬彬”这一基本纲目。陈骙在关于修辞原则的认识上有重“质”的倾向，他在总结修辞手法时却并不轻“文”。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把主要笔墨放在了对积极手法的探讨上，但他根据“古代所谓‘文’的部分”和“古代所谓‘质’的部分”提出了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使明晓与生动并行，抽象与具体同在，质朴美与文采美统一。从二陈对“文质”观的继承与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汉语修辞学的发展，其实是以传统的“文质”观为脉络的。
“文”和“质”能辩证地统一于整个修辞学的发展过程中，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为用，相辅相成的。所以偏“质”或偏“文”，都有可能导致修辞研究中的虚无主义或形式主义。二陈之作从传统的“文质”观中汲取养分，正确地处理和把握好了“文”与“质”的标准与关系，才确立了其在修辞学中里程碑的地位。
四
探讨《论语》对二陈修辞学说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试图概括出传统修辞学发展的轨迹，为界定出全面、准确、客观、实用的现代修辞学的研究范畴提供思路。《论语》的修辞观，只不过是其政治主张和思想观念的附属物，竟然对传统修辞学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特别影响了其著作具有里程碑作用的二陈，这不能不发人深省。其一，《论语》的修辞观因用而发，才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是孔子及其弟子们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伦理观念及审美情趣的综合载体。孔子师徒们周游列国，说“经”布“道”，唯恐其主张不被世人所接受。他们为了把自己的思想能够准确明白地表达出来，就得寻找出一种恰当的语言途径，这就成为“辞达”说产生的条件。他们又觉得仅仅“辞达”还不够完美，还不够动人，还须借助一定的语言艺术形式，这就使“文质彬彬”说得以产生。其二，《论语》的修辞观又因时而发，渗透着孔子及其弟子们对语言运用的独特感受和见识，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正因为《论语》的修辞观顺应了时代要求，顺应了一般大众的审美情趣，顺应了语用的客观实际，才如此影响深远。数千年长久不衰，这充分说明了修辞学说的传统性和延续性。语言的发展使修辞学的范畴也不断地扩展，我们探讨《论语》对二陈修辞观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要在对传统修辞观的继承与发展中不断开拓思维空间，为传统修辞学注入新的活力，使传统修辞学在新的修辞观念的撞击下，显示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左传》“乘”字考察
《左传》中的车马词，远不及《诗经》中丰富，主要有车、马、乘、骖、戎、驷、广、车舟、驺、舆、轩、驾、御、仆、右等，其中“乘”字出现频率最高，使用最灵活。全书“乘”字出现了140多次，名词、量词、动词兼而有之，并且还形成了一些特殊用法。考察“乘”字，从中能管窥出上古汉语语言演化规律和春秋时期车马文化特征。
一、名词“乘”
“乘”的本义跟车马并没有关系，它由“登临”的动词义辗转引申出“车马”的名词义。名词“乘”的意义比较复杂，主要有：马、车马、乘车的人以及和其他词素合成一个跟车马有关的新名词。
战国以前车马并举，一般情况下，没有无车的马，也没有无马的车。《左传》中“乘”字表示车的意义时，显然指的是车马并举、应释为“车马”。
（1）缮甲、兵，具卒，乘。（隐公元年）
（2）搜乘补卒，秣马厉兵。（成公十六年）
（3）补卒乘，缮甲兵，展车马。（成公十六年）
（4）简兵搜乘。（襄公二十六年）
（5）改乘辕而北之。（宣公十二年）
以上这些“乘”，附着在一个动词后，形成动宾关系。从句子表层看，这种“乘”并没有多少特殊语法意义，只不过充当了一个普通动词的宾语。一般古汉语教材或文选把这个“乘”看作“战车”，这是不够精确的，这个“乘”包括车和马两部分内容，应为“车马”。其一，把这个“乘”放在上古时期车马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春秋时期，除牛车外，便是马车，“服牛乘马”，正此之谓。牛车和马车在用途上也有区别，马车主要用于贵族出行或作战，牛车一般只用来载运货物。作为主要记录周王室及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历史事件的《左传》，其中出现的车大多跟外交活动或战争有关，这种车多为马车，这是把《左传》中“乘”释为“车马”的原因之一。其二，透过“乘”的表层，不难看出，“乘”既包括无生命的车，又包括有生命的马，它虽不能和马、牛、羊等表生命的名词等价齐观，却也隐含着生命信息的内容。有趣的是，《左传》中表示车马的“乘”经常和表示兵士的“卒”连用，要么构成“VBA”（“具卒乘”）的形式，要么构成“VAVB”（“搜乘补卒”）的形式。“乘”“卒”连用，绝非偶然，说明这个“乘”和表生命名词“卒”在内涵上有某些相通之处。“乘”既然是车和马的集合，为了防止把这误解为一般意义的车，应该释为“车马”。其三，释“乘”为“车马”，把“车马”和“马车”区别开来。“马车”只强调了车，“车马”则强调了车和马两个方面。
“乘”在《左传》中除了指车马，还有另外一些意义。
（6）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僖公二年）
（7）三子各毁其乘。（襄公十一年）
（8）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哀公元年）
（9）晋帅乘和，师必有大功。（成公十三年）
以上“乘”，（6）指马，（7）指兵车编制，（8）（9）指乘车的人。从句子表层很难找出“乘”的“车马”义和其他意义的分界。区别“乘”的“车马”义和其他意义，须从句子的搭配关系入手，从语言环境出发。从语法功能看，《左传》中“乘”当“车马”讲，大多和动词谓语形成动宾关系，充当句子宾语。“乘”的其他意义就不一定遵从这种关系，如（7）（8）（9）（10）例中“乘”分别和其他词除了构成动宾关系外，还构成主谓关系、偏正关系等，“乘”可做句子的主语，又可做句子的宾语。另外，从与“乘”搭配的词语中也能间接推断出“乘”当“车马”讲还是当其他意义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