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言，《左传》中名词“乘”有许多义项，但“车马”是它的基本用法，其名词意义是在“车马”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它们都和“车马”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派生的痕迹清晰可见，形成《左传》中有特定内涵的“乘”字名词词义系统，其他意义和“车马”义直接关联，呈辐射状排列。
“乘”和其他词素合成一个新名词。
（10）命校人驾乘车。（哀公三年）
（11）驾乘广。（定公十三年）
（12）献其乘马曰启服。（昭公二十九年）
（13）公乘无人，卒列无长。（昭公三年）
（14）纳阎职之妻，而使职骖乘。（文公十八年）
“乘车”“乘广”“乘马”“公乘”“骖乘”等词是以“乘”为词根而合成的专用名词，看来，《左传》时代合成词正趋向成熟。在古汉语中，特别是上古汉语中，单音节是词的主要表现形式。合成词的出现与社会事物渐趋复杂、人们认识程度的日益深化、语用要求的不断提高有密切关系。语素的合成是词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左传》中汉语词汇十分丰富，语素融合已成趋势，合成词大量出现。《诗经》中有丰富的车马词，但大多数是单音节词或联绵词。《左传》中这些合成词的出现，说明汉语词汇发展已具相当水平，这也为考察上古汉语词汇演化规律提供了线索。和《诗经》一样，《左传》中车马词运用丰富而复杂，只是词素融合已成特点，以“乘”为词根而形成的一批合成词就很能说明问题。这是社会发展进程在语言演化中的折射。《左传》时代，车马在社会生活和国家事务中发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对车马的认识和使用已具相当高的水平，需要用丰富又具特征的词语表达它，单纯词语义过窄过狭，合成词便应运而生。这充分说明了语言演化和繁衍的社会性和时代性。
合成词的出现，经历了自由词组阶段和逐渐定型阶段。前文谈到《左传》中合成词正趋向成熟，并不等于已经成熟，它还处在尚未完全定型阶段。例如：
（15）设乘车两马。（哀公二十七年）
（16）归公乘马。（闵公二年）
（17）禽之以从公乘，遂以为右。（文公二年）
在这里，“乘车”指“一辆车”，“乘马”指“四匹马”，“公乘”指“襄公的战车”，形成了偏正结构关系。它们和前面所举的“乘车”“乘马”“公乘”的根本区别在于其中的组成关系和融合程度上。例中的“乘马”，“乘”原本是动词，“马”原本是名词，“乘”和“马”在融合过程中原词性软化而成为一个词素，两个词素合成一个新名词，其组合关系是“动+名→名”。“乘马”的“乘”是量词，“马”是名词，量词和名词在组合中没有完全融合，形成了“量+名→偏正结构”的形式。从句子表象看，前后两个“乘马”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它们截然不同，前者是一个词，后者是一个短语。看来，合成词在这里还未完全定型。
二、量词“乘”
上古汉语量词很不发达，这和当时人们对事物认知水平不无关系。“斤斤计较”是社会商业化的结果。由于科学和商业的不发达，人们对周围许多事物认知比较模糊，更谈不上精确的计量概念了，量词也就缺乏滋生和繁衍的土壤。作为春秋时代社会文化现象折射的《左传》，其中量词使用也很不成熟，表现在数量少，用法不定型，结构形式原始等方面。跟车马有关的量词，几乎只有一个“乘”。
《左传》中数量名的顺序一般为“名+数+量”，数量词置于名词之后。这是汉语数量名结构的较原始形式。
（1）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隐公元年）
（2）秋，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庄公二十八年）
（3）驷介百乘，徒兵千。（僖公二十八年）
（4）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闵公二年）
（5）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僖公二十三年）
在这种“名+数+量”的结构形式中，数量词置于名词之后，名词和数量词的关系显得比较松散，标志着量词发展尚未达到完备阶段。随着语言的演化，数量词移到了名词前面，它和名词的关系就密切起来，逐渐成为一种语法规范。其实，《左传》中这种数量词置于名词之后的结构形式，并不是一种孤立的语言现象，它是语言发展在某个阶段的共同特征。在上古汉语中，有一些现代汉语中少有或者没有的特殊语序，诸如宾语前置、定语后置等。《左传》中“名+数+量”的结构形式和这类句序变化相辅相成，共同形成了上古汉语的句序特点。到了汉以后，这种句序变化现象逐渐淡化。
《左传》中，量词“乘”还有这样一种特点：
（6）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菑于邾。（文公十四年）
（7）晋侯许之七百乘。（成公二年）
（8）请八百乘。（成公二年）
（9）赋皆千乘。（昭公十二年）
（10）鲁赋八百乘。（哀公七年）
不难看出，以上句子中的“乘”含有量词“辆”和名词“车”的双重意义。有人据此认为这个“乘”是名词。其实，量词与名词的关系本来就密切，从量词的来源看，量词的形成始终离不开名词。事物的客观存在使之有名词、量词，是人们对事物观察认识的感性记录，人们需要用一定的量来界定周围认知的许多事物，凡事有了名便有了量，量词产生在名词之后，许多量词由名词转化而来，在量词尚不发达的时代，名量通用，名量合流就不足为怪了。
虽然量词本源于名词，但名词就是名词，量词就是量词，须正确认识名词与量词的关系，区别它们的意义。每个新词的出现，实际上是社会发展进程的记录，新名词的丰富必然导致量词的丰富，量词应名词而生。量词的产生无非是两种形式，一种是寄生，一种是滋生。寄生和滋生都以名词为本体，因此，量词由名词转化而来，是对名词的量化。至于上面看到的含有名量双重意义的“乘”，它的真实词性应该是量词，只是这个量词和名词的滋生关系较密切罢了。
“乘”还有特殊的表数作用，如：
（11）以乘车往。（哀公十四年）
（12）加璧，乘马。（襄公十九年）
（13）以马四十乘与师。（襄公十五年）
（14）使女有马千乘乎。（哀公八年）
以上“乘车”指“一辆车”，“乘马”指“四匹马”，“马四十乘”指“一百六十匹马”，“马千乘”指“四千匹马”。从这几例中看出了量词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量的表数功能。量词“乘”被用来表数，跟事物的形体有密切关系。“乘”和“车”搭配表“一辆车”，古代车制一辆车往往有四匹马相配，“乘”和“马”搭配时就表示“四匹马”，因而“乘”也被借用来表示“四”的数量，这是“乘”的常数用法。当“乘”和另外的数字搭配在一起时，往往表示倍数。“乘”被用来表数，首先产生于对事物形体的表象认识，人们从事物的形体特点出发，从“乘”与事物的搭配关系来确定“乘”所表示的数量关系。
三、动词“乘”
“乘”的动词用法古今差别不大，使用比较规范，主要做谓语，和其他词构成主谓关系、动宾关系、连动关系等。有时“乘”也做修饰语，和其他词形成偏正关系。
“乘”和动作的承受者构成动宾关系。
（1）乘驷而见宣子。（襄公二十一年）
（2）乘遽而至。（昭公二年）
（3）古者大事，必乘其产。（僖公十五年）
（4）华寅乘贰车。（昭公二十年）
（5）以其不僖用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僖公二十八年）
（6）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成公七年）
“乘”和动作的实施者构成主谓关系。
（7）王见右广，将从之乘。（宣公十二年）
（8）逢大夫与其二子乘。（宣公十二年）
（9）余从之乘（成公十六年）
（10）宣子说，与之乘。（襄公二十一年）
这种用法，在动词“乘”之上往往要加上一个引进对象的修饰语，如上面的“从之”“与之”“与其二子”等，在这种情况下，主语经常省略。如：
（11）乃介而与之乘。（定公十三年）
（12）与之乘。（哀公十四年）
（13）而后从之乘。（襄公二十四年）
（14）勿与乘。（昭公二十年）
“乘”和其他动词连用，或作连动，或作修饰语。
（15）与屈完乘而观之。（僖公四年）
（16）左右射，超乘而出。（昭公元年）
（17）以为使也，与之乘而入。（僖公二十八年）
（18）与申鲜虞乘而出。（襄公二十五年）
四、余论
考察《左传》中“乘”字用法，既能归纳出《左传》中“乘”字词义系统，又能管窥到古汉语词义演化规律。“乘”在《左传》中的基本意义是“乘车”，以这个基本义为中心，朝着名、量方向引申出各种意义，形成有层次、有规律的词义演化系统，经过了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的交替转化过程。图示如下：
车兵车
动词—→名词“车马”—→量词
车阵马
战国策士公关语言的基本构成
《战国策》中，策士们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和各国诸侯建立起共识域，主要得益于“说”的本领。“说”是其主要公关语言形式，几乎成为一种策士专用文体。战国策士的游说辞令和现代公关语言理论的惊人相似，充分说明了公关活动在我国的悠久历史。
公共关系这一应现代信息社会需求而生的学说，作为比较完整的体系被国人接受，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了。但是，类似公关的思想、语言和行为，古已有之。通览《战国策》，我们能从策士们纵横驰骋、驳论辩难、游说进策的言论中领略其公关语言的基本构成形式。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作为公关语言，它对交流过程中的交流率有更高的要求。公关语言的交流值是以沟通施受信息双方形成互动的结果体现出来的。擅长“纵横长短之术”的战国策士各怀目的，或游说，或进策，或辩难，在一系列不同目的不同类型的语言交流中，隐含着原始公关的诸多沟通理论。沟通的内涵十分广博，包括心理沟通、行为沟通、认知沟通等都是以语言作为介体的。荀况说：“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荀子·正名》）语言的作用就是“相通”。对语言的这种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交际作用，战国策士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和运用模式。和现代公关活动不同的是，战国策士大都以各诸侯国君为游说对象，“君为臣纲”的等级观念，大大增加了沟通过程中的各种障碍，平衡理论原则在这里受阻，沟通双方难以建立广泛的共识域。策士们正是借助语言艺术，排除了信息障碍，畅通了信息传递渠道，保证了沟通活动的顺利实施。
沟通的结果是双方达到通连，这个通连的过程就是信息的传送和反馈的过程。公关语言的沟通理论要求施受双方形成双向流动。而战国策士却需要在等级差异的鸿沟上建立一座沟通的桥梁，这种沟通，是以单向沟通为特征。单向沟通，指信息呈线型流动状态，反馈信号不畅。这种变异的沟通特征是在特殊的公关背景下形成的。策士们为了谋得高官厚禄，周游列国，从各个不同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出发，揣摩天下形势和各国君主心理，游说各国诸侯，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斗争策略并展示个人的外交才能，以博得各国君主的赏识和重用。因此，他们的公关行为是建立在个体之上，缺乏双方内在通连，他们借助种种公关技巧（包括语言艺术）来达到目的。当然，这种单向流动使传送的信息量远远大于反馈的信息量。这就需要策士们在语言使用上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尽管这样，由于缺乏有效沟通，也有不少公关失败的记录。白起论伐赵（《中山策》），虽然讲得有理有据，秦昭王仍然一意孤行。苏秦以连横说秦王（《秦策一》），秦王终究未采纳他的意见。从公关语言的沟通原则来看，这些失败主要由于双方在利益上发生冲撞没有形成共识域造成的。但是，战国策士更多的是运用单向沟通模式公关成功的事例。如颜斶说齐王贵士（《齐策四》）、张仪说楚王连横（《楚策一》）等，在达成共识过程中，基本上是策士们利用种种语言手段向对方施加影响，最后终于沟通。这就是公关语言的超凡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