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形容词用在主语或宾语的位置上，是古汉语中的常见现象，不符合词类活用的临时性和灵活性原则。另外，词类活用还应包括某个词意义发展演化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意义，这个新意义引起了词性的临时变化。实际上，在形容词用作名词的过程中，词的基本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把它看作词类活用还欠斟酌。形容词的这种特殊用法，在现代汉语中比较特殊，在古代汉语中就较为常见了。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运用历史观，注意古今语言的发展演化，避免以今律古。词类活用是语言的共时范畴，判断是否是词类活用应注意语言相对静止状态，注意这种语言现象在特定语言阶段的真实情况。形容词的这种特殊用法在先秦两汉时期常见，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随着语言的不断演化，出现了古今语法功能的变异，以致产生了形容词活用为名词的错觉。古汉语中的这种特殊用法，在现代汉语成语中沿袭了下来，如披坚执锐、驾轻就熟、吐故纳新、扶老携幼、去伪存真、摧枯拉朽、除暴安良等。再说，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中华书局）也早把这种语言现象排除在词类活用之外。
对这种语言现象，朱振家先生等称之为中心词不出现或中心词不出现用法。中心词不出现用法，除了包括前面所谓的活用为名词的形容词外，还包括其他类型：
（11）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12）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张衡传》）
（13）因大号，一虚皆惊。（《童区寄传》）
（14）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论战》）
（15）齐人追亡逐北（《史记·田单列传》）
（16）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愚公移山》）
看来，持此论者认为，中心词不出现不仅和形容词相关联，还和名词、动词、数量词以及一些词组相关联，扩大了界说范围。把这种语言现象看作是中心词不出现用法，主要觉得这样使用的词或词组，从它们本身看，并不改变原有的词性或语法作用，显然否定了词类活用说。既不肯承认它是词类活用，又不愿把它等同于成分省略，就提出了“中心词不出现”的新界说。中心词不出现这个概念至少含有两层意义：一是这类句子中应该有一个中心词，在造句过程中没有出现；二是这种中心词不出现属于名词的特殊用法。既然中心词不出现，中心词又到哪里去了呢？
其实，把这种语言现象看作中心词省略更适宜一些。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为了表达的需要，省略了中心词。它属于成分省略现象。
所谓省略，指的是在逻辑上或在结构上应该有的某些句子成分，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被省略，省略之后并不损害文意的表达。古汉语中省略现象非常普遍，省略使用率也比较高，行文中凡能省者皆省，省略的范围很广。主语、谓语、宾语、兼语、状语、定语、补语等，都可以省。正因为省略的内容非常广泛，在区别省略的标准上存在不少分歧。总体上说，判断省略离不开语言环境，这个语言环境又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背景，包括语言发生的实际情景以及语言上下文的关系等。广义的语言环境既指语言发生的内部环境，也指语言发生的外部环境。具体操作过程中，广义的语言环境较难把握。判断语言省略现象，应该从狭义的语言环境出发。狭义的语言环境，指一个意义较完整的语言使用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每个语言单位的意义都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有这种语言环境存在，当某些语言成分省略时，人们才能够根据句子的搭配关系轻而易举地理解句子内容而不至于发生误解，确定语言成分省略离不开语言环境。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省略的形成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成分省略后不损害文意的表达；二是省略的内容根据上下文可以补足，而且补足的内容是唯一的。中心词省略界说是否符合这些标准呢？让我们先看看中心词省略的三种类型：
第一类，“形容词+中心词”省略式：
（17）身披轻暖，口厌百味。（曹植《求自试表》）
（18）凌晨过郦山，御榻在嵽嵲。（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19）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柳永《八声甘州》）
（20）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这些句中的形容词原本是修饰成分，它们省略了被修饰的中心词后才成为这种省略式，其原形应为“轻暖+衣”“嵽嵲+山”“红+花”“翠+叶”“轻+兵”“锐+卒”。
第二类，“名词+中心词”省略式：
（21）天下畔之，贤才怨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22）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左传·成公三年》）
这些句子中的名词是限制成分，限制了另一个名词，因为省略了中心词才成为这种特殊用法。“天下”的原形应是“天下+人”，例（22）中“上卿”“上大夫”是一般用法，“中”“下”则是省略式。
第三类，“词组+中心词”省略式：
（23）共为不轨。（《张衡传》）
（24）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25）楚地方数千里，持戟百万。（《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26）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虽然这些词组结构比较复杂，但它们都省略了修饰或限制的中心词，其原形应是“不轨+事”“侍坐殿上+臣”“持戟+士”“一国+百姓”。
以上这三类句中省略了的中心词，完全可以根据文意补足，补足还原后的意义和省略句中的意义没有差别，可见，这是一种比较规范的省略现象。否认中心词省略论者，出于两种理由，一是认为成分省略有承前省、蒙后省、对话省等形式，中心词省略并不遵循这些原则。二是这类句子中的词或词组是名词的语法功能，与成分省略规则不完全相同。中心词省略的确是一种特殊的省略现象，很难用一般省略规则简单界定。其实，句子成分省略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一般所说的承前省略、蒙后省略、对话省略、自述省略外，还有共喻省略、交替省略、意念省略、习惯省略、语用省略等形式。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语义、句法、语用三平面理论的提出，关于省略也有了三种类型，即语用省略、结构省略和对话省略。中心词不出现，应该属于语用省略。
既然中心词省略是以简洁表达为出发点，这种省略表现为结构上不可缺少的语言成分的暂时脱落，这种脱落不改变原有的内在关系和意义内容。如：
（27）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出师表》）
如果离开句子的搭配关系，“不毛”不能独立表达意义，从它和“深入”的搭配关系中，可以把“不毛”明确地理解为“不毛之地”，显然省略了中心词。
要说明的是，中心词省略本来是古汉语常见形式，由于其简洁明了的语用效果，后代文人模仿运用，被沿展下来成为一种定例，以致使人们对此产生种种误解。
但是，中心词省略在古汉语中是客观存在的，被省略的中心词在正常情况下往往出现，省略式和完整式共同存在，交替出现，且两种形式不致产生意义的变异。如：
（28）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29）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30）深入不毛。（《出师表》）
锡之不毛之地。（《公羊传·宣公十二年》）
（31）驾轻就熟（成语）
轻车熟路（成语）
辨别古汉语中某个句子是不是省略了什么成分，还应该从结构和意义两方面去考虑。如果在结构上、意义上应该有的句子成分，在实际的句子里被省略了，被省略的内容又可以肯定地补足，就应该看作省略现象。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句子成分，不能被看作省略。当然，确定某个应该有的句子成分在语言交际中却没有出现，不必过分看重省略与出现的频率。虽然省略与出现的机会均等，但中心词省略毕竟是一种语用省略，不管它省略与出现的比率多少，事实上已形成了省略，决不能以偏概全，以今释古。
中心词省略是语用的突出现象，从句子结构层次看，这种省略并没有只停留在句子表层，在句子由深层结构向表层结构转化过程中，形成了省略。省与不省不是句子结构的需要，而是语用简洁的需要。为了达到简洁、鲜明、形象的语用效果，从客观上造成了省略。
省略和活用在理论上是清楚的，中心词省略的特殊性，使它往往和词类活用交织在一起，甚至纠缠不清。区分中心词省略和词类活用，要站在历史观点上，用当时的眼光去判断。在语言发展演化的一定阶段，词类活用指的是语法作用的临时改变，是词的暂时形态和灵活用法。中心词省略则具有相对稳定性，省略式和完整式交替出现。再说，在逻辑上和语法上应该有的句子成分，在语言实际运用中被省略了，这不是省略又是什么呢？
中心词省略，应具备这几个特征：
一、中心词省略不同于古汉语其他成分的省略，它既不因承前、蒙后省，也不因对话、自述省。中心词省略是句子中应该有的成分的暂时脱落，这种脱落达到了语用简洁的效果，是一种以语用为目的的省略。
二、和其他省略形式一样，省略后的中心词可以根据句子的搭配关系补足。补足后的结构形式和原始形式基本上没有差别。补足的内容是唯一的，不会出现歧义。
三、中心词省略毕竟是一种特殊省略现象，中心词省略后，形成了独特的表达形式，具有强烈的修辞效果，在修辞上，可以归之为借代范畴。
汉字形成的文化基础
如果把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早期定为汉字起源的上限，那么，汉字已经有6000年的发展历史。即使是从殷商甲骨文算起，汉字也已经不间断地发展了3600多年。它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载负着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它具有超越方言分歧的能量，长期承担着数亿人用书面语交流思想的任务；它生发出篆刻、书法等世界一流的艺术。在当代，它又以多种方式解决了现代化信息处理问题而进入计算机。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石。
一、汉字构形的文化基础
研究汉字构形，首先要明确汉字的性质，因为，不同性质的文字，构形的依据是不同的，维系字与字关系的纽带也不同，分析它们个体构形与构形系统的方法也会完全不同。不明确汉字的性质，就无法讨论汉字的构形问题。讨论文字的性质要依据下面的原则：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文字构形一定要与语言有一定的联系，才能起到语言载体的作用。所以，文字的性质首先取决于这种文字的形体与语言如何联系。文字不是孤立的字符，它的总体是成系统的，是按一定的区别原则和组构手段结合而成的体系。讨论文字的性质要看整体系统，而不应拘泥于一字一符或某一类字符。
汉字起源于图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图画与语言中的词相结合，需要有一定的契机。据学者们研究，图画与语言中的词结合起来的契机是用作族名族徽的图形。如一个以“鸟”为名号的氏族，就用一只鸟的图形来作为本氏族的族徽标志。属于鸟氏族的人和熟悉鸟氏族的人，就会常常指图呼名。这样，“鸟”这个图形，就通过氏族族徽这个环节与语言中“鸟”这个词稳固地联系到一起了，图形便成了文字。原始社会里，氏族林立，这样就可以有几百个不同的族微标志转化为文字。这是文字的自发产生阶段。先民们总结运用族徽标志转化为文字的经验，就可以使更多的非族徽标志图形转化为文字，从而进入文字的自觉创造阶段。
象形字构成以后，由于识别的需要，为它增加一定的信息。有的增加声音信息，如象形字“星”加“生”，象形字“雞”加“奚”等。这种用声音来强化象形字的方式，很快就没有了产量，不再用来构字了。另一种强化形声字，就是前面所说的，象形字的象物性淡化以后，加表义构件强化它的意义类别从而使原字转化为声符的形声字。从早期形声字的来源看，它们不但不是表音性的产物，而且明显是汉字顽强坚持表意性的结果。用加声符来强化象形字的方法很快就不再使用，因为这种做法没有增加意义信息，与表意文字的性质不相适应。而其他几类形声字，所增加的都是意义信息，声符是因为加义符被动转化而成的。所以，形声字是以义符为纲的。
当形声字的声义结合的格局形成后，也有一些字是由一个义符和一个音符合成的，这种形声字也是以义符为纲，以音符作为区别手段的。
“六书”一语最早见于西周的《周礼》。《周礼·地官·保氏》列举了用来教育周代贵族的“六艺”，其中包括“六书”：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原书对“六书”未作更多的阐述与描述，所以我们对它的内容、作用等都不大清楚，但据这一段文字看，它应是对学生教育的一个内容，而且似乎是有关语言文字方面的教学。
到了西汉末年，“六书”理论臻于成熟，出现了研究“六书”的三大家：班固、郑众、许慎。他们认为“六书”为汉字的六种造字法，并拟定了“六书”的名目和次序，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