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汉书·艺文志》：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
郑众《周礼·地官·保氏》注：象形、会意、转让、处事、假借、谐声。
许慎《说文解字·叙》：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三家之说大同小异。郑众虽也列了名目，但由于是随文注经，后世很少采用。据为典要的是班、许两家，其中以许说影响最大。后人一般多采用许慎的名目，班固的次序，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中许慎可谓“六书”说的功臣，他以“六书”为指导，剖析了近万个汉字的结构，写成了我国汉字史上第一部汉字研究巨著——《说文解字》。他总结和发展了前代的“六书”理论，不但列了名目，而且规定了界说，举出了例字。“六书”的创立，使人们对千差万别的字形结构有了规律性的认识，对文字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六书”名称的象形、会意、形声、假借等术语，直到今天人们仍在使用。
二、汉字形体中的文化记忆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之中，文字和文明是同步的，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汉字发展经历了三种流变：实物记事阶段、图画记事阶段和文字阶段。在原始社会，原始先民们迫于劳动记录的需要，希望能够找到某种寄托记忆的载体，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条件之下，他们最先选择了可以就地取材的实物记事法，如结绳记事、刻木记事等。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先民们发现此种实物记事过于繁琐且易于混淆，故而他们又找到了与事件相类似关联的图画记事，从而最终在规范图画图形的基础之上出现了简单的文字记事。由图画到文字，人类历史从此有了新的发展。汉字作为自源文字，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它是传统文化的产物。先有文化，然后才有汉字，但它又服务于文化，对促进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汉字之于文化的功用，即在于其对文化的承载、兼顾。那么，所谓承载兼顾，就是汉字本身所特有的文化内蕴，具体指汉字无论在其本体构型，还是思维与生活折射等层面亦即汉字本真，都对文化引力很大。
汉字是世界上生存寿命最长的文字，因此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它表达了古时的生产水平、思想文化及人的精神风貌。“鼎”（象形，甲骨文字形，上面的部分像鼎的左右耳及鼎腹，下面像鼎足。本义：古代烹煮用的器物）盛行于商、周。用于煮盛物品，或置于宗庙作铭功记绩的礼器。统治者亦用作烹人的刑具。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说文》）又如：鼎峙（比喻三方并峙，如鼎之三足）、问鼎，定鼎中原；鼎甲（科举考试殿试名列一甲）、鼎业（帝王的大业）等等。“家”会意兼形。甲骨文字形，上面是“宀”，表示与室家有关，下面是“豕”，即猪。古代生产力低下，人们多在屋子里养猪，所以房子里有猪就成了人家的标志。本义：屋内，住所。又《说文》中，家解为居也。从宀，豭省声。《桃花源记》也有“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此中，家的意象则更为明显。另外诸如：渔，甲骨文（以下略）从鱼从手从线，意为用鱼竿钓鱼。逐，甲骨文从鹿、从足，意为追逐野兽。虔，从网从手从虎，意为用手张网捕虎。摧，字形像手持木棒击鸟。这些文字部分反映了先祖以渔猎为生的状貌。采，甲骨文像用手摘野果之形，反映了古人以草木之根实为食的原始生活。
从汉字的造型和凝聚的意义中，反映当时自然界物质状态、性质或者人类物质生产、使用或演变等文化信息。根据汉字的取象和事物的形态或状态的关系，主要有：水文化、植物文化、动物文化、宇宙文化、工具文化、人体文化、住所文化、服饰文化等。我们从新字的产生和旧字的消亡中，也可看出某些文化因素的变动。新字的出现和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文化科学各方面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从“金”旁的字，周代以后才大量出现，“铁”字不见于周金文，所以从“金”的字的大量出现，只有在青铜器高度发达以后才有可能。而“铁”字也只有在能够生产“铁”的条件下才能够创造出来。再如从竹的“箴”到金属的“针”（繁体字左为“金”，右为“咸”），也有一个从竹针发展到金属制针的历史过程。就是到了现当代，由于化学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发现了若干新的化学元素。为此，表示新的化学元素的新造汉字共计有56个，如：氧、氯、氟、氖、碳等。在《说文》里有不少从“马”、从“牛”、从“羊”的字，有关于性别的，有关于年龄的，有关于形状的，有关于颜色的，有关于动作的，不一而足。如：公马叫“骘”（zh），红黄色的马叫“骍”（xng），长髦牛叫“犛”（l），被阉过的羊叫“羯”（ji），等等。这些字也只有在畜牧业高度发展后才能出现。同样，随着由畜牧业为主的社会过渡到农业为主的社会，上述这些字所代表的事物并未消失，可代表它们的字都逐渐消亡了，有的干脆成了死字。
三、汉字形象的美学意义
文字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文字的出现是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没有文字，就无法了解过去的文化和文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汉字的悠久历史和绵延不绝。商朝和周朝有甲骨文和金文；战国到秦朝主要有小篆，隶书也已发明；汉朝则主要用隶书，而草书和行书也开始流行；魏晋到现在主要用楷书，行书是辅助字体。文字学家通常把小篆以前的文字总称为古文字，隶书是汉字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汉字字形是在继承中演变发展的，虽然现在主要用楷书，但是在印章、对联、书法及落款等艺术品上，时常可见甲骨文、金文、小篆或隶书的使用，给人以美的享受。因此，了解汉字字形的演变，不仅可以熟悉汉字本身的历史，还可以通过书法欣赏，陶冶情趣，从而增加对祖国文化的认同感。对中国文化要有认同，就要增加汉字的审美和趣味，就要加强对汉字文化现象的品味和解读。汉字产生以后，古往今来，以汉字字形为本体出现了许多汉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列举如下：一个方块字，就是一方天地。有句歌词说得好：方方正正写字，堂堂正正做人。一个方块字，也是一种原始古朴的思维意象，随着时间长河流转至今，途中又发生无尽的磨砺和演变，又引申出许多意义，在今天的语境下，赋予了现代文化观念。汉字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有斑斓的色彩、盎然的情趣和悦人的声音的多媒体图像。它是充满诗性的文字，这是由汉字的意象性决定的。建立在象形基础上的汉字，具有以形构意、以形表意和形声合义的特点。汉字的表现力具有跨越地域和超时空的特点。“立象以尽意”是汉字文化语境的主要特征。汉字的每个笔画或部件都成为事物具体形态和状态的高度概括。例如：“射”，我们不看字源，就不知道这个字的本义；如果我们联系字源，就发现这里的“寸”其实是一只手在拉着箭，“身”和“寸”本身的意义失去了，只代表一种“射”时的形态和状态了。这样，既有助于了解“射”的本义，又为“射”的组词和言语表达运用打下基础。从汉字构形与视觉美感的角度去审视汉字，首先要从整体去把握汉字的匀称、和谐美；平衡、流动美；抽象线条形象美。例如：“卫”是独体字。第一笔的横折钩就像城墙从四周护卫着城里的人，又像树林保护村庄，还像刚毅的战士守卫祖国的边疆。这就是从抽象线条入手，通过具象思维，挖掘笔画与字形之关联，使得汉字中的每个符号都富有生命。“射”→左“身”、右“寸”；“身体像张开的弓”、“寸”是拿着的手，表示要射箭了。“嫦”→左“女”、右“常”。“女”字部表示与女人有关，与美好的事物有关，“常”表示读音。
任何文化现象，不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从事文化活动的主体所创造的。既然汉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被认作是传统文化的东西，那么，这个社会文化的主体又是用什么方式创造文化和评价文化的呢？具体到汉字这一文化来说，为什么汉字采用表意制，为什么汉字在几种古老的表意制文字之中能成为唯一存活至今且独具旺盛生命力的文字？要回答这些问题，不能不从分析思维方式问题入手。汉民族的思维具有综合性特征，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整体性的把握。这种思维方式制约和影响着汉字。汉字由象形而象意而形声的发展，也正可从人类思维发展的三个阶段得以说明。人类思维方式经历了观物取象、综合取象以完成象意的表达、突破单一取象而从形音综合整体反映三个阶段。其中，人类文化发展贯穿并受影响。直观是汉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它在汉字造字中有最明显的体现。古人造字通过“仰观俯察”，即凭着自己对客观事物的直观认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摄取自然万物或人类自身的种种现象，将其概括而为文字。从感性出发，由自然之象到文字之形，体现了古人不脱离感性形态，整体的、非理性的认知方式。例如：骨，甲骨文像骨架相支撑形。胞，像母体孕育胎儿之形。暮，像日落于丛林之形。旦，日出地平线之状。如此一来，对这些汉字能“视而可识，察而见义”。直观思维不仅体现于表静态事物的汉字上，同时也体现于表动态事物的汉字中。古人总是力求精确地在汉字形体上体现事物，在行为中呈现于自己视听的感受意象，是从具体的形象符号中把握抽象意义的思维活动，它也是传统思维的重要特征。这是一种把感性形象与抽象意义结合起来的符号性思维。这些符号性思维正是汉字对于文化内涵的体现。如：贤、贵二字何以从贝？这是因为在殷商时期，人们以贝为货币，有钱则为贤为贵，以贝之贵喻人之贵，贝是具体的，而贵、贤则是抽象的。再如：“蚕豆”为何与“蚕”字挂钩？一是其豆荚之形有如老蚕；二是此物蚕时始熟。还如：雷，甲骨文形似以电光勾连四个鼓之状，这是因为古人对雷的感受首先是其强烈的闪电和巨大的响声。
文化的发展与词汇的变迁
文化是人类在进化的长河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文化的创造与发展是离不开语言的，语言的变化与发展也脱离不了一定的文化环境，因此二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先界定一下这两个概念。
语言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语言一般包括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而广义语言除包括狭义语言外，还有其他听觉、视觉等符号。我们这里用的是狭义的语言概念。
文化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对其定义的说法，已有100多种。有的学者认为文化只包括精神方面，有的则认为应包括精神与物质两个方面，即广义的文化。我们这里对文化采用的是广义的定义，把文化看作是为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而共同创造的事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而形成的心理和行为。这样说来，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层次。物质文化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诸如生产和交通工具、武器等。而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则是处于隐性的深层次文化，包括各种社会制度、思维方式、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简单地界定了这两个概念后，我们可以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作一个一般性的说明。一方面语言是记录人类文化的一种符号体系，是文化的一种载体，是组成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另一方面，语言与文化之间又是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对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过去不少学者曾有过精彩的论述。语言学家帕尔默在他的《语言学概论》中提到：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这一点现在是十分清楚的。我国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在1947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国人与中国文》里也有这样一段话：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在此之前，罗常培先生已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探索。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还体现在语言不仅仅是人际交流和记录文化的符号系统，同时它还是我们感知和理解世界的形式。也就是说，人是按照他的语言的形式来接受世界的，这种接受形式决定了他的思维、感情、知觉、意识和无意识的格局。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语言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及其与文化的相互作用。语言既然与文化的关系如此密切，那么，作为语言中最活跃、最敏感的要素的词汇，必然与文化更是紧密相连。正如萨丕尔在《语言论》中所说的：语言的词汇，忠实地反映了它所服务的文化，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例如，我国清代，皇帝后宫里有佳丽三千，妻妾等级分明，因而汉语中有关宫女名称的词汇就丰富多彩，如“皇后、皇贵妃、妃、嫔、贵人”等。这是清代宫廷文化的一个写照，而英国是一个君主制国家，贵族中由君主封给的爵位等级十分严明，和这种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则是英语中的爵位名称，如公爵（duke）、侯爵（marquis）、伯爵（earl）、子爵（viscount）以及男爵（baron）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