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言的词汇系统及其构成成分和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我们也应当结合汉民族传统文化和文化史来深入研究汉语词汇，尤其是其中的文化词汇。一种语言的文化词汇体系是指这种民族文化会在其中有直接或间接反映的词汇。如汉语中龙、凤一类词汇，载有明确的文化信息。汉语中颜色词、数目词等，隐含着深层的民族文化的含义。这种文化词汇的研究应是当前汉语词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语言是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一面镜子，它反映着文化的产生与演进的过程。而语言和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的关系又明显地表现在词汇方面，因此，通过词汇的变化去探究社会生活的图景和变动，从而概括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社会生活和意识的变化，即使非常微小的变化，也都会在词汇中得到反映。语言中没有或少见的词汇，就是这个社会生活中所没有或少见的语汇，就是这个社会生活中所没有或少见的现象。有的语言农业词汇多，这就是说，操这种语言的社会集团已经在发展农业了。反之，即得到相反的结论。如果日常使用的语言中，发现很多科学词，那就足以推断，这个社会生活的科学水平很高了。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中。某些社会变化已经发生过了，某些现象或者早已消失了，甚至也没什么实物保留了，但这些事物及其变化或多或少地保留在语言中。从对语言的词汇的分析和探究中，我们可以推断或还原已经消失的某些社会变动。
郭沫若先生是较早利用甲骨文、金文材料探索我国古代社会的一位学者。他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文中，发现田猎的猎物以鹿为主，从而证明生产已脱离渔猎时代。又通过卜辞中的狐鹿、野马、野象等捕获物，证明三四千年前的黄河流域中部是未经开辟的地方。从《诗经》《尔雅》和《说文解字》中可以了解到，上古对畜牧业是相当重视的。《诗经·鲁颂》的一些诗中提到的马的名称有十几种，全是根据马的颜色定名的。《尔雅·释畜》中，“六畜”的名称已相当丰富。它们各有许多专名，其中马的专名51个、牛的专名18个、猪的专名13个、羊的专名11个、犬的专名10个、鸡的专名6个，共计109个。可见当时人们主要役养六畜，而其中尤以马、羊、猪为多，它们在人们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我们还可以从有关古代农业的词汇看一下古代农业生产活动的一些情况。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就开始栽培农作物，从考古发掘及“语言遗迹”的研究证明，当时中原地区已有“粟”“黍”两类粮食作物，在西南地区，则有“稻”类作物。而经过夏商周的发展，农作物栽培技术已有很大进步，品种也大大增加。《诗经》中有关各种农作物的品种已十分丰富，如五谷类中就有禾、谷、稷、黍、粟、粱、麦、稻等。说明农业生产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农业在从先秦到西晋的发展中，又有很大进步。公元6世纪出现了《齐民要术》这部农业科技专著。其中有关各种粮食作物的词汇已经令现代农学家为之惊叹。
中国有着漫长的封建社会，非常重视亲属关系。因而汉语中表示亲属关系的词就特别多，各种区分泾渭分明。如表兄和表弟，表姐与表妹，区分相当严格，既要说出性别，还要区分大小，而英语中只用cousin一词就概括了。英语中的uncle在汉语中却区分为伯父、叔父、舅父、姑夫、姨夫等几种不同称呼。英语中的aunt一词，在汉语中有伯母、婶母、舅母、姑妈、姨妈等不同称呼。这众多的称呼与汉民族文化背景分不开。封建社会重视亲属关系，无论哪一方面社会交际，都要按亲属称谓规定。因此，严格复杂的亲属称谓反映了汉民族的封建社会的文化特征。同样，魏晋时期各种与品评人物、佛教和玄学有关的关于清谈的词汇繁多，受士族门阀制度的影响而产生的各种称谓词相当集中，也反映出魏晋时代的风尚。例如，崇尚清高、清谈的风尚笼罩了整个社会论坛，使“清”取得了这一时期最活跃的褒美之词的资格，以“清”为修饰语素，组成庞大的褒义词群。慧皎的《高僧传》中，这样的词语达50多个，如“清平、清坚、清峻、清约、清朗、清远、清严、清敏、清真、清雅、清恬、清谨、清高、清隽”等，《世说新语》《颜氏家训》等也有很多此类的词语。同样，以“玄”为语素的一批复音词，如“玄言、玄论、玄谈、玄风、玄远……”也在汉语词汇中出现了。另外，还有其他与时代特征密切相切的词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和社会的特点。
在现代社会情况依然如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民经受了一场大浩劫，而汉语词汇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文革”期间，处处充满矛盾斗争，人们张口闭口都是“批”“斗”。凡是“中央文革”反对的人和事物，统统冠以“黑”字，如“黑帮、黑线、黑后台、黑秀才、黑五类、黑货……”“黑”就是反动的。而凡是“中央文革”拥护的人和事物统统冠以“红”字或“革命”二字，如“红太阳、红宝书、红卫兵、革命样板戏、革命口号”等。在那个时代，任何一句话都能被上纲上线，动不动就联系阶级斗争。那时候，有个极“左”口号，叫“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词条”，这样，出现了许多极“左”词汇，极端化用语。这些词汇，正是那个动乱时代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与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相适应，汉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新词汇，如“理顺”“失控”“紧俏”“待业”“理财”“股票”“期货”“炒作”“智力开发”“感情投资”等。陈原先生在《社会语言学》中曾举以“软”为词头组成的新词，如“软席、软卧”等，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又有软件、硬件之分，日本科学界20世纪70年代后提出“软科学”。当人造卫星以及各种航天器成功发射之后，又有“软着陆”一词，以区别“硬着陆”。“软着陆”本指航天器在地球或其他星球上原封不动着陆，本身没有受到破坏的动作，现在又可用来指经济增长等。科学技术的发展导入了不少新词汇，它们丰富了人类的语汇库，有不少甚至进入我们的日常语汇。例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之相关的词如“手机、寻呼机、电子邮箱、上网、网络、因特网、网虫”等词频繁地出现在人们口头及报纸杂志上。这都说明，词汇是社会变化的晴雨表，从中我们可以了解社会生活与社会意识的变化。
汉语词汇从古到今的一个显著发展趋势是单音节向复音节尤其是双音节的变化，对此，人们一般称为汉语词汇的复音化。对于汉语词汇复音化的解释有不同说法。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一下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原因。
从文化的角度看，汉民族崇尚对称和谐，汉语构词用词喜欢成双成对的格式。汉语词汇由单音节向双音节的发展，本身就是它发展的趋势。对此，前代的一些学者曾经有所分析。《马氏文通》中认为：“古籍中诸名，往往取双字同义者，或两字对待者，较单辞双字其辞气稍觉浑厚。”汉语词汇的复音化是与辞气有关的，同样也与汉族人的阅读写作中用词的心理有关。大量的语言事实表明，在语词的运用中，单音节不断扩充为复音节，三音节压缩为双音节，或扩充为四音节，都是围绕双音化这一目的而作的调整。
汉语词汇中，把一些单音节词配上助词，变为双音节词，是经常使用的手段。例如，“桌、椅、木、石、虎、鼠”等，在后边或前边加上“子、头、老”等，就变成了双音节词“桌子、椅子、木头、石头、老鼠、老虎”。在古代汉语中，为凑足双音节拍或造成偶对而随意增添衬音助词的现象十分普遍。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对节拍有着很高的要求，所以衬字也是用得相当多的。不仅是诗歌，散文也是很讲究用衬音助词去弥补单个语词以达到双音节目的的。《尚书·尧典》：“黎民于变时雍。”《周易·系辞下》：“于稽其类。”中“于”是个助词，为凑足音节而用。《论语·阳货》：“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史记·陈涉世家》：“伥恨久之。”其中“之”均是为凑足音节而用的。对这些用于凑足音节的词，切不可当成实词解释，因为它们的出现只不过是谈话作文者根据节拍的需要随时而自由地加上去的，因而是独立自由的。在这里用了，在另外的地方就不一定用。例如，《诗经·邶风·北风》：“雨雪其霏”中“霏”是单音节，不能满足诗句对称的要求，因而用“其”去填补。但在《诗经·小雅·采薇》中音节已足，就不必用“其”了。
为了达到双音节拍或骈偶句式，汉语词汇不仅有增添音节的现象，而且还有简缩音节的现象。如“囹圄”经常是作为一个词连用的，但也可拆开单用，《晏子春秋·谏下一》：“景公藉重而狱多，拘者满圄，怨者满朝。”现代汉语中简缩音节的现象更是常见，如“彩色电视机”简化为“彩电”，《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演义》简称《三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简化为“高检”，“华沙条约组织”简化为“华约”，等等。普通复合词拆散单用更为自由，如“电影”单用为“影”，构成“影院、影评”等，“衣服”单用为“衣”构成了“上衣、外衣、衣帽”等。这种用法的单音节多数是不能或不宜换成双音节词的，否则，节拍就不和谐了。
除了增减音节的手段外，古代汉语还大量运用联合单音同义词或反义词的方法构成双音节词。同义词连用组合成复音词的现象，早在《诗经》中已大量出现，如“君王、臣仆、奔走、践履”等。并列复音词在先秦古籍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中尤以同义词连用为多。对于同义词连用而构成复音词的现象，从古到今的学者都曾有过分析。古代学者大多是从训诂的角度来分析同义词连用而形成的复音词，有些学者着重从意义分析它们的细微差别，所谓“析言则异，浑言则同”。现代学者的研究在范围上就扩大了，有的辨析连用的同义词的性质，探求它们是词还是短语，有的则归纳两个成分意义上的关系等。这些研究都给我们很大启发。我们这里想说明的是同义词连用构成复音词，本身就是汉语词汇追求双音节达到的目的。
词的双音节化趋势与人的审美心理也密切相关。追求和谐与对称是人类共同的审美心理。我们观察日常的事物就能见到对称的造型是十分普遍的。这种人类共有的美感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原始时代。事实上，人及动植物的形体构造往往也是成双成对的。而我们的先民追求对偶平衡的心理也是同样的。比如中国古代建筑，十分讲究整齐对称。从平面布局上看，一般都有一条显明的中轴线，把建筑物分成两半，左右两边的建筑物往往也是对称的。在这种审美心理的影响下，人们说话为文都讲求骈偶对称。如《诗经》以四言为主，以二言为一节拍，充满了骈偶对称的句子。散文中也重视成双成对的运用。可以说，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就喜欢运用骈偶的语言形式表现思想感情。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丽辞》所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