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一段充满艰难也混合着生命激情的日子里，刀耕火种练就了坚韧不拔的精神，自给自足培育了乐观向上的情绪。
在杨柳依依、细雨霏霏的清晨，走在原始的田野里，迎着吹皱一池春水的风儿，朗诵那些感情色彩浓郁的四言诗，不难体会其中所浸透着的典雅风格。从那些优美的语言旋律和起伏的节奏感所舒展出来的意象中，我深深地感受到，这正是当时的人们对生命眷恋和健康生活的表现。
三、先秦两汉时期的实用科学技术
由于地理上的阻隔，古代中国人独自走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形成了有特色的技术型、经验型、实用型的科技体系。中国不是近代以及现代自然科学的发源地，但是中国文明正好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创造了许多外在和内在的条件。因此，在下面的适当位置，我们还要介绍中国在中古时期所达到的科技水平，以及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如何为近代世界开辟了道路和拓宽了视野。
中国先民的精神生活中没有神的影子。无神论的民族重视现实，遵从生活经验，这个民族特性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实用性和经验性。农（学）、医（学）、天（学）、算（学）是中国人独自创造的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四大核心学科。
1．拓展生存空间
指南针是中国人的发明，但磁铁矿却早就有了。远古时代，在人们的心中，磁石和磁性是很有些神秘感的。古代中国人早就知道，这种天然矿石会引导方向，产生一种吸力。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赋予这种石头活的灵魂，把它们和巫术联系了起来。在科学还没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种神石的力量主要用来引导巫术，辅助占卜，服务于当时的社会生活。
在古代社会，靠一种真诚的信念和错误的方法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是非常正常的，也是不足为奇的。到了宋代，中国人才把磁针应用于海上航行，这是技术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大约两个世纪后，磁针才曲曲折折地经丝绸之路传到了欧洲，在那里，欧洲人把磁针由指向南方改为指向北方。
钟表把人们对时间的理解从宇宙中肉眼所见的天体运作中解脱和抽象了出来，而指南针在空间上给人类指明了方向。指南针开拓了我们生存的空间。
2．农业和水利工程
商代中期，农业已成为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殷墟出土的甲骨片中关于农业丰收的卜辞很多，而畜牧业的内容很少，表明在当时农业的重要性已超过了畜牧业。到了西周时期，以农业为主，以畜牧业为辅的生产格局已经形成，中华民族以植物为主的食物结构开始确立。
春秋以来，有大量记载农业技术的文献出现，中国先民已懂得对土地精耕细作。此外，为了防止在中国境内最为常见的而又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即水灾和旱灾造成的破坏，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它们包括灌溉工程、运河工程和堤防工程。四川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沃野良田，四川由此成为“天府之国”。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现实是，把水利作为强国之本的思想已经产生。各国还把水利当作关系农业丰歉、国家盛衰的大事，兴修水利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韩非子·五蠹》提出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商君书·算地》强调利用“溪谷流水”进行水利工程的重要性。《荀子·富国》讲到了兴修水利要掌握的一些规律。《管子·度地》认为，善于为国家策划的人，必须从治理和发展水利开始。说明水利对诸侯国的发展和强盛的重要性。我们不难从历史的一些细节中体会。
两千多年前，一个名叫商鞅的卫国人来到了秦国，商鞅的政治抱负在求贤若渴的秦国得到了充分的施展，从公元前256年开始，他在秦国进行彻底的变法，史称“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核心是耕和战。商鞅宣布的首道命令就是“垦草令”，鼓励开垦土地，兴修水利。商鞅变法使秦国出现了开阡陌、兴水利的景观，商鞅奖励耕战的政策使秦国迅速强大。
强大起来的秦国便把目光投向了统一六国的事业上，韩国所处的位置正好控制了秦国东出函谷关之后，到黄河下游地区的交通要道，从当时战国争雄的整个战略格局上来看，如果秦国不把韩国的领土控制住，秦军就没有办法顺利打出函谷关，然后消灭东方的六国。
这时，一个叫范雎的人来到了秦国，尽管这个人手无缚鸡之力，但正是这个人使韩国陷入了灭亡的境地。范雎向秦王献策说，秦国和韩国的边界地形犬牙交错，又正好挡住了秦国通往东方的道路，是秦国的心腹大患，秦国要想吞并天下，就要首先灭掉韩国。
于是，秦国把第一个打击目标瞄准了韩国，面对强秦的威胁，韩国犹如惊弓之鸟，其国都像候鸟一样不断迁徙，先是从现在山西的平阳迁到了河南的宜阳，又从宜阳迁到禹县，最后才在中原腹地的新郑落下脚来，然而这并不能躲避秦国咄咄逼人的攻势。
在国家危难之际，一个名叫郑国的水利工程师向韩惠王献策说，他愿意只身去秦国，说服秦国兴修水利，以此疲乏秦国，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疲秦计”。
虽然修建郑国渠是“疲秦计”的产物，而且后来秦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秦国之所以把这项巨大的水利工程继续下去，是因为秦国深知，兴修水利同样是一件与统一天下并重的事情，从战略上来看，商鞅的以耕促战，既是秦国固本培元、增强实力的有效措施，也是它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战略部署。当时秦国下决心修建这一工程，必然和它增强自己的力量、问鼎中原，以消灭东方六国这一宏伟目标有关。
实际上，郑国渠的修建给秦国带来了更多的利益，几年以后，郑国渠使秦国的关中平原成为当时最著名的粮仓。关中地区繁荣富庶的景象有当时的一首歌谣为证：
田于何所？池阳谷口。
郑国在前，白渠其后。
举锸为云，决渠为雨。
泾水一石，其泥数斗。
且灌且凿，长找禾黍。
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和郑国渠一样，成都的都江堰、楚国的芍陂、岭南的灵渠都是当时影响巨大的水利工程。直到今天，有的还发挥着调节水位、灌溉农田的作用。
3．医学
在原始社会，巫医不分，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关于疾病的记载，治病方法主要是通过迷信活动，但也用一些药物。西周时期巫医已经分开，出现了专职的医生、救治措施和医疗制度。
约在商代，中国人已经认识到某些植物的汤液对疾病的治疗作用，从此以后，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各种金属制造的医疗器具开始出现。经过几百上千年的积累，中国的医学体系在春秋战国时期得以初步建立。
公元前5世纪的扁鹊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医学的最高成就，他所采用的切脉、望色、闻声、问病四诊法一直沿用至今。他熟练掌握了当时广为流传的砭石、针灸、按摩、汤液、熨帖、手术、吹耳、导引等方法，创造了不少为人传颂的“起死回生”的奇迹。
战国晚期出现的《黄帝内经》是当时医学的集大成著作，它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广泛论述了医学理论的各个方面。它第一次提出了脏腑、经络学说，成为日后中医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采用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处理医学中各种问题的总原理，为临床诊断提供了理论说明。
《黄帝内经》是中国医学的奠基之作，两千多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是极为宝贵的科学遗产。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黄帝内经》的气血循环的生理现象和尸体解剖的知识更值得关注，但更多的人会去注意它的阴阳五行学说。《黄帝内经》全面运用阴阳五行观念解释生理现象，用五行解释五脏和一切事物，用五行相克和阴阳逆顺说明环境气候对人体的影响。它的经脉论基本确定了中国传统的经脉学说，这是中国医学的一个特点。它的气血循环很难说是现代血液循环的意思，因为它是把气血循环作为在各个部分之间运行、联络的手段的。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提到了许多医学知识，无论从字体、语词还是从背景上看，帛书所说的内容都是先秦时期的东西。它有两篇讲脉法，切脉可能始于扁鹊，这两篇脉法若不是扁鹊的也与他有关。它的52病方是现存最早的方剂。
生活在公元142～210年间的张仲景在医学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医学研究在理论上是前代医学的综合和发展，张仲景说他自己博览群书，广泛搜集文献和古籍，提出了自己多方面的见解，铸造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他的书是伤寒理论的百科全书，书中研究了各种病症，内容系统而又全面。例如，他将病人生病的状态分为6类（3阳3阴），将病症分为8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对于不同的病症和病情，分别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在诊断方面，他确立了望、闻、问、切四珍，在治疗方面，他确立了汗、吐、下、和4种手段。张仲景的医学是在《内经》的指导下形成的，但他在对伤寒病的研究中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科学体系，这不但表明了汉代人的科学能力，也是对传统医学的一个发展，给阴阳五行的内涵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
4．历法和天文学
发展农业生产离不开历法的制定，作为农业民族，华夏先民很早就注重天象观测，为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服务。考古发现以及文献记载表明，在约公元前24世纪的帝尧时代就有了专职的天文官，从事观象授时。当时人们已经知道一年有365天，懂得用黄昏时南方天空所看到的不同恒星来划分春夏秋冬四季。
《夏小正》一书据说是夏朝流传下来的，书中记录了许多天文知识，其中提到北斗斗柄每月所指方向有变化。从甲骨卜辞中可考证出，殷商时代用干支记日，数字记月，月份有大小之别，大月30日，小月29日，闰月置于年终。
此外，甲骨卜辞中还有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载。我国第一部文学圣典《诗经》中天文知识亦极为丰富，著名的如《诗经·七月》中的“七月流火”（七月的大火星向西偏，大火星即指心宿二，天蝎座的α星）和《诗经·绸缪》中的“三星在户”（抬头从门框里望见河鼓三星，河鼓三星即天鹰座三星）等。
春秋时代的天文学继承了商代的观测传统并有所进步。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天文学开始由一般观察发展到数量化观测，《礼记·月令》以二十八宿为参照系描述了太阳和恒星的位置变化。《春秋》和《左传》中天文资料更为丰富，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共记有37次日食，公元前613年的哈雷彗星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战国时期出现了专门的天文学著作，齐国甘德著《天文星占》，魏国石申著《天文》，后人将之辑成《甘石星经》，是当时天文观测资料的集大成，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
与希腊人不同，战国人不是从一个清晰的地球观念来考虑宇宙结构，而是从天文观测开始的。
公元前1世纪在改定太初历中落下闳就使用了浑仪，可能是用来测量赤经和赤纬弧度的。其后，公元1世纪的耿寿昌造了浑象，发现日、月每天运行的赤道度数不均匀，于是，付安在赤道浑仪上加上了黄道环，贾逵又制作了黄道铜仪。东汉的张衡制作了水运浑天仪，用来显示天象和天文时间，他还测定了黄赤交角。
汉代的帛书《五星占》保持了肤浅的占星传统，描述了客观记录的五行星对人事的影响，但它的天文观测是精确而全面的，并且开始出现行星会合周期的研究。它把五星与五神、五行、五用明确联系在一起，与汉代典籍相合。
《史记》在这方面又前进了一步，它对星宿的划分甚至命名都按照政治结构进行，这已不同于战国人把天体变换为日期，而是一一对应把它们转换为政治组合。
汉代，出现了一次历法大改革，《太初历》系统出现，虽然精度较差，但在很多方面是今天的农历的基础，这个历法出现后，以它为框架，就发现了日食和月食的周期性，是天文学的一大进步。
张衡从他的天文学中发展出了浑天说，认为天体像一个弹丸，3世纪的王蕃又提出了天壳旋转的思想，浑天说认为，天球之外还有无穷的“宇”。比张衡早的郗萌提出了宣夜说。他认为，天体无质并且无穷，他还认为星体浮在天中，对于澄清天体与星体的关系和明确宇宙结构有很大帮助。
5．算术
商代甲骨文中开始有十进制的记数方法，春秋战国时期普遍运用的算筹完全建立在十进制基础上。算筹就是一些小棍，分纵式和横式两种摆法，纵式表示个位、百位、万位等，横式表示十位、千位、十万位等，遇零空位，这种方法可以摆出任意的自然数。
陕西千阳县汉墓出土的算筹表明它的出现不晚于西汉，但实际上老子曾经提到它，在墨经中也有类似的说法。
十进制记数法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记数法，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但算筹有它的局限性，计算过程无法保存，从而不能得到检验。中国传统数学不擅长逻辑推理也可能与此有关。
算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迅速，《汉书·食货志》记载了李俚的算术，有证据表明在公元前6世纪已有分数和九九乘法表。
《周髀》和《九章》是战国时期自成体系的数学著作，恰好相当于《几何原本》在希腊数学的地位。《周髀》较早，是西汉初的作品，《九章》则稍晚一些。它们都记载和综合了战国文明的科学思想和成就。把《周髀》看做天文学著作是不合适的，它与《九章》一样，是在对象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及与其他事物的阴阳关系中来展开计算和分析的。《周髀》以大量篇幅论述方、圆与数的宇宙意义和神学意义及其关系，讲述天地的数值关系和相似。而《九章》则侧重于经验的总结和应用。
除了基本算术外，《周髀》在七衡中还计算了一个等差级数，相似的有一个等间距内插法，记录了勾股定理的应用，出现了一次不定方程和一次同余式，有了比例几何。《九章》更发展为完整的比例法则，其中有与现代基本相同的三次开方法、二次方程的解法及专门讲正负数及其加减法的内容。
张衡发现《九章》的球体体积公式不精确，因而设想出用立方体内切球体的体积比例来计算，虽然张衡没有提出圆周率的概念，但他已经对π值的提出作出了贡献。赵君卿为《周髀》作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证明了勾股定理，他的方法与毕达哥拉斯不同，采用“移补凑合”法，也就是对正方形几何结构做变换的方法来证明勾股定理。
6．地理学
中国的自然地理学起源于《禹贡》，我们不知道它成书的年代，最少应归之于战国时期。它是综合地理志的典型，决定了汉和整个中国历史按方位、以自然地域分界、记述地理、资源、物产等各方面全部材料的地理之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