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具规模的城市、相对成熟的金属冶炼、能表情达意的文字体系的建立和较为完备的礼仪制度的定型是国家和文明产生的基本条件。在中国，公元前2000年前，这些条件已基本具备。虽然公元前3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已经有了铜器，但铜制品的大量出现是在龙山文化时期。文字滥觞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时期，到龙山文化时期，比较成系统的文字也已出现。
在这片土地上，那时候肯定生活着众多的部落。我们不必管夏朝，商朝肯定只是个方圆几百里的部落，它的文化从此传向四方；周朝把政治疆域扩大到黄河、长江流域，秦始皇统一了今天中国的东部，汉朝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国家之一。黄河流域的文明一直扩大到整个东亚并传到西亚和欧洲。文明是一个生命历史过程，文明作为一个现象的宇宙意义也许终究不是我们所能把握的，但这个意义就在于生命对它的赋予之中。
二、春秋至秦汉时期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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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00年左右，以部落体制为基础的原始的人民公社开始向诸侯邦国的形式转化，以往的那种以宗教关系、血缘纽带为依托的无政府状态走到了尽头。这是一个标志，在此基础上，中国文明开始了它的辉煌历程。
公元前8世纪，经历了“烽火戏诸侯”那次荒诞事件和血的教训后，周平王带着他的宫室成员匆匆来到洛阳。东周开始了秋风萧瑟的岁月。洛阳还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但权威已大不如前，一些诸侯国逐渐坐大，并开始挑战王权的尊严。王室成员似乎还和以前一样，过着悠闲自在的日子，但王权的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时周人的宗教观念中，天命、神、祭祀等具有了新的含义，他们主要的宗教行为和政治活动是祭神，但“神”已成了一个空架子，人来到了表演的前台，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民为神主”的思想。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为后来哲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古代中国人的信仰是模糊的。自古以来，没有一个神真正地走进了人民的心中，特别是，对当朝皇帝的敬畏超越了一切，在他们的心目中，皇帝是天之骄子，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因此，人们也把皇帝叫做天子，是一个完全神化了的人。这种思想的形成既是心理的作用，也是环境的使然。这就是古代中国人的实际。
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追求现实的人生便成为一种必然。人们并不去深究自然现象的原因，而是热衷于部落或民族的传统。所以，在古代社会，知识的取得不是源于逻辑的推理，而是源于生活的经验也就不奇怪了。
哲学的诞生是人类意识到自身重要性的必然结果。当时，郑国的子产将天道与人道区分开来，明确地反对迷信，是理性主义的真正先驱。《国语》记载了一个叫伯阳父的人用阴阳关系解释地震和预见西周的灭亡，据说很灵验。还有一个叫史伯的人用五行解释万物的生成。不难看出，人类的智慧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提升。世俗化思潮和平民阶层的兴起在思想上和制度上都彻底破坏了旧宗教旧礼制。那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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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生产的发展与新的生产方式是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在生产力和社会制度两个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那时，公田制不再有效，初税亩开始出现，农奴制和宗族制瓦解，农民从农奴变为直接经营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己为自己做主了。
这一情况的发生在技术上的支撑是铁器的普遍使用，先进耕作工具的出现，必然导致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在哲学思想上的支撑是神的地位的卜降和人的自觉意识的觉醒，在社会领域方面的支撑是城市的形成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和集中。
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兴起、繁荣和混乱的征战局面给我们的影响太深了。当时，诸侯开剥夺王室的权力，大夫开始剥夺诸侯的权力，逐渐形成大夫在政治、经济上的扩充和控制国家权力的局面，而士、卿、地主甚至门客也都纷纷涌起。那时已经有了社会阶层流动的征兆。
春秋时，人们有一种从复杂的西周宗法制度解放出来的感觉，对旧礼制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发泄了他们的压抑和不满，这也为未来社会奠定了思想基础。春秋时代文化的多样化实际上是人的思想的一次大觉醒和大解放，以人为本的思想在那时就逐渐显露。
“礼崩乐坏”恰恰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征兆。它意味着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变革和转型，这种变革的结果，使个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和平等有了更多的可能。
公元前594年，鲁国废弃了公田制，实行初税亩制度，即实行按田地而不是按人头征税。初税亩制度主要是将既成事实合法化，其中所透露给我们的信息是，当时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打破已不可逆转，这种税收政策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政府更加有效地管理社会。这样的改革与其说是来自权力的上层，还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这样的条件下，土地的集约化也许更加迅速。不过，农民已成为个体生产者，不再是与奴隶主联系在一起的农奴，农民脱离了土地，也脱离了旧制度，这就奠定了自由民的产生和各阶层自由流动的基础。
养士制度的出现是那个时代一道特殊的风景线，也从一个层面反映了智者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上地位的上升。在吸引流动人员、集聚先进思想和培植未来梦想方面，养士制度都提供了一个平台。不过，士在这个时代仍由中下层人员构成，但作为一个流动的综合阶层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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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和没落的六国贵族的眼里，秦人的兴盛是一种异端力量的崛起，有一些暴发户的意思。但实际上，秦国所做的一切都引领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他们重实际，不务虚。在这一方面，善于唱挽歌的六国贵族就差远了。
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商鞅变法绝对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个原始创新。一旦看准了方向，他就敢于大刀阔斧地改革，而不计较自己的利益得失，这值得所有后来以政治为崇高使命和远大志向的政治家们学习。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古代中国所有怀有“鸿鹄之志”的人们的一面镜子。
他的新法从根本上铲除了宗族制，使社会各阶层人员的流动成为一个正常现象；他的分居制提高了生产率，也为每个家庭的存在提供了法律保护；他对无军功贵族的特权的抑制激活了整个社会，鼓舞了守边将士的士气，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他的目标是一个统—政权的社会。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在很多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民户什伍制、军功制、郡县制、开阡陌、统一度量衡及耕战制度都不仅仅是—种形式，更不是玄虚的清谈，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是—种文明的聚集和开始。
这一切都迎合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在战国时期，社会生活已和西周不一样，那时，大规模战争经常会有，大型水利工程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也逐渐展开，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总之，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当时，稷下学派、合纵连横、自由思辨成为社会的潮流，在这一片无拘无束的土地上，百花可以尽情地开放了。
和商鞅的实干相比，孟子的仁政、墨子的非攻、纵横家的策术其实都是些小国寡民的政治。秦的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统一度量衡固然是出于专制的需要，但它的积极意义更大，对文明的推动作用也更大。
这一切都给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秦的行政制度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大的进步之一。汉代，甚至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文明形式很多来自秦。从那时开始，中国文明就进入了先进的文官制时代，这个时代一直持续到现在。
日本的行政区划很像中国秦朝时的情况，他们的文字以汉字为基础，从寺庙到一般的民居，其建筑风格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汉唐时期的情形。除过一些大城市，在日本的很多地方，都能感受到古代中国的影子，包括语言文字、宗教、建筑和服饰等。这让我不由想起了徐福的传说。他们进行相扑表演时裁判穿的衣服也让我联想起古代中国朝服的样式。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由此可见。这是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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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的政权是高度集中的，它以秦制为基础，但又加上了分封制，有了分封制，皇帝的那些儿子们不但找到了自己发挥作用的平台，又能维护王土的完整。看起来这是一项不错的选择，实际上远不是这么回事。社会体制的科学性远不是皇帝坐在深宫大殿里面对着一束束妖艳的花朵就能想明白的。不过那是两千多年前的事了，我们不能拿今天的眼光来要求他们。
汉的政治是王室、贵族（外戚）、功臣、宦官和文官的综合体，他们之间的分分合合是汉代政治史的主要内容。汉的农业也是多种形式的大杂烩：屯田、分封、开荒、官田、地主租佃、自耕农等，如此多样的形式决定了汉代农业社会的基本经济格局。在那个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可能是基本适应的。
汉初的农业耕作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完全得益于铁器的广泛使用。文景时期的关中平原上，就已经形成了一块块模式化布局的富饶的绿洲，当时的农业科学和天文同样重要。由于灌溉和耕作的神奇效应，关中平原景色如画，对生活在北方大漠上的匈奴游牧者来说，这里和上帝的花园没有什么两样。
经过文景之治，几十年的轻徭薄赋，国家的经济已经得到了全面恢复，以至于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现象。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在那时的生活已经是非常富足了。据说在文景时代，官方的钱、粮多得都要烂掉，富裕人家的孩子出门骑母马都觉得丢人。这很有些像今天的人，如果出门开宝马或奥迪汽车才觉得自己有价值一样，都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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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人讲求实际，在他们的意识中，皇帝的存在是超越于一切的。在广大的农村，所有的建筑都是出自农业生产和实际生活的需要，而很少是出自宗教信仰的渴望。
由于气候和自然条件的局限，西汉人的环境概念是一种基于自然现象的重复循环性和稳定性的产物。在汉代文明的框架内，所有的住宅和苑囿建筑都能捕捉到现实的生命力量。他们的生活质量是商周时远远不能比的，在长安附近，那些自然的绿色由于有了几何形花园和农业灌溉系统的点缀而充满了迷人的魅力。
长安的南面是秦岭山脉，那里峰峦巍峨，山崖重叠，如一条绿色长龙横贯东西。它恰到好处地点缀了另一个世界的遥远和神秘。因此也就更显其美丽。
那里是中国文明最早成熟和繁荣的地方，当中国的其他地方还处于荒蛮状态时，那里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了。半坡人和姜寨人在那里创造了自成体系的文化，他们很有可能就是后来周人的祖先。那里先后经历了奴隶社会由盛及衰的各个阶段，汉代文明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西汉拥有广大的土地，虽然每一个地方可能由于语言、习俗的不同而难以沟通，但由于当时生活方式的简单和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每一个封闭的地方都有可能做到自给自足。
人总是期望和追求完美，完美的世界首先应是一个自然的世界，其次才是一个自为的世界，包括思维的和理性的世界。汉代人大概也是这样。
在农闲的日子里，他们就干些与耕作关系不大的事，一些人去制陶或烧瓦，一些人去渔猎或采集，一些人去割草搓绳，还有一些人去纺纱织布。西汉人以丰富而特有的方式使他们生活的土地变成了一种应时的美景，也很有可能成为他们永恒的家园。这个家园给他们以创造的灵感，使他们成为那个时代众多杰出人物的代表。
汉代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创造了一个理想的社会，他们精心耕作于自己的土地，经营着与世俗生活联系最紧密的行业，他们在祖先留下的土地上创造着属于自己的风景。那些成片的农田和大型水利工程，那些造型别致的园林和坐落在显眼位置的宫殿，那些通向陌生地域的直道和遥遥可见的烽火台，都是他们最美丽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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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的背景，盐、铁、铸钱等手工业得到了发展，商业得到了发展，官学的兴办为现代学校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土地的兼并在更大的层面上展开，汉代的土地兼并是各种力量集中发展的方向。土地兼并的结果是为雇佣劳动、军事和工商业的发展拓宽了空间。
我所理解的汉代社会，在这样的情形下，往往夹杂着自己的幻想。2000年前的汉朝很可能是地球上极其有限的技术社会，如果一个汉代人想知道时间，他可以看沙漏或水漏，如果他想山门远游，他可以用指南针指示方向，更重要的是，他能使用真正的纸作为书写工具，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还使用羊皮纸进行原始的书写。从“洛阳纸贵”这一成语中，我们不难体会东汉时人们性情的高雅及知识素养和文化底蕴的深厚。
一个汉代人如果有病，他可以去看官立或私人医生，他如果想让自己的孩子有文化，就送孩子去上官立或私人学校。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常常会觉得自己的社会是完整和完善的。汉代进行了几次全国性人口普查，并有完善的户籍制度，一个人坐在家里就知道国家和社会的结构，如果需要，他还可以翻开地理志，了解全国的行政建制和地理状况。当然，这绝不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所能享受到的。相比之下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对自己的人民和土地还只是个模糊的概念。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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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星辰的运作已使一切化为废墟，它们在蓝天白云下追忆着自己昔日的美丽，在追忆中销蚀，在销蚀中遗忘，遗忘在土地的浑厚中。对于那个富足的农耕社会所留下的繁荣景象我们还能知道多少？对于他们的文化和文明所达到的深度我们还能知道多少？对于他们的水利灌溉工程发挥作用的历史时限我们还能知道多少？
在这块土地上行走，我想象着无数独具匠心的建筑设施在经历了无数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后，仍然聚集着我们的想象力，也因此拥有了一种独立不移的风格，使我们体会着逝者如斯在远古年代是一种怎样的景致。在他们的心目中，高耸的山崖和牧草丰茂的河边低地都是他们心中的圣境，也在缓慢流动的时光中会聚着人类的思想。那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啊。
在这样的山水形胜面前，他们的心境也变得和顺和深沉。他们对身边世界的认识更加真切，宏大的宇宙生动地展现在他们面前，在他们看来，大地万物的运作是超然而神圣的，在这个浩瀚而壮阔的景观面前，人类的任何创造都显得脆弱和微不足道。
在建筑这些美景时，他们施加了自己无可置疑的影响。在那个易逝的岁月中，他们靠自身的勤奋和聪明，守望着蓝天下的那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终于开拓出一方魅力永存的农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