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怒火像乱箭一般直攒心头，吴荪甫全身都发抖了。他铁青着脸，咬紧牙齿在屋子里疾走。近来他的威严破坏到不成个样子了！他必须振作一番！眼前这交易所公债关口一过，他必须重建既往的威权！在社会上，在家庭中，他必须仍旧是一个威严神圣的化身！他一边走，一边想，预许给自己很多的期望，很多的未来计画！专等眼前这公债市场的斗争告一个有利的段落，他就要一一开始的！
电话铃猛可地又响了，依然是那么急！
这回吴荪甫为的先就吃过“定心丸”，便不像刚才那样慌张，他的手拿起那听筒，坚定而且灵快。他一听那声音，就回叫道：
“你是和甫么？——哦，哦，你说呀！不要紧！你说！”
窗外猛起了狂风，园子里树声怒吼。听着电话的吴荪甫突然变了色，锐声叫道：
“什么！涨了么？——有人乘我们压低了价钱就扒进！——哦！不是老赵，是新户头？是谁，是谁？——呀！是竹斋么？——咳咳！——我们大势已去了呀！……”
拍达！吴荪甫掷听筒在桌子上，退一步，就倒在沙发里，直瞪了眼睛，只是喘气。不料竹斋又是这一手！大事却坏在他手里！那么，昨晚上对他开诚布公那番话，把市场上虚虚实实的内情都告诉了他的那番话，岂不是成了开门揖盗么？——“咳！众叛亲离！我，吴荪甫，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了人的！”只是这一个意思在吴荪甫心上猛捶。他蓦地一声狞笑，跳起来抢到书桌边，一手拉开了抽屉，抓出一枝手枪来，就把枪口对准了自己胸口。他的脸色黑里透紫，他的眼珠就像要爆出来似的。
窗外是狂风怒吼，斜脚雨打那窗上的玻璃，达达达地。可是那手枪没有放射。吴荪甫长叹一声，身体落在那转轮椅子里，手枪掉在地下。恰好这时候，当差李贵引着丁医生进来了。
吴荪甫蹶然跃起，对丁医生狞笑着叫道：
“刚才险些儿发生一件事，要你费神；可是现在没有了。
既然来了，请坐一坐！”
丁医生愕然耸耸肩膀，还没开口，吴荪甫早又转过身去抓起了那电话筒，再打电话。这回是打到他厂里去了。他问明了是屠维岳时，就只厉声吩咐一句：“明天全厂停工！”他再不理睬听筒中那吱吱的声音，一手挂上了，就转脸看着丁医生微微笑着说：
“丁医生，你说避暑是往哪里去好些？我想吹点海风呢！”
“那就是青岛罢！再不然，远一些，就是秦皇岛也行！”
“那么牯岭呢？”
“牯岭也是好的，可没有海风，况且这几天听说红军打吉安，长沙被围，南昌，九江都很吃紧！——”
“哈哈哈，这不要紧！我正想去看看那红军是怎样的三头六臂了不起！光景也不过是匪！一向是大家不注意，纵容了出来的！可是，丁医生，请你坐一会儿，我去吩咐了几句话就来。”
吴荪甫异样地狂笑着，站起身来就走出了那书房，一直跑上楼去。现在知道什么都完了，他倒又镇静起来了；他轻步跑进了自己房里，看见少奶奶倦倚在靠窗的沙发上看一本书。
“佩瑶！赶快叫他们收拾，今天晚上我们就要上轮船出码头。避暑去！”
少奶奶猛一怔，霍地站了起来；她那膝头的书就掉在地上，书中间又飞出一朵干枯了的白玫瑰。这书，这枯花，吴荪甫今回是第三次看见了，但和上两次一样，今回又是万事牵心，滑过了注意。少奶奶红着脸，朝地下瞥了一眼，惘然回答：
“那不是太局促了么？可是，也由你。”
妙语撷萃
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运命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
荪甫的野心是大的。他有富于冒险的精神，硬干的胆力；他喜欢和同他一样的人共事，他看见有些好好的企业放在没见识、没手段、没胆量的庸死才手里，弄成半死不活，他是恨得什么似的。对于那种半死不活的所谓企业家，荪甫常常打算毫无怜悯地将他们打倒，把企业拿到他的铁腕里来。
延伸阅读
链接一民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下，自身的经济发展与外国资本主义没有太多联系，资本相较于官僚资产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势力较弱的一类资产阶级团体。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逐步瓦解了中国的农耕经济体系，扩大了商品及劳动力市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客观条件及可能。中国社会自身也在酝酿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主观动力。19世纪60—70年代中国正在开展洋务运动，民用工业的大量赢利刺激了地主与商人们开展机器生产的欲望。19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部分地主或商人开始引入大机器生产方式，以契约工人作为劳动力，投资与近代企业。这样的企业具有基本的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分散于上海广东天津等沿海地区，有别于洋务派开办的民用企业，这便是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扩大税源，遂放宽民间设厂的限制，民主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中华民国建立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法令，奖励实业发展。由于没有了封建专制的阻碍，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力列强无暇东顾，加上民族资产阶级自身地位的提高，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短暂的春天。1949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认为：民族资本主义既有剥削工人阶级剥削剩余价值的一面；又有维护宪法（当时的宪法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将民族资产阶级纳入爱国统一战线中，为团结社会阶级，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挥应有的贡献。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成长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自身经济实力的发展上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也被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输出所遏制；本国的自然经济与统治者是限制民族资产阶级成长的内因。这些条件使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与外国资本主义一样强大的经济实力，决定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两面性，并自始至终存在着。就像《子夜》中的吴荪甫一样，他们希望改变社会，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但是自身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既不敢也无力推动社会变革。链接二买办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鸦片战争前，在广州经理对外贸易的公行中就已设置买办为外商服务。当时买办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为外商船只采买物料及食品的商船买办；一类是在外商商馆中代外商管理总务及现金的商馆买办。买办一职，受到封建政府的严格控制，中国人不得随便充当，外商亦不能任意选雇。为打破这一限制，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等项，由外商与中国人自行协议，中国地方官不得干预。
买办的身分与性质从此完全听从外商主东的决定。最初，外商进入新开口岸，大半雇佣广州原有的买办或由他们荐引的故旧亲友。随着侵略势力的扩张，宁波、湖州等地先后出现大批当地买办。至19世纪60年代，通事、买办已成为士农工商之外的另一行业。买办与外国在华洋行之间立下保证书与合同后，即可得工资、佣金收入。
鸦片战争后，外商放手派遣买办携带巨款深入内地进行商品购销、磋商价格、订立交易合同、收付货款、保证华商信用等活动。这些买办成为洋行业务的实际经理人或外商代理人。很多洋行的在职买办同时又是投资于钱庄、贩卖鸦片、经营丝茶的巨商。为扩大洋行业务，洋行主东还要求买办勾通封建政权，依托地方官绅势力。外国商人与封建官僚之间往往通过买办建立密切联系。由于买办职能的扩大及活动的增加，买办在洋行中的地位及其雇佣关系也发生相应变化。
首先，在大洋行内，出现了层层相属的各级买办所构成的买办间或华账房，洋行主东只要控制总买办便能驾驭他以下的全班人马。19世纪末～20世纪初，买办要向洋行主东承担以至保证洋行全部购销任务的完成，从而使洋行老板无需承担风险就能随心所欲地开展进出口贸易业务。其次，买办的佣金及薪资制度也有相应变化。以经手洋行生意为主要职责的买办，薪俸只是表明其洋行雇员身分的标志，而佣金则成为其重要收入。有的买办每年佣金收入不下五六千两。此外，买办还利用职务之便，独立经商，投机倒把，走私偷税，敲诈勒索，由此而来的收入，几乎没有限度。买办以自己雄厚的资本实力在各个通商口岸的鸦片、丝茶、洋货、钱庄以及船运等许多领域保有庞大势力。甚至有些地区的征税大权均落入买办巨商手中。清代末期，甚至形成了由买办势力控制的，自通商口岸至内地城镇的买办商业高利贷剥削网。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买办起着重要的作用。
链接三太上感应篇
道教劝善书之一，简称《感应篇》，作者不详。《宋史？艺文志》收录“李昌龄《感应篇》一卷”，《正统道藏》太清部有《感应篇》三十卷，题“李昌龄传，郑清之赞。”《重刊道藏辑要》有《太上感应篇集注》等，《道藏精华录百种》有《太上感应篇樾义》二卷。该文思想可上溯至《玉钤经》、《道戒》和《抱朴子？内篇？微旨》转引的《易内戒》、《赤松子传》和《河图记命符》等书。《太上感应篇》篇幅不长，计一千二百多字。主要借太上之名，阐述“天上感应”和“因果报应”。
《太上感应篇集注》云：“太上者，道门至尊之称也，由此动彼谓之感，由彼答此谓之应，应善恶感动天地，必有报应也。”意即所谓“感应”指善恶报应，由天地神鬼根据世上人们的所作所为给以相应的奖惩。因此，开篇即以十六字“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为纲，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观念。接着指出人要长生多福必须行善积德，并列举了二十六条善行和一百七十条恶行作趋善避恶的标准，最后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一日有一恶，三年天必降之祸”作结。
该书有佛教“因果报应”的观念，但又与佛教观念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感应篇》大谈行善的好处，它在道教宣扬的人生最高境界——得道成仙的理想下，竖起了一架可以登临的梯子，即现实的行善的态度。
《太上感应篇》实际上建立的是以儒家道德规范和道释宗教规戒为标准的立身处世准则，显示出北宋时期道、佛、儒三教合流的趋向。
《太上感应篇》充分体现了对鬼神权威的敬畏，而这也是佛、儒、道共同的观念。该书认为天上、地上和人体内都有录人罪过、降祸福于人的神或鬼，如大地上的司过之神，天上的三台北斗神君和人身上的三尸神，它们对人的规范和约束是时刻存在的，人应该敬畏它们，对象征神鬼的日、月等物皆不可不敬，故而把“唾流星、指虹霓、辄指三光、久视日月”都视作恶行；而“无故杀龟打蛇”也会引起“夺其纪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
《太上感应篇》出现于北宋，历经宋、元、明、清而久盛不衰。它不再局限于虚无的说教而是建立了现实的封建伦理准则，有利于规范人们的言行，特别是有助于保证国家、社会、家庭的严谨秩序，故而博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同时，那些诚心修道者也推崇它，因为它不同于一味要求人们存神思道，清心安神的心灵修炼术，而是具体的、现实的提出了世俗行善得道的方式，这使得世俗道教从精神道教中分离出来，满足了人们渴望通过现实的生活方式也能到达得道成仙的人生境界的愿望。
但在元代，《太上感应篇》既当过宠儿也当过弃儿。这就是世祖在位前后有一场佛道论辩闹剧波及到对“伪道书”的禁毁。开始还没将它列入禁书目录，后来由于扩大了禁目范围才无从幸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