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
——泰戈尔
一、与徐志摩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缘
在徐志摩身边，还有第四个女人存在，这就是凌淑华。
曾经有学者提出：“仅有凌叔华本最有资格做徐的妻子、徐家媳妇的。”可是徐志摩却娶了家里说给他的张幼仪，恋上了和他有同样志向的林徽因，娶了风华绝代的陆小曼，惟独辜负了凌淑华。
究竟凌淑华是谁？她也是一代才女、知名女作家，笔名叔华、素心，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和冰心、林徽因齐名的“文坛三大才女”
之一。她出生于北京的名门望族，外曾祖父曾经是非常有名的画家，而她的父亲凌福彭是和康有为一届上榜的进士，并点过翰林，授一品顶戴，官至顺天府尹、直隶布政使，后任北洋政府约法会议员、参政员；母亲李若兰幼年时被广州富户人家收养，也通文墨，是凌福彭的第三房太太。
按理说，有这样身份显赫的父母，凌淑华应该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宠儿”，可事实并非如此，在大宅院内，孩子众多，凌淑华只是排名第十，再加上是个女儿身，从小就不怎么受到重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原本的一个娇小姐成为了懂得人情世故的女子。
不过大家族中即便是不受重视的孩子，也必须要学规矩、学才能，所以凌淑华从小学习绘画、外文，早在九岁那年，就曾经去日本学习了两年。1920年，中国发生了一件事，有两名罢工的工人被日本工厂主杀害，凌淑华以这个为题材写了一篇小文章，学校看到后就替她寄往了《天津日报》，正所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凌淑华的这篇文章竟然上报了，这让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这件小事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到凌淑华今后的人生，却也间接地改变了她的命运。
第二年，凌淑华考入了大学，崇拜歌德的她选择了比较冷门的动物学专业，可是她的老师却认为她在文学上会更有发展，而凌淑华也想起了那篇小文章，于是坚决地转到了外文系。
1924年1月，她的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发表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晨报副刊》上。之后，在燕大读书期间，相继写了《资本家之圣诞》、《我那件事对不起他》等小说，写了《朝雾中的哈德门大街》、《我的理想及实现的泰戈尔先生》等散文，并陆续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这使她首先在北京的文坛上崭露头角，并开始跨入作家行列。
1924年5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这在北京的文学界内，引起了一阵骚动。负责担任接待泰戈尔的文化人经过商讨后决定，为大诗人搞个不落俗套的茶话会。5月6日下午，凌叔华以女主人的身份主持这场世纪大聚会，她穿梭于名流之间，谈吐珠玑，风华绝代，倾倒了在场所有的男人。
就在这个时候，凌淑华认识了她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两个人，一个就是和她有着一段暧昧关系的徐志摩，另一个就是她后来的丈夫陈西滢。
先来说一说徐志摩，当时的徐志摩已经是新月社的主要成员，而林徽因、凌淑华和陆小曼夫妇都是新月社的常客，几个人非常熟络。
当时，林徽因因为有婚约在身，和徐志摩的相处方式纯粹是普通朋友般的以礼相待，倒是陆小曼和凌淑华，两个人很真诚地坦白了自己对徐志摩的欣赏。不过陆小曼是有夫之妇，徐志摩不敢造次，唯独对凌淑华，他表示了自己的欣赏：他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惟一一次为人作序。他的处女诗集《徐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就是出自凌叔华的手笔。于是二人的交往便越来越密切了，相识半年光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再加上聚会，可以说这显然超出了一般的友谊。这恰恰表明凌、徐二人相知极深。
曾有一度，徐志摩称凌淑华是“中国的曼殊菲尔”，这是一种殊荣，尤其是在徐志摩心中，因为他对这位叫做曼殊菲尔的外国女作家怀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感，他曾经直言不讳地说：“（曼殊菲尔）像夏夜榆林中的鹃鸟，呕出缕缕的心血制成无双的情曲，即便唱到血枯音嘶，也不忘她的责任是牺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几分的美，给苦闷的人间几分艺术化精神的安慰。”而对于曼殊菲尔的外貌，徐志摩更是惊为天人，说她“眉目口鼻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仿佛你是自然界的杰作，不论是秋水洗净的湖山，霞彩纷披的夕照，或是南洋莹彻的星空，你只觉得它们整体的美，纯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说的美……”
可是，凌淑华和徐志摩并没有发展成为情侣关系，两个人始终保持着一种比朋友更亲、比恋人略淡的关系，如果用“暧昧”来形容，倒不如用“红颜知己”来概括。
二、阴差错阳的信
凌淑华和徐志摩的关系，有很多人都在猜忌，甚至就连徐志摩的父母都搞糊涂了，不过相比于艳丽、热情的陆小曼，他们更欣赏平和温婉的凌淑华，正如她的名字一样，徐志摩曾经说她“淡雅如菊”，或许在他们心中，凌淑华就是继张幼仪之后最满意的女子。但是后来的发展，却超乎了他们的预料。
那是在1924年的8月，徐志摩刚刚从印度回国，就接到了凌淑华和陆小曼两个人的信，那时候的陆小曼早就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第二天早上，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在陆小曼的丈夫王赓的陪同之下，来到上海看望儿子。徐志摩知道父亲喜欢凌淑华，就把信拿出来递给了父亲，说：“淑华有信寄来。”
徐申如不疑有他，拆开信阅读，站在他身旁的王赓也就跟着看了几眼。就是这几眼，将事件推向了另一种局面，原来在忙乱之中，徐志摩将陆小曼的信递给了自己的父亲，那满纸的深情厚谊一字不落地看在王赓的眼中。
没过多久，陆小曼就和王赓离婚了，他们的爱情也在众人的口中成为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徐志摩原本还在陆小曼和凌淑华之间犹豫过，可现在的局势却让他不得不立刻选择陆小曼。后来，徐志摩曾经亲口说过：“看信这件事是阴错阳差的。”或许在他心里，陆小曼和王赓离婚都是因他而起，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他不能让陆小曼成为别人口中的弃妇，更不能让一介女子来承担两个人的责任。
徐志摩的感情天平倾向了陆小曼，凌淑华却意外地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的故事，不管这个男人最后选择了谁，肯定有一个人会受到伤害，这就是大众对他们三个人关系的认识。
不过，凌淑华却并没有就此远离徐志摩，她曾经公开表示过：“她从来都没有对徐志摩动过感情，而且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言外之意，凌淑华不会做出对不起朋友的事。
其实对于徐志摩、陆小曼，凌淑华都和他们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或许这也和她平时待人接物有关，在文艺界，她有很多至交好友，比如国学大师胡适之，比如名家周作人、知名学者梁实秋、记者萧乾、大作家巴金等等。可就是这样一个口碑极好的人，最后却和陆小曼决裂，原因就是一个神秘的“八宝箱”。
三、“八宝箱”背后的秘密
相传，徐志摩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八宝箱，里面存放着他的一些书稿、信件以及其他杂物，或许还有日记。在徐志摩生前，这个小箱子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重视，可是在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丧生之后，这个小箱子立刻引起了两个女人的战争。
最想要得到这个箱子的人无疑就是陆小曼，而在传闻中，这个“八宝箱”竟然会在凌淑华手中。当时的陆小曼已经是徐志摩惟一的妻子，她认为自己有权拿到编辑出版徐志摩日记的权利，于是就给凌淑华写过好几封信来讨要“八宝箱”。
她曾经这样写过：“……他的全部着作当然不能由我一人编，一个没有经验的我，也不敢负此重责，不过他的信同日记我想由我编（他的一切信件同我给他的日记都在北平，盼带来）……还有他别的遗文等也盼你先给我看过再付印。我们的日记更盼不要随便给人家看。千万别忘。”
她还曾经这样写道：“林先生前天去北平，我托了他许多事情，件件要你帮帮忙。日记千万叫他带回来，那是我现在最宝爱的一件东西，离开了已有半年多，实在是天天想它了，请无论抄了没有先带了来再说。文伯说叔华等因徐志摩的日记闹得大家无趣，我因此很不放心我那一本。你为何老不带回我，岂也有别种原因么？这一次求你一定赏还了我吧，让我夜静时也好看看，见字如见人。也好自己骗骗自己。你不要再使我失望了。”
通过这几封信，我们不难看出，陆小曼当时已经在苦苦哀求凌淑华，请她把“八宝箱”送还给她，就当作是徐志摩留给她的一点点念想。
其实“八宝箱”并不是第一次被徐志摩寄存在凌淑华这里，早在1925年，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爱情闹得沸沸扬扬的时侯，他打算去欧洲避避风头。这时候他才想到他的“宝贝”没有地方安放，或许这也是文人的一贯作风，把自己的日记和书信看成自己极为重要的隐私，生怕被别人看了去的小秘密，必须将这个“八宝箱”交给一个他非常信任的人，最终他选择了凌淑华。
或许有人会说，为什么不交给陆小曼，那时陆小曼的处境不太好，有很多双眼睛都在盯着她呢，据说这个箱子里还有一些“不宜陆小曼看”的东西，徐志摩当时还这样说过：“只有L是惟一有益的真朋友。”
这里的“L”指的就是凌淑华。
不过，第一次的保管时间并不长，凌淑华就把箱子还给徐志摩了，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八宝箱又回到了凌淑华的手里，这一次，箱子里的东西增添了一些，有陆小曼的日记，上面全都写着徐志摩去欧洲的时候，她的思念之情。其次还有徐志摩写的几篇稿子、给陆小曼的情书……
如果不考虑隐私，似乎这些东西并不是什么秘闻，毕竟一个女子对她爱人的思念，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不过在陆小曼的日记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也写出了那个时期的很多是非，如果将这些东西公之于众的话，肯定会对徐志摩产生很多不好的影响。为了慎重起见，凌淑华曾经这样说过：“徐志摩坠机后，由适之出面要我把徐志摩的箱子交出，他说要为徐志摩整理出书纪念，我因想到箱内有陆小曼私人日记两本，也有徐志摩英文日记两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过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同时我知道如我交胡适之，他那边天天有朋友去谈徐志摩的事，这些日记，恐将滋事生非了。因为陆小曼日记内也常记一些是是非非，且对人名也不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