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火把罗马斯在克拉斯诺维多沃镇的食杂店的所有财产都烧光了。罗马斯也不得不离开这里，他们在村里的工作得不到支持，高尔基感到很迷惘。他回忆说：“忧虑像铅似的把我包围起来，我在村子里走来走去，简直像条失去了主人的小狗。”于是，高尔基和克拉斯诺维多沃镇的农民巴林诺夫在1888年秋天也离开了这里。
他们没有钱买轮船的客票，就在运货驳船上做工一直到达辛比尔斯克，后来又搭上了客船来到萨马拉。萨马拉的一只驳船雇他们去做了帮工，过了7天7夜，高尔基和巴林诺夫到达了里海海岸。在卡尔梅克人的渔场上，在一个不太大的渔民合作社做了捕鱼人。之后又到了莫兹陀克，在莫兹陀克草原上漂泊了一些日子之后，1888年深秋来到了察里津。
在这个城市中，高尔基停留下来。这时，格里雅兹——察里津铁路当局向那些虽然已经流放期满、但仍不准许返回彼得堡、因而居住在沿伏尔加河各城市的那些没有享受全部公民权利和有反政府情绪的平民知识分子提出，让他们到铁路上去供职，因为这些人诚实可靠，不会有盗窃行为。
高尔基来到察里津时，已有很大一批受监视的人在铁路上供职了。
曾经被流放到雅卢托罗夫斯克的民粹派分子米·雅·纳恰洛夫，很同情这个新来的年轻人的命运，靠当时在管理局中有一定影响的“不稳分子”的帮助，安排高尔基在偏僻的杜布林卡车站当了守夜人。
铁路经营者的意图是很“明智的”，他建议上司要借助于忠诚可靠的政治“嫌疑分子”，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侦查小偷小摸和诈骗犯上。
在修建和经营铁路网时的惊人的投机勾当和猖狂的盗窃活动是载入19世纪60至70年代的史册的。鉴于这样的名声，具有民粹派和激进民主主义观点的平民知识分子很长时间一直回避到铁路上供职。但对于这些“政治嫌疑犯”来说，在知识分子普遍失业的压力之下，他们可供选择的机会比别人更少。因此，他们觉得有这样的机会是很幸运的。此外，一种高尚的“思想”情调——同罪恶进行斗争，为社会谋利益的思想情调——也令很多人神往。
对于高尔基来说，这一工作丝毫也不能够真有这样的色彩。当他回想起这些日子的生活时说：
我做了杜布林卡车站的守夜人，从晚上6点钟到早晨6点钟，我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在仓库周围走着。草原上，风像用了一千只野兽的嘴吹着，浓密的雪飞驰着，在那灰茫茫的一片暮霭中，火车头慢腾腾地开来驶去。它喘着粗气，拖着黑乎乎的一节节车厢，仿佛一个人不慌不忙地用一条扯不完的链子捆绑大地，并且拉着它穿过粉碎成寒冷的白色轻尘的天空。铁轮的轧轧声、离合器的铿锵声、奇怪的吱扭声以及低沉的号叫声同雪花一起飘扬起来。
高尔基的直接职责是看守面粉和其他货物，以防被城郊哥萨克偷去，“防盗”已经以最直接的形式摆在他面前。然而，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他作为更夫的地位“是相当奇特的”：
我拿着棍子在仓库周围巡逻，以防备货栈被偷。可是，在这个货栈里，我的顶头上司——站长——就有一个杂货铺子。这个小铺向车站附近的哥萨克出售茶叶、糖和其他从车厢里偷出来的东西。
高尔基到铁路上供职，是靠了一群同情他的知识分子的力量。不过在车站当局看起来，就他本身的职务而论，他远不如他们，因而把那种环境中常见的公私不分的方法完全用在他的身上，当他度过了不眠之夜下岗后，高尔基还得给站长料理家务，倒脏水、劈烧柴，还要把烧柴搬到厨房和屋里，擦铜器、生炉子、照管马匹，以及其他很多活儿。这些又占用了他几乎半天的时间，使他很少有时间读书睡觉。
与这种宗法制习俗迥然不同的是，在阿达杜洛夫的管理局办公室里，那时还有点自由主义的“风气”，所以杜布林卡的守夜人高尔基给站长的上司寄去下面这样谈工作的信，也不会受到责难。高尔基回忆说：
我像过去一样，生活得很好，我跟同事们（更夫）合得来，我对自己的职责了然于心，而且做得一丝不苟。站长对我很满意，——可是他为了表示自己对我的好感和信任，叫我每天早晨从他的厨房里把脏水倒出去。我请问，给站长倒厨房里的脏水也算我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吗？
高尔基的一位在管理局办公室的同事——曾保存了这么一封信，信中流露有对于站长的嘲讽口吻：
我荣幸地禀告您，我值班巡逻，谢天谢地，还不错。装粮食的麻袋逐渐减少，因此现在我提出这个问题：我做这个工作是否合适和有益？
问题在于，我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楚——在粮食不断被盗这件事情上，究竟是谁的过错，是偷走了粮袋的贼呢？还是睡过了站没有发现此事的我呢？请您对此谈谈您的意见……
因为您在管理局办公室里，一切都明白……
在这之后，高尔基又递上一份请求从杜布林卡车站调走的申请书。在这份申请书里，他以诗的形式描绘了自己所受的双重管辖——站长和厨娘管辖的情景。
不久，高尔基从杜布林卡车站调到了波里索格列勃斯克货运站，被指派看管铁路上的扫帚、麻袋和防水布。
在这里，高尔基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可以看书和观察人。按照高尔基的理解，这个城市的人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庸俗的小市民，二是知识分子集团。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人都是与之格格不入的。他回忆说：
在我幻想着做出某种惊人的业绩，幻想着欢快生活的乐趣时，我看守着麻袋、防水布、挡板、枕木和木柴，以防备车站附近的哥萨克来偷窃。我读了海涅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有时在夜里突然想到了周围静悄悄的腐烂着的现实生活，我几小时地坐着或者躺着，什么也不能理解，好像头上挨了闷棍似的。
后来，高尔基又被调到离察里津有12俄里远的克鲁塔雅车站做司磅员，在这里他有了一个新环境，并亲自组织了一个“自学小组”。参加这个“自学小组”的，除了高尔基之外，还有克鲁塔雅车站的报务员——农民出身的技工尤林、克里瓦亚的报务员穆兹基·雅罗斯拉夫采夫、钳工维林和排字工兼装订工拉赫麦特卡。
小组的成员是和睦而民主的，这与喀山的知识分子小组迥然不同，他们摆脱了民粹派教条的束缚。但是他们的活动却受到了宪兵和警察的监视。高尔基曾写道：“从卡拉奇派来了密探到我们这里，他们监视我、报务员尤林、喀山装订工人拉赫麦特卡和曾被流放过的中尉马特维耶夫。”
高尔基由于忍受不了宪兵的监视和上司的愚昧，于是在1889年春天辞掉了铁路的职务，有时步行，有时搭货车，开始了长途远行。他从察里津出发，一路经过了波里索勃列斯克—塔波夫—梁赞—图拉，到了莫斯科。“我带着同朋友们过独立生活的幻想步行了1000多俄里，我幻想着自己去耕地、播种，并且用自己的双手去收获地里的庄稼，我幻想过没有上司，没有老板，也没有屈辱的生活，对于那些东西我真讨厌透了。”
当时，列夫·托尔斯泰是农业移民地的鼓励者，因此，高尔基以一个农业移民者的身份给列夫·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并想向他亲自解释一下，于是带上一本写着诗的本子和一篇长诗《老橡树之歌》去见列夫·托尔斯泰。这也是他途经图拉到莫斯科的原因。
高尔基回忆起这篇长诗时，开玩笑地说：
我从来没有过自信的毛病，而且当时我还觉得自己知识太浅薄，但是我相信这篇作品是自己写得最出色的一部。我把我在这10年丰富多彩的艰苦生活中所想过的一切，全塞在这篇作品里面了。我还深信知识丰富的人们读到我的诗，一定会因为我让他们看见了一切新鲜事物而感到满意和惊讶，我的作品中的真理会震动全世界人的心，这以后马上就会开始一种诚实、纯洁和快乐的生活——我所向往的除了这个就再没有别的了。
高尔基怀着这样的心绪走上了生活中的新阶段，他想“退到一个静谧的角落里，在那儿思索所经历的一切”。
然而高尔基在莫斯科并没有见到列夫·托尔斯泰。于是高尔基又决定返回下诺夫戈罗德。到下诺夫戈罗德的路途有1000多里，他大部分都是步行，1889年春天终于回到了家乡。
那时，下诺夫戈罗德是联系内地和西伯利亚流放地之间的转送站。有许多革命者在下诺夫戈罗德。他们是在喀山大学学潮之后被赶到这里来的，其中有一些是高尔基的老朋友。高尔基和他们中的两位住在一起：一个当过城镇中学的教员，名叫乔金，因为“可疑”而被解职；一个是被开除的学生，叫索莫夫，是个流放犯。
乔金和索莫夫都是“受监视的人”，因而他们的住处自然受到了“秘密监视”。
由于穷困，高尔基不得不到啤酒仓库去干活，在潮湿的地下室里滚动大酒桶，刷洗酒瓶，并且还要把巴伐利亚克瓦斯送到店铺和用户手中。
在宪兵们看来，高尔基并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但为了搞清楚高尔基的真实情况，他们向萨拉托夫和察里津发函，了解高尔基在那里居住时的表现。他们什么资料也没有得到。但是喀山的宪兵队队长冈加尔德上校向下诺夫戈罗德介绍说：高尔基曾在捷林科夫的面包铺做过送面包的工人，并推测高尔基有可能是喀山和下诺夫戈罗德“可疑分子”之间的联络员。
在这同时“秘密监视”的警察也提供了一些情报，“此三人（索莫夫、乔金和高尔基）的生活及其相互交往都采用共产主义方式，他们不仅自己不雇佣任何仆人，而且外出时自己锁上门，甚至也不许房东利克先生的仆人去收拾他们的房间”。这给宪兵的侦查增加了困难。不久，从彼得堡发来了逮捕索莫夫的密令。由于喀山多谢耶夫地下印刷所“被破获”，他也被侦查出来了。索莫夫闻讯逃走了。在宪兵搜查他们房间的时候，高尔基回到了房间，因而也被审讯。
来搜查的宪兵报告说：“在这次审问中，彼什科夫表现极为蛮横无理，甚至胡闹耍赖。”高尔基因此被逮捕，关进了下诺夫戈罗德监狱的一个塔楼中。由于“罪证”不足，不久获释。这事发生在1889年11月。从此以后，高尔基就被列为“危险分子”，经常处在宪兵司令部和警察当局的监视之下。
这一时期，高尔基没有固定的工作，后来在律师拉宁的事务所当上了秘书，生活也随之安定了下来。对此，他回忆说：“拉宁对我的教育有很大影响，他是一个学识渊博、品性高尚的人，我受他的益处，比受任何人的都要多。”高尔基的第一本小说集就是献给拉宁的，以表示对他的尊重。这时期，高尔基的创作欲望更加强烈。于是他把用散文和诗写成的第一部作品《老橡树之歌》藏在背包里。在1889年12月，高尔基决定去拜访当时很著名的小说家柯罗连柯。
柯罗连柯简短地向高尔基谈了这首诗写得如何不好，以及它为什么不好，指出一些语言上的毛病。柯罗连柯形式上是亲切的，而实际上是严厉的批评，这使高尔基惘然若失。他忽视了长诗要求人们建立丰功伟绩这一浪漫主义内容，而是把缺点放在了首位，使高尔基感到困惑不解。他下决心不再写诗，也不再写散文了。
在下诺夫戈罗德，高尔基又住了两年，在这两年中，他广泛地结识了各学习小组的青年和“政治家”，在他们中间，当听他们枯燥而费解的演说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黄雀待在一窝聪明的乌鸦中间一样”。他用丰富的亲身感受对“民粹派”们书本上的一些概念进行反驳。他们脱离人民，脱离现实生活。在他们中间，高尔基感到空虚和苦恼。于是他决定漫游祖国，看一看生活在俄国的人民——不是民粹派所说的那种书本上的人民，而是真正的人民，与日常生活血肉相连的人民。从而“从这种风行琐碎有害的谎言、充斥高谈阔论的令人难受的环境中，从这种病态的自爱，思想上的宗派和五花八门的虚伪的环境中”摆脱出来。
高尔基与这种徒劳无益的夸夸其谈的集体决裂后，带着抑郁的心情离开了下诺夫戈罗德，经过察里津，到达菲洛诺沃车站他过去曾工作的地方。这里成为他漫游的第一站。从这里开始的路程要经过顿河、乌克兰和诺沃罗西亚。他在罗斯托夫港当过装卸工人，在乌克兰、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和赫尔松当过雇工。
在距离尼古拉耶夫市30俄里的坎德宾纳乡里，高尔基亲眼看到了当众残酷地折磨一个妇女的场面。他干预了这一卑鄙的迫害行为，可是自己也被打得半死。人们把他从村子里拖了出来，扔进灌木丛的污泥中。
傍晚，一位流浪乐师从这里经过，发现了已经不省人事、奄奄一息的高尔基，好心的乐师设法把他送到了尼古拉耶夫医院，于是他得救了。高尔基曾把这个场面写进短篇小说《结局》中。
从尼古拉耶夫高尔基又来到了奥恰柯夫，在第聂伯河的河口湾，他曾同渔民们生活在一起，并到盐场上去寻找过工作。高尔基在自传性的特写《盐场》中描写了在这里干的那种繁重的不是人干的活的经历。
在罗斯托夫港当装卸工人的时候，高尔基看到备受折磨与虐待的流浪汉装卸工残酷地侮辱新来的人，用劈裂了的独轮车把手将新来的人的手掌皮肤撕下来。
高尔基虽然通过热情的解说，成功地在手车搬运工中间点燃了工人大团结的火焰，但是很显然，这种团结还没有能够搬掉压在他们心头的重荷，所以他还得离开这里。
高尔基的下一步行程是到比萨拉比亚。高尔基来到这儿时，正是收获葡萄的季节，这一风光绮丽的边区使他能得以休息，恢复精力。高尔基穿过比萨拉比亚南部地区，来到了多瑙河畔，之后越过阿克尔曼返回到敖德萨。
高尔基在敖德萨港口当了一阵子搬运工，之后离开敖德萨，经过尼古拉耶夫、赫尔松、彼列科普、辛菲罗波尔、雅尔塔、费奥多西亚、刻赤、塔曼、黑海地区、库班和捷尔斯克省，沿着格鲁吉亚军路于1891年11月来到了梯弗里斯。
在敖德萨港工作的时候，高尔基碰上了一个使他很感兴趣的格鲁吉亚青年。他是个脱离了自己家庭的小少爷，流落他乡之后，穷困潦倒，看不到使自己摆脱困境的任何出路。装卸工高尔基想帮助这个挨饿的少爷，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他，并把他送回家乡。可是，那个少爷没有真心诚意地理解高尔基对他的这种态度，他把自己的旅伴和保护人看做是傻瓜。他不仅靠高尔基生活，而且偷高尔基的东西，在途中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还曾想诽谤他，甚至在危险的时刻几乎出卖了他。
当他们到达梯费里斯之后，小少爷就把高尔基抛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中，虽然事先他曾答应让高尔基住在他家里，但那是在欺骗他。
高尔基把这最后阶段的漫游的详细情节都写进了《我的旅伴》这篇著名的短篇小说中。高尔基在小说的结尾写道：“以后我再也没有遇见过这个人——将近4个月生活中的我的旅伴，可是我却经常带着善良的情感和愉快的微笑回忆起他来。”
“他教给我许多东西，这是在智者贤人所写的鸿篇巨制中所看不到的，因为生活中的智慧总是比头脑中的智慧更深刻、更广泛。”
高尔基同旅伴告别后，一个人来到了麦科普城。高尔基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刚刚发生“牛瘟暴动”。当地居民由于沙皇官吏消灭牛瘟不力而激怒起来，官方调来士兵，打死不少农民。后来高尔基曾回忆道：
9月15日“瘟疫暴动”，人们还记得，哥萨克人赶走了防疫委员会，并且痛打了他们的人员，因为据他们对我说，检查大员命令把所有的阉牛都赶进一个围栏里，在那里，病牛和没生病的牛在一起待了两昼夜，致使没病的牛也生了病。
为了“平息”哥萨克人，派来了“高加索步兵义勇队”。
这是一场“俄罗斯人同卡巴尔达人的战斗”，高加索人被打跑了。……为此事而被处以绞刑的有三四个人，我记得一个人的姓名和模样：他叫契尔内依，是个一脸大胡子的小伙子。
在为死者召开追悼会时，我因为是个9月18日事件的“过路的”见证者而被阻留下来。
这是高尔基第二次被捕。他们审问，问高尔基为什么到处漫游。高尔基说：“我想了解俄罗斯。”
一个宪兵军官带着一副受了委屈的人的面孔说：“这不是俄罗斯，而是猪圈。”
高尔基从麦科普到了别斯兰，这里当时正在铺设通往黑海海岸彼得罗夫斯克的铁路。10月末，高尔基从符拉迪高加索沿着格鲁吉亚军路奔往梯弗里斯。
高尔基曾在格里雅兹——察里津铁路上工作时认识了政治可疑分子亚·纳恰洛夫。在那里，他热情地接待了高尔基，并利用自己的关系，给高尔基安排了工作。
高尔基起先在锻工组干了一个多月的锻工活儿，后来在工厂的会议科里登记机车小修的材料消耗量。
纳恰洛夫把高尔基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们，他们都是梯弗里斯的“政治犯”，大多数是流放移民。
高尔基在“政治犯”学习小组组员丹科家里租了一个房间。
高尔基在梯弗里斯生活了近一年，在这一年的各个季节，他走遍了格鲁吉亚。他到过阿哈尔卡拉基、波尔热敏、巴士敏、阿哈尔齐赫、库塔依斯、奥珠尔格塔赫、捷拉维和戈里。高尔基在此期间获得了新颖的并使他迷恋的地区的各种见闻。
1892年夏，高尔基来到了黑海，参加了修筑苏胡木—诺沃罗西斯克公路。这里聚集了数千名遭灾省份的饥民。从表面上看，他们好像是在赈济饥民，而实际上却对饥民进行了极端残酷的剥削。极艰苦的劳动条件把这些人弄垮了。
高尔基从别斯兰又步行到阿拉季尔，再沿着高加索的山脊向黑海方面进行。在到达黑海之前，高尔基和他的朋友机械工人费奥多尔·阿法纳西耶夫到了高加索东部的巴库。
那时候，工人们的痛苦劳动和石油企业主追逐巨额暴利的这个可怕的“黑色王国”，给这两个同行者留下了抑郁的印象：
我们闲走了两三个小时，从远处观看肮脏的井架的混乱状态。在那里，有一种东西“砰”的一声落了下来，仿佛大石头掉到水里一样。在沉重的、灼热的空气里，飘荡着低沉的、咝咝的声音，有十来个光着脊背的工人握住绳子，在地面上拖着一块很厚的、带有铁链的装甲钢板，他们愁眉苦脸地喊着：
“哟哎嗬！哟哎嗬！”
大滴的黑雨点儿落到他们身上。油井喷出很粗的黑柱，柱顶碰到浓厚的、带油的空气，就呈现出蘑菇头的形式；虽然从这个蘑菇头上向下流油，但是它好像在融化着，而体积并不缩小……在这一切里面，有一种可怕的、非现实的或者已经过于现实的、毫无意义的东西存在。费奥多尔·阿法纳西耶夫吐了一口唾沫，说道：“我就是饿死三回，也不到这里来做工！”
高尔基和阿法纳西耶夫打算经过奥塞丁军公路，但是因为别的缘故没有到达那儿，便返回弗拉第高加索了。
回到梯弗里斯，高尔基定居下来，他在当地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人之间认识了许多的人。他跟机械工人费奥多尔·阿法纳西耶夫同住在一所房子里。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他们都认识的罗赫林，以及土地测量学校的高年级学生萨梅特、中学生维兰诺夫和师范学院的大学生谢·瓦尔丹尼扬茨。处在这群人的中心，高尔基表现了他的组织者的才能。一个公社组织起来了。它的社员是高尔基由读书的青年和工人的活动分子当中用宣传的方法吸引来的。
这里的活动非常热闹，几乎每一天都举行朗诵会、座谈会，进行讨论和争论。
中学生们、土地测量学校的学员们、师范学院的学生和女教师们以及科学院的听讲者和工人们，都在这个突然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政治“俱乐部”的共同事业上接近起来。
高尔基在给少年时的伙伴的一封信中所叙述的，就是这些日子的事情：
简而言之，这就是我的表面生活：从9点到4点工作，4点到5点休息，5点到9点参加诵读会（只有星期三和星期日才有空儿），从9点到11点或12点进行争论、辩论等，从12点到3点或4点，我读书或写点什么。
高尔基曾满怀信心和勇气，兴致勃勃地写信给他在喀山的老朋友吉里亚·普列涅夫：
我同大学生和中学生一起阅读，我没有教什么，但我劝他们要互相了解。在铁路的机车库里，我同工人们一起阅读，一起谈心。这里有一个工人叫鲍加德罗德奇，是个出色的人物，我们心心相印，相处得非常好。他曾说，生活中什么好东西也没有，而我却说有，只是都隐藏起来了，不是每一个傻子都可以伸手抓的。
从宪兵的文件中得知，1892年，顿河罗斯托夫破获“散发非法出版物”一案时，发现了高尔基的信件，在其中的一封信中，他曾这样写道：“我好像用水浇灌了似的，用美好的思想进行了教育，并且获得了显著效果。”
在另一个同案被告家里，同样也发现了高尔基的信件。
高尔基说过：“那时我把自己看做是个幻想家、诗人，可能还是个很无能的宣传家。”
可以看出，高尔基由于自己的谦虚，他在这里低估了他所做的宣传工作的意义。
谢·雅·阿利卢耶夫是梯弗里斯第一个社会民主党小组的参加者，他在1892年曾说过，高尔基曾参加过小组的会议，并且在大家的座谈中，建议工人们把在工厂里使他们最受感动或者最感愤怒的事情写出来：
以目前大家所注意的问题为题来写吧，把事实记下来，并且把所记的东西让大家互相传阅。这种短小精悍的报道性随笔甚至可以抄写许多东西。
由此可见，高尔基给工人们灌输了书写传单的思想。他是“公社”的一切活动的组织者。而在6年之后，费奥多尔·阿法纳西耶夫因为一件重大政治案件被检举的时候，宪兵们曾追查了阿法纳西耶夫的过去，用他们的灵敏的嗅觉断定了高尔基所组织的联谊团体存在的时期，对于这个梯弗里斯的青年所影响的程度。
从那时起，在宪兵队所有的“对高尔基的调查记录”中，都收入了一位在宪兵面前“供认不讳”的见证人的口供，这个见证人供称：
提起彼什科夫的谈话和议论，我可以说，毫无疑问他对工人们曾进行过宣传。他曾经常地、滔滔不绝地、尖锐地谈过对工人的剥削，并且对议论的这个题目大力加以发挥。
至于高尔基“幻想家、诗人”的活动方面，据当时认识高尔基的一个人说，他曾有整本整本的写满了诗歌的笔记本，并且打好了连篇的腹稿。
谢·瓦尔丹尼扬茨是高尔基联谊会的成员之一，他曾回忆道：
他曾不止一次地把我叫到他自己的房间里（他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并且津津有味地向我朗诵拜伦的诗剧《曼弗雷德》和《该隐》。现在，在我脑海里回忆起1892年冬天的夜晚，在地下室的一间相当宽敞但是陈设简陋的房间里，我望着站在我面前的身材魁梧的马克西姆，他正在讲述着自己的苦难，讲述着他在辽阔广大的俄罗斯漫游时所经受的艰辛和所进行的斗争，这时我才明白，他为什么醉心于拜伦。拜伦鼓舞支持他不满现状的精神，反抗的精神。
现在高尔基似乎更加走近了他曾经模模糊糊看出来的某种事业的门槛，更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高尔基甚至承认：虽然他的漫游的道路并没有撒满蔷薇，漫游之后他“变得粗暴了，而且更加易怒了”，但是，正如从前他经历过的一样，徒步在祖国大路上的漫游锻炼了他，使他更坚强，并且驱散了他心中的愁云，而且丰富的旅行印象又给他注入了永恒的精神上的明朗性。
除此之外，高尔基在梯弗里斯还获得了一个亲切的环境，他同他所接近的一群青年工人相处得非常和睦。梯弗里斯的一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也受到了良好的影响。他们之中，卡柳日内在高尔基的一生中留下了十分特殊的记忆。他曾坚决地说服高尔基：“写你看见过的一切吧。”于是高尔基开始创作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并在1892年9月12日《高加索报》上刊载，这使高尔基在文学上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生涯。
漫游的时代使高尔基“挺直了”身子，梯弗里斯的生活与工作也决定了他未来的道路。1892年10月间，深秋的时节，他乘坐一只双桅的运货船，沿着黑海向北方故乡尼日尼航行。明丽的乔治亚，再见了。这个国家的雄伟的自然景观，它的人民的罗曼蒂克和温柔的形象，使高尔基把流浪、工作和奇遇的经历作了一个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