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认为他的一生中有4位老师，对他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按时间先后来说，他们分别是大兵出身的厨师斯穆雷、律师拉宁、民意党人卡柳日内和文学家柯罗连科。
经过两年的俄罗斯漫游，1891年10月底，高尔基到达梯弗里斯。
在梯弗里斯，高尔基开始在铁路局的机器修配厂内工作。不久，他就和有革命思想的工人和学生有了接触，他同工厂工人住在一起，到铁路工人中去做宣传工作。在梯弗里斯，高尔基遇到了一个对他有决定性影响的人，这就是卡柳日内。
亚历山大·麦福季耶维奇·卡柳日内也是铁路局里的一个职员。由于他参加民意党的革命活动，坐过6年牢。他看到高尔基这个搬运工虽然穿着褴褛，完全不合季节，但他一点也不沮丧，而且还时而和同伴们谈谈笑笑，说说他生平所遭遇的各种事情，时而谈着关于工人们应该怎样为合理的生活斗争，不应对主人们让步的种种问题。
卡柳日内请高尔基到他家里去住，于是高尔基便常常在漫长的晚上对他的新朋友叙述他的流浪生活中的全部遭遇，叙述他在铁路的冒险故事，也说到自己的感受。
有一次，高尔基向卡柳日内谈到他在比萨拉比流浪时，在吉普赛人的帐篷里，听到一个名叫马卡尔·楚德拉的老吉普赛人讲的关于拉达和左巴尔的传说。卡柳日内默默地看着高尔基，他觉得高尔基不单是一个命运不平常的强壮年轻人，不单是相貌倔强、心性浮躁、毫无目的的流浪汉。在高尔基自述的故事中，卡柳日内感到伟大的天才和一颗高尚热烈的心。他看出高尔基具有非凡的才能。于是，他固执地一遍一遍地说：“把这些都写出来吧。”高尔基的故事使他入迷。于是卡柳日内抓住高尔基的肩膀，领他到另一间屋子里去。“桌子上有纸，”卡柳日内在门外对着吃惊的高尔基说，“您把您说给我听的故事写下来吧，您不写好，我不放您出来！”
高尔基对于这件从来没有做的事是感到很困难的。但是，在故事没有写好之前，卡柳日内什么话都不肯听。
高尔基果真写了，却不是卡柳日内希望他写的那些。
到这时为止，高尔基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素材，生活曾使他接近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在房屋地下室住的人，在作坊和轮船房舱里住的人，在农民的木头小屋和安适整洁的都市建筑里住的人和住茅草屋的人。他知道做一个拾垃圾的、当厨子的、画圣像的、做脆饼师傅的、码头工人、肩挑小贩和铁路工人都是什么滋味。
那么，高尔基想，只要写下来，写自己，写自己亲眼所见的一切，写自己的感想，就行了。然而高尔基一提起笔，这一切的丰富素材就好像从他的记忆中消退了，而另外一些字句，不久以前读过的书本上的字句，却都涌上来了。结果，他写出来的不是他自己的话而是模仿了英国诗人拜伦的诗，或者是那个意大利诗人莱奥巴尔弟的诗文。结果是浓艳有余而力量不足。
卡柳日内明白这其中的缘故。于是他敦促高尔基说：“应当把你看见的写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高尔基又进一步做了修改，他的第一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诞生了。
小说写好之后，卡柳日内帮助高尔基把这篇短小说发表在1892年9月20日（公历24日）梯弗里斯的《高加索报》上。在作品即将发表时，年轻的作家坐在编辑部里，当场想出了一个笔名“马克西姆·高尔基”，它在俄文中的意思是“最大的痛苦”。不料，这个名字后来竟震动了整个俄国和世界文坛。
高尔基把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称作是他在文学家道路上迈出的“不坚定的第一步”。然而，这篇短篇小说成了这位著名作家全集的开首之篇，这篇半神话式的特写成了俄罗斯文学的交合点，整整一代读者都记住了它那著名的开端：
“从海上吹来潮湿、寒冷的风，把击岸波浪拍溅声和岸边矮树飒飒声的忧郁旋律吹散在草原上。”
这篇小说，作者通过吉普赛人马卡尔讲故事的形式，以浓郁、豪放的浪漫主义笔触，刻画了两个坚强不屈的性格。青年左巴尔和少女拉达彼此相爱，但对他们来说，世间最宝贵的东西是自由。在爱情、生命、自由三者的抉择中，他们选择了自由，抛弃了爱情，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自由高于一切是《马卡尔·楚德拉》的中心思想。高尔基歌颂了坚强勇敢热爱自由的人们。情节的传奇性加强了作品和形象的感人力量。
这篇充满了火热的浪漫主义情调的神话般的作品，出现在呆板枯燥的高加索总督的半官方刊物上是不寻常的，而且一般来说，在反动统治和“上帝保佑”的俄罗斯帝国的半农奴制度的死气沉沉的时期，出现了这对自由人坚强不屈的英雄气概的歌颂，也是难能可贵的。
《马卡尔·楚德拉》是表现俄国文学开始高涨的第一篇作品，这种高涨在当时还只是用神话、故事和半幻想的形式来表现的。这部短篇小说不仅成了高尔基本人文学活动的起点，而且还是俄罗斯文学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的问世，是高尔基文学生涯的开始。高尔基后来一直念念不忘他开始创作活动的城市梯弗里斯，念念不忘帮助他走上作家道路的卡柳日内。高尔基对卡柳日内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报以深切的感激。他在1900年给卡柳日内的信中说：“我将近9年没有同您见面了，然而，我还清清楚楚地记着同您一起所经受的一切，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它。正是您第一个推动我走上我现在所走的道路。”
1925年他在致卡柳日内的信中写道：
我亲爱的朋友和老师，亚历山大·麦福季耶维奇！
自从我有幸同您相识以来，已经过去了34年了；而从我们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以来，也过去了22年了。
在此期间，我结识过几百人，他们之中有的是了不起的、卓越的人物。可是，请您相信，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在我的记忆里使您的形象黯然失色。
这是因为，亲爱的朋友，您是第一个真正像对待人一样对待我的人。
在我的记忆中，您第一个用您那温柔的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目光看着我，您不光是把我看做一个有着奇怪经历的小伙子和漫无目的的流浪汉，看做一种有趣的而且是令人纳闷的东西。当您在倾听我讲述我的所见所闻和我自己本人的经历时，我记住了您的眼睛。那时我就明白了，在您的面前没有什么可吹嘘的，我觉得，正是由于您，我一生才未曾自我吹嘘过，没有抬高过自己的身价，也没有夸大过我饱经风霜的一生的痛苦。
我是说，您是第一个使人能够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人，我已经为俄国艺术服务了30多年，这要归功于您的促进。
老朋友，我亲爱的老师，我紧紧地握您的手。卡柳日内的巨大功绩在于，他坚信自己的年轻朋友具有非凡的天才，他“真正像对待人一样”对待高尔基，帮助他认识自己的文学实力，使他鼓起勇气迈上文坛。他劝导高尔基要严肃地对待自己，对待自己的志向。
在《马卡尔·楚德拉》这篇小说成功之后，高尔基便不再丢弃从事文学工作的念头。然而一次的成功还不能够决定事业，虽然他在不停地写作，可是他还不相信会成为一个正正经经的作家。高尔基曾回忆说：
做个作家，那时我还没有梦想过这一点。在我的观念中，作家就是洞悉一切人生秘密和一切心灵的魔术家，如果一位作家愿意这样，一部好的书籍正如伟大的艺术家的弓子似的，触上了我的心，于是它便歌唱，它便为了愤恨和悲哀而呜咽，它便感到了快乐。
由于对作家的这种认识，高尔基严格地判断了自己的写作，并且不能克服对自己的怀疑。
有一天，高尔基写了一篇关于他和一个叫叶美良·皮里雅伊的伙伴怎样沿着黑海海岸饿着肚子漂泊的故事：在夜里，在一个广大的草原上，他的朋友告诉他曾经怎样作过一次不幸的尝试，“用钱袋去打人家的脑袋……”
高尔基的一个朋友把原稿带到了莫斯科，不久之后便看到了他的《叶美良·皮里雅伊》在《俄罗斯新闻报》上发表了。这决定了高尔基作家道路的第二步。这是当时自由主义者的一份大型报纸，《叶美良·皮里雅伊》被接受了。刊登在1893年8月5日的报上。
这以后，高尔基又把几个短篇小说寄给喀山的《伏尔加河新闻报》的编辑。这是伏尔加河一带最有势力的报纸，柯罗连科也参加了该报的工作。几篇小说全都发表了，并且得到编辑寄给他的一封颇为恭维的信和一笔大约30卢布的稿费。
这以后，高尔基又在《伏尔加河新闻报》上发表了小说《关于撒谎的金翅雀和爱真理的啄木鸟的故事》。柯罗连科为高尔基的小说所激动。他愿意跟这个用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奇怪笔名的青年作家见面。
早在1889年高尔基就结识了柯罗连科，当时他正在尼日尼——下诺夫戈罗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886年到1896年这10年对尼日尼来说是“柯罗连科时代”，他的小说在知识阶层很风行。1889年底，他给柯罗连科送去了自己的长诗《老橡树之歌》。柯罗连科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位初学写作者。因此他对高尔基很挑剔，但对他提出了一系列创作上的忠告：“不要滥用外国字和粗野的词，要更注意遣词造句，不要写听起来不顺耳的话，毫不留情地删掉那些不能表达思想的和可能产生歧义的句子。”柯罗连科教导年轻的高尔基严肃地对待他写的东西。他向初学写作者提出了这种重大的任务，竟把高尔基吓住了。这使高尔基认真地下了以后不再写诗和散文的决心。
夏季的一天晚上，在伏尔加河岸，柯罗连科又碰到了高尔基，他问高尔基：“您还在写作吗？”
高尔基说：“不。”
“那就太可惜了。我认为并相信你是有才气的。”柯罗连科说。
事隔4年之后，高尔基再去拜访柯罗连科，他住的仍然是城郊的那所木屋。高尔基一进去，柯罗连科便认出，这位青年作家就是几年前给他看过《老橡树之歌》的那个人。
柯罗连科对高尔基最近发表的小说表示赞叹：
我们刚刚读了您的《关于撒谎的金翅雀和爱真理的啄木鸟的故事》——您瞧，您的东西开始登出来了，向您祝贺！原来您很固执，老是写讽喻。说真话，讽喻也是好的，只要它俏皮；而且固执也不是缺点。您写得很有独创性。虽然您的东西并不是完全安排得妥当的，有点粗糙，可是——有趣味。
临别时，高尔基问柯罗连科：“您认为我可以写作吗？”
“当然啦！”柯罗连科有点诧异地大声说，“您不是已经写了，而且发表了吗？要是您想听我的意见，您把稿子带来，我们谈谈……”
这时，高尔基已不在律师那里任职了，他把时间腾出来从事文学创作，以每行2戈比的稿酬，为地方报纸写短篇小说。他还以小品文的形式写了一部中篇小说《苦命人巴维尔》。柯罗连科非常关心高尔基的创作，关心他发表的每一篇作品，他的意见往往是简短的、平易的，然而却正是高尔基所需要的指示。他责备高尔基没有把短篇小说《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的手稿给他过目，柯罗连科认为这篇小说可以在杂志上发表。
高尔基永远不能忘记的是1894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他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在下诺夫戈罗德郊区田野里散步时所进行的一次长谈。柯罗连科详细地分析了高尔基的短篇小说。他认为《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写得不坏，但其他的短篇小说，总的说来，柯罗连科觉得写得很匆忙、很急促、而且太多。有些地方甚至写得不够精细、不够鲜明。最后，柯罗连科劝高尔基：“您试试写一点更大的东西在杂志上发表。是该动手的时候了。他们会把您的东西登出来的，我希望您以后对待自己要更加严格些。”
高尔基回到家里，马上坐下来，根据他在尼科拉耶夫城医院住院的病友敖德萨的一个流浪汉向他讲的故事，写了短篇小说《切尔卡什》。两天后，他写好了，把草稿送到了柯罗连科那里。
柯罗连科看过了手稿，诚恳地祝贺高尔基说：
您写了一篇不坏的东西。它简直是一篇真正好的短篇小说！真是一气呵成……您会塑造人物性格，您那些人照自己的意思、照自己的本性说话、行动，您善于不干预他们的思想潮流和感情冲动，这不是每个人都办得到的！您的最成功之处是，您能按照人的本来面目来评价他。我曾对您说过，您是个现实主义者啊！
但是，他又想了想，又微笑着补充说：
同时，您还是个浪漫主义者！我们要把《切尔卡什》发表在《俄罗斯财富》上面，而且放在头一篇，这是一种尊重和荣誉。
不久，高尔基收到了领导该杂志的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一封信：
阁下：
尊稿《切尔卡什》已经收到，我对它的意见，可能您根本不想知道。然而，由于短篇小说的某些特点，我不能够简单地回答“行”或者“不行”，所以我以为可以多说几句。
这篇短篇小说构思很好，如果您能注意一下下面一些问题，它就会是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杰作。
这篇短篇小说有些地方显得太冗长，可以纯机械式地删掉，因为有不少重复之处。这个短篇小说有抽象议论过多的毛病，因此读起来晦涩难懂。切尔卡什本人的抽象议论是符合在沸腾的国际性都市生活里混熟了的流浪汉的身份的，他是应该如此这般的。可是，加夫里拉我却难以想象，这不是指他的心理状态——他的心理还是可以理解的，而是看不出这是个生活中常见的人物。在割地的时候，一个俄罗斯人来到了库班。他是从哪儿来的呢？切尔卡什没有向他提出这个十分自然的问题，而他自己，虽然很喜欢说话，却一声不吭。据我了解，这在生活里是不真实的，而且这对于情节来说也是不适合的：加夫里拉在什么地方学会了能够在大海上这样地划桨掌舵呢？库尔斯克或奥尔洛夫斯克的农夫还不会呢。连加夫里拉所说的话也都缺乏“生活”气息。切尔卡什能够谈论“自由”，而且差不多用的是像你我谈话时所用的这种语言，可是加夫里拉完全不应当用这种语言。我觉得，如果您从这个高度去看待自己的这篇东西，那么，自己就会看出来，它需要认真加以修改。
弗·加·柯罗连科于日内赴彼得堡，我如果处在您的位置上，就会去请求他修改一下手稿（这件事必须由像柯罗连科这样的艺术家来做）。如果他能答应修改，我就预先祝贺《俄罗斯财富》将有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
这封信的意思是清楚的，米哈伊洛夫斯基退回了这篇短篇小说，认为它“构思很好”，如果按要求进行“认真的修改”，那将是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杰作。他建议高尔基去请柯罗连科帮忙。只要柯罗连科加以修改，这篇小说就能在杂志上发表。
高尔基在给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回信中对于他对小说的关注表示感谢，并说：“我觉得，您对我的稿子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并不难做到，可是我觉得，这样改将不会使作品大为改观。”
米哈伊洛夫斯基期望柯罗连科修改加夫里拉这个人物。高尔基的回信使他很生气。
根据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意见，高尔基做了一些修改。删掉了一些冗长的叙述（切尔卡什观看街上儿童玩耍的场面），这对于高尔基是很平常的，后来，高尔基在自己的创作中，以对风格和语言的不寻常的敏感，克服了这种冗长拖沓的毛病，别具匠心地紧缩了对话和描写。
米哈伊洛夫斯基信中提出的这部分批评是对的，但是米哈伊洛夫斯基唯一的一条具体意见是必须弄清加夫里拉是在哪儿出生的这样一个问题，高尔基没有照办，虽然做到这一点易如反掌。
柯罗连科非常尊重地让高尔基这个年轻作家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办。
1894年12月13日，柯罗连科写信给米哈伊洛夫斯基说：“现将《切尔卡什》的修改稿寄上……噢，它若是能在最近两期上发表该有多好啊。这篇短篇小说很好，但是作者贫病交加。”
1895年4月19日，也就是经过了4个月后，米哈伊洛夫斯基在写给柯罗连科的信中才决定了这篇小说的命运：“《切尔卡什》拟刊载在6月号上。”
由于编辑们存在各种意见分歧，致使短篇小说拖延了几乎近半年多才发表，但是米哈伊洛夫斯基和柯罗连科对待《切尔卡什》态度的分歧，则是有目共睹的。米哈伊洛夫斯基承认这篇短篇小说具有一定的价值，然而，他对待小说的态度是冷淡的，他认为高尔基的小说不是自己杂志所需要的文章。如果说《切尔卡什》能刊登在《俄罗斯财富》上，那完全是柯罗连科的功劳。
柯罗连科在伏尔加河流域新闻界是很有威望的。《萨马拉日报》的主编阿舍绍夫请他撰稿，柯罗连科利用这个机会，推荐高尔基到《萨马拉日报》工作，以改变他在下诺夫戈罗德那种贫困生活。经过柯罗连科耐心规劝后，高尔基同意迁往萨马拉。
高尔基在柯罗连科这个伟大的忠诚的艺术家身上，发现了一个热心的辛劳的教师。
在萨马拉，高尔基的事业才永远地决定了下来。虽然他有几篇小说早已发表，但他还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个做各种零碎事情的人，一个律师事务所的秘书，收入并不可靠。在萨马拉，高尔基把写作当成一种职业。每逢星期天，报纸的读者可以读到高尔基所写的一篇新小说。高尔基从他那丰富的生活经历中汲取小说的素材，写成了《伊则吉尔老婆子》、《鹰之歌》、《有一次，在秋天》、《游街》、《筏上》、《金扣子事件》等著名短篇。
高尔基同时也给《萨马拉日报》写关于地方生活的杂文，最初高尔基主编《速写与随笔》一栏，这一专栏由省内各家报纸剪辑而成，由专栏负责人以评论将其连缀起来。报纸归纳分析俄国现实生活中的事实，给读者提供一篇类似内部短评的东西。
高尔基的到来，使《萨马拉日报》增添了一种新的从来没有过的文体——小品文。
在评论各报刊的时候，高尔基揭露了俄国现实中的一些黑暗事实。比如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的权势者、剥削工人的工厂主、殴打妇女的小市民。对于这些，高尔基以毫不掩饰的愤怒发表了评论。
高尔基从萨马拉给柯罗连科写信要求他给予指教：“我负责报纸的《速写与随笔》专栏。请您谈一谈，您认为我应如何评论？是事实本身的价值呢？还是语气呢？”
过了不久《萨马拉日报》的小品文“漫谈”专栏也移交给了高尔基。1895年7月14日，高尔基开始用叶古杰尔·赫拉米达的笔名在《萨马拉日报》“漫谈”专栏中写小品文。
高尔基的小品文，反映萨马拉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反面现象，揭露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暴露权势者的自私自利和城市掌握实权者毫无公民感的事实，如他在一篇小品文中所写的那样：“揭露我们黑暗愚昧的偏僻丛林中各种各样的秽言丑行……准确而中肯地予以鞭笞。”自幼便对这个社会无比憎恨的高尔基，此刻是站在更高一层来批判它了。在审查机构严格控制的官方报纸上高尔基写的小品文，必须寻找检察官能够通得过的题材，这就使这一工作“非常棘手”。
这座城市是由一小部分百万富翁统治着，他们是磨粉房老板、粮食批发商及拥有1000和2000亩大块土地的畜牧业主。这些昔日的牲口贩子、鱼肉批发商和发了财的富农们大字不识几个，却把整个城市掌握在自己手中，组成了市议会和管理局。
对城市掌握实权者卑躬屈膝的管理局成员的盗窃行为，讨论对豪绅不利的会议，百万富翁们的欠款税单以及法院对他们可笑的判决，还有对市长的抨击，所有这些都成了叶古杰尔·赫拉米达小品文的题材。通过这些题材，抨击了萨马拉地方上的那些权贵和豪绅。
但是绝大多数的小品文是描写小市民的。他们是萨马拉的资产阶级小市民，由于生活空虚和无聊变得呆头呆脑。
有时候，叶古杰尔·赫拉米达为了能通过审查，采用他们所不明白的因而能被通过的语言和形象。比如，叶古杰尔·赫拉米达写道：
我们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头上悬着绿色树枝的帷幕，阳光透过帷幕把绿色光点洒在绿色草地上……
千奇百怪的和五颜六色的小昆虫在草地上抽搐蠕动着，爬着，消失了又爬出来；一群蚂蚁用他们那有力的颚拖着什么……
小昆虫们竭尽全力地想把自己短促的一生安排得“更加美好”……
我觉得，一个愉快而又巧妙的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不也是由于无聊而要以小昆虫、蚂蚁和其他极小的昆虫为榜样，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更加美好”嘛。
叶古杰尔·赫拉米达就这样来谈论着革命的变革，谈论着人们异常紧张的活动，而这种变革和活动会把生活安排得“更加美好”。
他努力地寻找着能够被理解和引起共鸣的读者。
叶古杰尔·赫拉米达的小品文揭露了痛打童工的印刷厂主格兰和使童工致残的工厂主列别杰夫。揭露了碾压机制粉厂的厂主们，尽管他们工厂活儿十分紧张，而且非常繁重，但还是把厂里工人的工资每月减少3个卢布。
原因是——寒冷、航行中断、工人无处谋生。
这些小品文，引起了出版事业总署的注意。11月10日，出版事业总署署长致函萨马拉省省长，通知必须下令禁止今后在地方定期刊登煽动工人敌视老板的文章。
当时，在俄国合法的文学作品中，在俄国新闻工作者中间，找不到另一个坚决的、不屈不挠的、以传播真理为己任的、替劳动人民说话的人。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1895年3月5日，高尔基发表了著名的《鹰之歌》。这首诗通过蛇和鹰的对话，通过蛇的独白，热情歌颂了鹰所象征的热爱自由、追求光明、视死如归的革命战士形象，同时对蛇所象征的安于现状、害怕斗争、缺乏理想的小市民进行了批评。这首诗对于争取光明和自由的英雄战士的歌颂，很快就在斗争着的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列宁曾多次引用这首诗中的名句“天生要爬——是飞不起来的！”“我们歌颂勇士们的狂热精神！”把它们写入了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宣言，成为最有力量的格言。
高尔基在《萨马拉日报》工作时期，无论是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小说家，他都占有显著的地位，并且成为编辑部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一年之后，高尔基成了众所瞩目的作家。伏尔加河一带所有的报纸，都争相聘请这位青年作家去工作。高尔基接受了《尼日戈罗德报》的邀请，他被聘为《下诺夫戈罗德之页》驻全俄展览会的撰稿人和评论员。他再次回到了故乡。
如果说，卡柳日内向高尔基指出了他应该走的路，那么柯罗连科就是这条路上一位细心而严格的领路人。他给了高尔基很多的指点，为高尔基做了很多事情，教会了高尔基很多东西。高尔基后来怀着感激的心情写道：“我能走进高尚的文学大殿，真正应归功于柯罗连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