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坦诚，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最明显的性格特点之一。他事业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这种超出一般人的心理素质。
1936年1月2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为他的《自传》写序的时候，谈出了他为人处事的基本观点：“我坦白地议论我的一些同事，我和他们共事多年，我对他们抱有极大的敬意。我又批评了各种集团和个人，有时批评得相当严厉，可是我没有因为这种批评而减少对他们的尊重。我认为，凡是从事公共活动的人们，他们相互之间，以及对于他们所服务的公众，必须开诚相见。假使彼此想求得真正的了解，想对我们大家面临着的问题获得真正的认识，那就用不着表面上的客气，用不着逃避各种令人难为情或痛苦的问题。大家必须认识分歧点和共同点，正视事实，不管这些事实怎样令人不愉快。真正的合作必须建筑在这种基础上。”
这是人生的哲学，这是生活和工作的艺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带着他这种特有的“艺术”，带领他的同事，历尽艰辛，完成了印度民族独立的使命。他出任印度总理10多年，在国内，制定并执行了民族经济发展的战略，在国际上，倡导并推行了不结盟外交政策。他成为蜚声国际的印度资产阶级政治家。
我们必须知道，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这种公允对事、坦诚做人的人生特色是从童年就已经开始的。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经常受到父亲的处罚，可是每次，他都不怀恨在心。因为，他理解父亲，他深切知道父亲所追求的事业的艰辛和对自己的宠爱。那次，他好奇地拿走了父亲的自来水笔，影响了父亲的办公，在遭受痛打之后，他只觉得“只是太重了些”之外，别的什么都没说。这件事使父母深受感动。那次骑马掉下来，摔得可不轻，这件事疼坏了父母，父亲一定要处罚陪随的阿拉哈巴和有关的仆人。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忍着伤痛，笑脸相迎，他把一切责任都归于自己，把大事化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有好几位家庭教师。其中潘迪特教他的印地文和梵文。当父亲知道儿子这两门课程成绩不佳时十分生气，便责怪老师没有尽力尽心。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则说：“这只能怪我自己，我不善于学习语言，对文法一门不感兴趣。”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公允对待事物的表现是超人的。那年他11岁，一件特大的幸事将在他家降临——母亲妊娠期满，分娩已近。那天极乐轩内一片欢腾，母亲的卧室外，围了不少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站在阳台上，焦急地等待着幸福时刻的到来。不长时间，医生兴冲冲地跑上了阳台说：“少爷，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母亲生下了小毛头，不是一个将来要跟你分家的男孩！”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被这突如其来的卑鄙话语激怒了。他狠狠白了医生几眼便转身而去。他失去了对这位医生的尊重。在以后的几年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又有了一个小妹妹。他和两个妹妹一直相处极好，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是独占家产的唯一小少爷。还有一件小事，足以看出他的公允内心。那天他去山林打猎，命中了一只小羚羊使他悲伤异常。他在回忆这件事时写道“自从有一次看到一只小羚羊的情景后，我对打猎的兴趣更加减少了。这只不害人的小动物受了伤、跌倒在我们脚旁边，快要死了，还张开了一双泪汪汪的大眼睛，仰起头来看我。从此以后，我就时常想到那一双眼睛。”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对于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但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父亲经常用大发脾气的办法对待仆人和其他人，他极为反感。他在《自传》中写道：“他那样对待仆人，吓得我发抖，同时也使我愤慨。”母亲对他过分盲目溺爱，他并不把这一举动当作好事。“有钱人家的独子是容易宠坏的，在印度尤其是这样。如果一个独子长到11岁还没有弟弟或妹妹，他很少有不被宠坏的希望。”这是他反对母亲溺爱的基本观点。他常常摆脱母亲的溺爱，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一切。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开诚布公的性格重点表现在与父亲诸多较大事情的分歧上。
13岁的瓦哈拉尔·尼赫鲁已经是神智学会的会员。他在父亲的老朋友白山特夫人的精心诱导和家庭教师斐迪南德·布鲁克的影响下，简直对神智学入了迷。但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神智学并非完美。他非常敬佩和感激白山特夫人和布鲁克先生，但又觉得“他们并不是什么优秀分子，而是一些平常人，因为他们喜欢安全，不爱冒险；喜欢轻松工作，不爱猛烈的运动。”于是他向父亲提出要求改换学业。理由是“我研究神智学的时期，养成了一副表面虔诚的死板板的面孔，对于跟我同年龄的男女青年，我一定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令人讨厌的友伴”。父亲对儿子的这一举动极为不满，主要原因是怕伤害了白山特夫人的心。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发誓相告：“对于白山特夫人，我表示热烈的钦佩，我应当感激她，感激神智学。”父亲被儿子的真诚感动了。15岁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踏上了去英国求学的航船。
在英国留学期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一方面刻苦攻读，一方面遵照父亲的叮嘱学习英国上等人的举止风度，除此之外，经常利用假期或空闲时间到欧洲各地游历。这个时候，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不断走向成熟。对于童年时听堂兄们谈及英国人和欧亚混种人如何欺侮印度老百姓的事，由朦胧而变得明朗起来，对异族的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反感。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这是近代战争史上亚洲国家打败欧洲国家的第一仗。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非常激动，他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写道：“当时，民族主义思想充满了胸怀。”他梦想有那么一天，他一定手拿利剑为印度而战，把印度从英国大帝国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同年，印度国内的民族运动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印度国大党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自治”的口号。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十分激动，他开始接触了印度国大党激进派领袖提拉克的思想。这个时候，他的父亲也在这场动荡的局势中积极参加了政治活动。不过，他参加的是稳健派。父亲和他的同事和朋友主持了一个省代表会议。父亲被选为国大党联合省的主席。正如东方其他国家一样，印度的新民族主义，是带有一定宗教色彩的民族主义。稳健派有他自己的社会观。他们只是高高在上的少数几个人，跟群众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很少考虑经济方面的问题，他们只想到他们部分代表的新的上层中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主张进行不重要的社会变革来削弱种姓制度，取消那些阻碍社会发展的旧的社会风俗习惯。这与激进派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对父亲参加政治活动感到很高兴，但对他参加稳健派又很不悦，父子便产生分歧。父亲是一个感情热烈、心高气傲、意志坚强的人，在与儿子的分歧上越来越远。激进派大多是一批年轻人，父亲极为轻蔑，但他看到这批小伙子竟敢独行其是，于是便恼怒了。他不容任何人的反对，加以狠狠打击。他说：“不肯宽容这些蠢材们。”他写了一篇论文，向这批青年进行了抨击。当然，这篇文章的观点是符合英国人口味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英国读了父亲的文章后十分气愤，他立即写信批评父亲说：“无疑，英国政府对你的新闻活动一定会十分高兴。”这一封带讽刺的信使父亲暴跳如雷。他拍案大怒，指令让儿子马上回到印度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怎能服从？他一直是很崇敬自己的父亲的，认为他的精力、勇气和聪明超出他所见过的一切人，希望长大能够赶上他，但是这一次，他的民族主义激情使他不信服自己的父亲了。
这一分歧，一直延续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从英国回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印度处于一种被压制的激动状态。工业发展了，资产阶级的财富和权力增加了。这些上层少数人既然走了运，有了钱财，他们便追求更大更多的权力和机会，他们使用自己的投资，增加他们的财富。然而，大多数人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他们希望尽快减轻压在身上的负担。中产阶级盼望尽快实现巨大的宪政改革，借以造成大规模的自治，给他们开辟许多条发展的道路，改善他们的地位。政治煽动工作似乎向着爆发的方向发展，大家都在谈论和企盼着民族自觉和自治。这种不安的情绪在群众中间，特别是在农民中间显得更紧迫。然而，幻想很快破灭了，英国抛出了《蒙塔古——蔡姆斯福德方案》和《罗拉特法案》。前者是关于印度政治改革的报告，它断然拒绝自治要求，只答应可以通过直接选举等等；后者授权英印政府当局任意镇压反抗英国统治的活动。这就把印度牢牢地绑在英国大帝国的战车上。然而，尽管这样，无论是稳健派还是激进派都对英国没有好感。政治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激进派领袖提拉克出狱了，他和白山特夫人各发起了自治同盟会。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很快参加了这两个同盟，特别是对参加白山特夫人的同盟更卖力。白山特夫人在印度各界是很有名望的人物。自治同盟推动了全国形势的发展，不但吸收了那些从1907年起就脱离国大党的积极分子，而且在中产阶级中也吸收了大批成员。这个时候，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父亲仍然是一个彷徨者。他虽然在表面上逐渐脱离了稳健派立场，但还轻视激进派。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宣告成功，在这种新精神的鼓舞下，整个印度民族已经觉醒。这一切，使英国政府极其不安。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走上了印度政治舞台，他是印度人民心中的“圣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对他推崇备至。甘地下决心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对付英国的高压政策。当时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是一个非常激奋的人物，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他对甘地走上政治舞台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他“像一股强劲的新鲜气流”、“一道亮光”、和“一阵旋风”，他“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印度千百万人民”。他还说：“一听到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的话，就立刻被一种神圣的热情所深深感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这样高度评价甘地，是因为当时的民族解放运动主要局限于资产阶级上层，而且多是在立宪领域里处于空谈。这使他感到不安。他认为政治运动决不可服服帖帖地顺从现状，而必须采取大的改革行动。但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始终摸不着边缘。甘地提出的“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使他眼前亮起了一盏明灯，觉得有了奔头。他认定这个运动是一种争取自由的最好行动，既符合印度的传统，又适应印度的现状。于是，他决心抛弃律师职业，满腔热情地追随甘地。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父亲仍然拿不定主意究竟怎么办，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决不灰心，决心说服父亲。
1919年初，甘地得了一场大病。他在卧病中请求印度总督不要接受批准《罗拉特法案》，但总督对于这一呼吁也像对待其他事情一样置之不理。于是甘地断然决定发动了领导全印度的鼓动工作，他发起了“坚持真理社”，众多社员一致保证如果《罗拉特法案》以及其他任何讨厌的法律牵扯到他们，他们会一律不服从。换句话说，他们都永可坐牢！这个办法，使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感到极大宽慰，难事终于有了出路，终于有了一个公开、直接而且可能有效的方法。他满腔热情地参加了“坚持真理社”。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根本没有考虑后果——如破坏法律、坐牢等等——即使考虑的话，我当时也满不在乎。”可是，父亲知道后长长叹息了，他对儿子的举动拼命反对。父亲是一位多思善感的人，这次他思考的是，如果一些人去坐牢会有什么好处？这能会给政府什么压力呢？最触动他的心的是他为儿子着想，他是为他儿子可能会坐牢而伤感。虽然他与儿子经常有分歧甚至有时发脾气，但这回他有点心软了。他虽然不善于在人前表示父亲的情爱，可是在他压抑感情的后面始终潜伏着伟大的父爱。
室内静静的，夜已经很深，父子俩的争执陷入了僵局。是的，如果是这样，这将意味着完全改变了尼赫鲁家族的生活。但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又决不因为这些改变他的主意，是坚持不会动摇的。一连好几个晚上，父子俩始终是这样争执著。大约是第四个晚上，父子俩争论乏困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便独自在走廊内踱步沉思，当他回到室内时，他惊奇地发现父亲试探着在地板上睡觉。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欣喜了，他太了解父亲了，父亲是在品尝睡地板的滋味，因为坐牢是一定要睡地板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把父亲思想的进步告诉了甘地，甘地回答说：“不要轻率行事，不要干出让父亲太伤心的事。”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对甘地所说的话十分感激，可他又不肯放弃继续做父亲工作的决心。
紧接而来的是“坚持真理日”的到来。这一天，全印度举行罢工罢业。德里城和阿姆利则城的军警都开了枪，打死许多人。阿姆利则和阿麦达巴德的群众发生暴动，发生了雅利安瓦拉大屠杀。旁遮普省推出戒严法进行恐怖和暴力统治，硝烟笼罩了这一区域。外边的人进不去，里边的人出不来，怎么个动乱谁也说不清。从旁遮普省侥幸跳出来的个别人，个个都吓得呆头呆脑，无法讲清内幕情况。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等一些年轻人准备冒险去探听情况，决定违反一次戒严法，但被拒绝了。
这一地区一宣布解除戒严，甘地等人便很快组织人员前去救济和开展调查工作。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同甘地一起进入了旁遮普省，做他的助手。在这次对旁遮普省的救济和调查中，甘地比较有远见地邀请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父亲前去参加，收到了预想的效果。他目睹了旁遮普省的现场，使他大受震动，他与儿子的思想靠近了。这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开诚布公争取父亲的结果。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公允、开诚布公的性格还表现在他以后漫长的工作和生活中。特别是对圣雄甘地，他总是充分肯定他的伟大，又指出他工作中的偏激和保守。他既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英雄，是“一股强劲的气流”、“一道亮光”、“一阵旋风”，但又是连续两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失败的指挥者。但这些过错和失误，并没有改变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对他的正确评价：
“假若甘地死了，印度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印度政局如何演变呢？前景似乎很暗淡，每次我想起这点时，我感到非常失望。”
“甘地是印度最典型的代表，他表现了这个受难的古老国家的真正精神。他本人几乎就是印度，他自身的缺点也正是印度的缺点。对他的轻视不能看作是对个人的事情，而是对这个国家的侮辱。”
“甘地的伟大，他对印度的功绩，或者我个人对他的极大的感激都是毫无疑问的。虽然如此，他有许多事情却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究竟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尽管许多年来我同他最为接近，但我并不了解他的目的。我甚至怀疑他自己是否明白。他说他只要走一步就够了，他不打算展望未来，也不打算前面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注意手段，目的自明，这句话他不惮其烦地反复告诫人们。独善其身，则一切皆得其所。这种态度不是政治态度或科学态度，或许连伦理态度也不是。精确地说，它是道德态度，他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善？善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还是社会的事情？甘地完全强调品质而忽视智力的培养和发展。没有品质的智力可能是危险的，但没有智力的品质又是怎样呢？究竟品质是怎样发展的呢？甘地被人比作中世纪的基督教的圣者，他们说的话有很多似乎同这点吻合，但完全不适合现代的心理经验和方法。”
“不认识甘地本人仅读过他著作的人，往往以为他有僧侣的派头，极端拘谨，面孔阴郁，加尔文式的道貌，好煞风景，有点像‘穿着黑道袍到处传道的僧侣’似的。其实他的著作委屈了他，他的本人比他的著作伟大得多。把他的文章引来加以批评是完全不公正的。他本人同加尔文僧侣的派头恰恰相反。他笑容可掬，笑声动人，他的愉快心情感染了四周。他有一种天真烂漫的神态使他富于魅力。他在走进一间屋子的时候，他带来了一阵新鲜的气息，活跃了屋内的空气。”
“他对社会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也发生了怀疑，因为他们同暴力有关。‘阶级斗争’这几个字就有冲突和暴力的气味，所以使他厌恶。他不愿意提高群众的生活标准，使它超出某种低级的限度以外，因为再高的标准和游手好闲会引起恣情纵欲与罪恶。”
“甘地先生认为，他不能够放弃或缓行他为全世界所提出的使命。他理当自由行事，而不应该由于一时政治上的考虑而畏缩不前……在近年中，我发现他固执了一些，他所具有的适应性减少了。可是他仍然保持过去的吸引力，旧时的魔力仍然存在。他的人格的伟大超过其余的一切人。人们千万不要认为甘地对于印度千百万群众的影响减低了。20多年来，他是印度命运的建筑师，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