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5月底的一天，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从多维尔坐火车到伦敦。在车上他看见报上所载日本海军胜利的消息，兴致特别高昂。到英国求学，在父亲看来英国式绅士的身份、风度是第一位的，这一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深有所觉，但是，出于对政治的关注，他更重视伦敦作为世界信息中心的价值。英国绝非印度，每一天，世界政治形势的消息要比印度流传快得多。
踏入英国国土，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进入的第一所学校是哈罗公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入学后学习成绩极佳，不到半年就破格升入高年级。不但学业出色，他对英国政治运动还细加研究。1905年的年末，英国大选，自由党大获全胜。1906年的年初，老师发问全班学生有关新政府的一些问题，只有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对答如流，而且包括背出自由党内阁全部内阁成员名单，使得这位教师大吃一惊。
他在这所学校只读了两年书，便觉得这里太小了，不仅是知识量满足不了他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他要研究政治，实现他“拿着剑，为印度而战，为印度的自由而效力”的誓言。于是，1907年10月初，他便走进了剑桥三一学院，这一年，他刚满17岁。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当时，印度国内的政治运动也风起云涌，这是自1857年反英大起义以来未曾有过的现象。印度国大党已分为稳健派和激进派。稳健派大多是在英国统治下发家的资产阶级中、上层人士，信奉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父亲就属于这一派。激进派代表资产阶级中稍低的一些人士，信奉以复兴主义为基础的新民族主义，代表人物是提拉克。在剑桥的印度学生，都十分关注国内的动向，他们组织了一个“马奇列斯会”，仿照英国议会，研究本国政治运动。在这个团体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思想进步很快。用他自己的话说，思想政治进步是给逼出来的。这个会有一条规定，每次讨论政治，每个人都必须发言，否则就会被罚款。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从小就有一种害羞的心理，他总是被罚款，但他心服口服。这个时期，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明显的进步和成熟表现在他对人和事都判断得比较准确。在辩论会中，有的人用极端偏激的话语评说印度的政治运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非常看不惯，每当这时，他都一针见血地批评这是“不切实际地参加印度政治活动的人”。当时，有不少的印度政治家在英国，听说剑桥三一学院有这么一个爱国组织，时常去看望他们。可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对他们大多数人并不欢迎，因为觉得他们的言论有点不切现实。“到剑桥看过我们的有贝平·钱德拉·佩尔、拉吉巴特·拉伊、郭克雷等人。我们在一间休息室里会见了佩尔，当时出席的不过12人，可是他跟我们讲话时，提高嗓子大叫，仿佛他是在向一万群众大会发表演说，会上的声音嘈杂，我听不清他讲些什么。拉吉巴特·拉伊跟我们讲话很得体，他的演讲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从这里可以看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走向成熟。
这个时候，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父亲参加了稳健派，而且担当了国大党联合省委员会的主席。这使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感到高兴。但是，不愉快的事情随之而来。父亲与稳健派携手后，便对激进派予以蔑视，他极看不惯这一伙小青年的行为，认为是“独行其是”，于是他撰写文章给予抨击。为这件事，父子二人发生了多年来第一次冲突。父亲曾生气地命令他马上回到印度去。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不但没回印度，反而在政治上日趋走向“极端”。他几乎走遍了整个欧洲，对芬兰、爱尔兰等国的政治运动进行了多方考察和研究。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非常不满意回国后的律师生活。在他的心目中，“拿着剑，为印度而战，为印度的自由而效力”才是最有意义的事。他认为，所谓政治，就是积极反对外国统治的民族主义活动。他觉得回国后没有发挥热情的机会。这时，他参加了国大党，时常出席国大党的有关会议，他觉得应该很好去做。这个时候，最令他头痛的是与父亲总不能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往往一提起政治，立刻便造成紧张空气。父亲密切注意自己儿子所谓走极端的倾向，而儿子也不断批评父亲空谈政治的做法，开导父亲必须采取行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说：“我心里更加感到我们不该服服帖帖地顺从现状，必须有所作为。从民族的观点而言，成功地行动并不是很容易的。可是我觉得为了个人和民族的荣誉，都非对外族统治进行更积极的斗争不可。”但父亲毕竟是一个稳健派中的稳健派，“他非绝对看清了没有其他路可走的时候，总不肯放弃立场，每前进一步，对于他，都是一种苦闷的内心斗争。”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第一次见到圣雄甘地，大约是在1916年圣诞节期间，那是国大党勒克瑙会议期间。大家对甘地在南非的英勇斗争非常钦佩。以后不久，甘地领导一次代表佃农在仓巴伦地方进行一次斗争取得了胜利，这使国大党人感到激奋，他们感到甘地是在试探他的方法在印度的应用，大家对他寄托成功的希望。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步步走向成熟，还表现在他对待父亲的耐心征服问题上。这时，他已经把甘地看作了心中的“圣雄”，他把对父亲的问题报告了甘地。甘地不愧为圣雄，他教导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不要干出叫父亲伤心的事”，缓解了矛盾。更可敬佩的是甘地亲自登门访问，这使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父亲备受感动。随之又带他去旁遮普参加救济和调查，终于使这个老稳健派有所感化，他终于在1919年的圣诞节期间，向稳健派和自由派的人士们发出了参加议会的呼吁。从此便成了激进派的中坚力量。
父亲的问题解决了，但随之而来的苦恼又接踵而来。1920年8月1日，圣雄甘地正式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一运动导致了1921年11月6日英印政府当局实行大面积逮捕。警察第一次光顾极乐轩，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父子双双进狱。圣雄甘地不得不中止这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表面理由是曹里·曹拉村农民的行动已超出非暴力范围，他们烧了警察局，并烧死了几名警察。实际上是由于骨干分子已大部分被捕，运动很难进展下去，印度的民族运动进入低潮，这不能使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感到内心隐痛。
1930年3月12日，圣雄甘地又发动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次又导致大批骨干分子被逮捕，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父子再次入狱，而且弱不禁风的妻子卡麦拉也没逃脱灾难。这又不能使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感到苦闷伤感。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逐步走向成熟最根本的表现是他在这极其令人困惑的形势下，学会了冷静思索。
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失败，使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醒悟到需要到欧洲走一走。欧洲一行，他出席了1927年2月初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被压迫民族大会”和参加了苏联莫斯科十月革命庆祝活动。这使他开始了用新的角度看待历史和现实。他明白了印度必须政治上实现完全独立，经济上应该实行社会主义，只有工业化才能铺设一条摆脱贫困的道路。
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失败，使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深刻认识到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必须由资产阶级领导，而又要有工农参加。
1939年9月，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访问中国后，圣雄甘地仍在做着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梦，他对尼赫鲁说，他希望印度成为非暴力的象征，并通过印度的示范在全世界消除暴力和战争。还说他不能使自己卷入这场暴力战争，想开展个人不服从运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走向成熟了，他没有答应甘地这种计划，他反对将非暴力作为国家的防御手段，公开表示炸弹不能用非暴力方式对待。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已经完全不像过去那样认为甘地的讲话“充满权威”，“非叫人服从不可”了。
当然，以后还涉及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第9次入狱，但似乎与他的是否真正成熟无多大关系。他的真正的理想和抱负，是从这个时期才开始施展的。因为在他第9次入狱前，圣雄甘地已基本上退于幕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