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是我国书法史上的极盛时期。其楷、行、今草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成为规范后世的楷模。
西晋末年历时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造成了东晋和十六国长达100余年的南北对峙。这一结果是政治经济的灾难；而历史变迁带来的一系列外在条件的更新，对于书法来说，却是一个不错的发展机遇。
随晋室南迁的世家大族，面对严酷的政治现实，为了寻求心灵的解脱，他们开拓了一片完全不同于汉代读书人的生活空间。表现在他们开始抛弃繁琐的经学，通过服药、饮酒、游心自然、清谈、乃至寄情书法等生活方式。书法在世家大族流风相扇、竞能斗胜中，表情达性的功能被强化，含蕴的内涵得到扩展，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东晋士人中流行的风气，又化为晋人书法的特点而风行。将书法的表现，直接、贴切地与人的思想、情感、生活联系在—起，以体现人之风貌，则是东晋书法表现的主旋律。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东晋行、草书，不仅使行书作为一种字体完全定型，而且本身在艺术上树立了历史的新高峰，成为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的标志，在书法史上巍然耸立，至今仍熠熠生辉。
唐代窦臮《述书赋》叙述东晋书法的状况说：“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王、谢、庾、郗，不仅是当时政局的主要支柱，同时是当时主宰书坛的主要家族。此外，卫、桓等族亦皆不弱，共同构成了东晋世家书法的鼎盛局面。
这些家族都是当时的上层贵族，有着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也能够接受高层次的教育，因而对于书法来讲，是一支高素质的队伍。他们的积极介入，迅速地提升了书法的社会地位，当北朝还把书法视作佣仆之役时，书法在他们的眼里已经是一种重要的精神生活方式，可以展示他们独特的胸襟，寄寓他们的喜怒哀乐，传达他们对于人生、自然、社会的种种感悟。这种态度，对于中国书法的发展是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的，由此开始，书法真正成为中国文人的一种不能须臾或忘的精神活动。
东晋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造就了这些贵族人物的独特情怀。身居庙堂时，他们也会像传统知识分子一样，心忧天下。但其他许多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失去了权威，因而当回到个人的生活中来时，他们崇尚玄谈，寄兴高远，饮酒服药，悠游山水之间，纵情享受人生，他们的精神，体现为不拘不执、潇然放旷、纵意自适，虽然其中也许隐藏着深深的绝望和痛苦。这种精神风貌，在他们的书法里得到了真实的显现，后来人把这种艺术风貌的精华，概括地称为“韵”，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美的一大典型，长期得到崇敬。
东晋继续禁碑，正式碑刻极少，著名的《爨宝子碑》，出于云南边地，处于似楷似隶之间，是少数民族的一件杰作；在东晋统治的核心地区，目前所见主要是王谢墓志，材质多为砖，或许不是非常正式的，如《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颜谦妇刘氏墓志》《王闽之墓志》《夏金虎墓志》《谢琰及妻王氏墓志》等。这些作品与世家大族书法有很大的不同，方整朴拙，横画尾部还往往有向上挑的意图，保持了较浓厚的隶书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