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就此向神宗做了一番解释：市易司因小民百姓上为官司科买所困，下为兼并取息所苦，为了养家糊口，自愿跟市易务借钱，做点小生意，而他们又没有什么可抵押的，所以就差人每天去收取应该交纳的官钱，这是管理所必须的。
您觉得这些事情太过琐碎，有伤国体，我却不这样认为。如今设官监酒，是一升也卖；设官监商税，一钱也税。这些难道不琐碎吗？应当不以琐碎为耻，大事小事都要抓好，乃是为政之本。如同人的身体，听觉、视觉、味觉、嗅觉器官都长在头上，而搔痒之事就需要小小的指甲了，虽有大小之别，却只是职责不一，但都是不可或缺的。
虽然市易务的推行有着颇多的波折，但依然在各地逐渐开展起来，成效也是比较显著的。依照邓广铭先生的说法，市易法实施后，仅熙宁十年一年的时间内，市易司收得息钱140余万贯，而这一年夏秋两税的收入，除掉粮米等实物外，现钱约560万贯，从增加国用的观点来看，市易法是卓有成效的。换个角度来考虑，息钱是从商业贷款中收回的，大量的息钱，就意味着数额更为巨大的贷款额，而这些贷款要想生出息钱，必定要进入流通渠道，流通渠道的活跃，也就预示着民间商业的高度发展。言及此，不禁想，《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繁荣景象，在一定程度上与市易法促成的商业蓬勃发展之间，应该有着剪不断的关系吧。
四、涤尽污泥水，还君清白身
几百年来，倾泻在王安石身上的污泥浊水，以莫须有的罪状来丑化王安石的种种诽谤言论，一些纯粹子虚乌有的虚枉记载，以及对王安石超越时代局限的正确言论及做法的选择性失明，开始自王安石之前，到南宋愈演愈烈，期间又经俗儒村夫递相传承，几近千年，而未得昭雪。不禁让我想起了那个风流倜傥、一身豪情的周瑜，硬生生被罗贯中那厮，给糟蹋成了气量狭隘的小人形象，而且这形象在一般国人心中，是多么根深蒂固！
在这里，简要叙述几件小事，剖析一下，到底事实如何？
1．司马光弃地与敌
王安石在西夏的问题上是主张采取强硬政策的，当然，强硬并不意味着鲁莽，而是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这在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之时，王安石对此即有规划。后来王韶在王安石的大力支持下，经营边疆，迭出奇兵，与西夏对抗多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尤其是河湟一役，被誉为是断了西夏的右臂。再后来，在王安石二次罢相之后，元丰年间，神宗再次对西夏大举用兵，在沈括等人的积极行动下，终于夺取了米脂、浮图、葭芦、安疆这4个军寨，这4个军寨是深入西夏腹地的，西夏自然睡不安稳，就好比有人在你枕头边放了一把刀，叫人如何安寝？宁夏西夏王陵西夏在丢失这4寨之后，时不时出动兵马，企图夺回军寨，同时，又修书与宋廷，想要通过外交手段取回。直至神宗去世，西夏想要取回4寨的想法，无论是文斗还是武斗，都没有取得成效。北宋与西夏是处于对立斗争中的两个政权，而这西夏武士四个军寨都是军事要地，北宋一旦得手，自然是要坚守，并伺机进取，神宗不肯轻易对这四个军寨放手，自是理所当然。
司马光上台后，倒是很会替西夏设身处地地着想，他认为这四个军寨如果不归还给西夏，西夏的统治者就会食不知味，夜不安寝，日日担心北宋来袭，不利于他们安居乐业，所以，趁新皇帝（哲宗）即位之初，应该主动把元丰年间攻战的所有军寨，全部退还给西夏。
司马光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道《论西夏札子》，里面说道：我听说这数寨之地，中国得之是多一个不多，西夏失之却是为害颇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个军寨深入西夏腹地，他们就要常常担心宋朝朝廷会搞袭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因此不敢安居。所以他们自然是很想夺回去，并几次三番地付诸于行动……想到他们心怀怨恨，日夜思虑如何伺机报仇，每念及此，我都不禁心生寒意。
陛下如果能趁此改元之际，特下诏书，尽赦前罪，恢复前例，该上贡的上贡，该赏赐的赏赐，将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等寨归还给西夏，把延、庆二州悉数撤除，除了我大宋原有的辖地外，原属于西夏的领地，一并都还给西夏。
我大宋幅员辽阔，今若为了这方寸之地，惜而不与，万一西夏人同仇敌忾，王安石塑像万众一心，举全国之力，趁我不备，驰马长驱而入，烧杀抢掠，那时将兵祸连结，天下骚动，后果不堪设想。到那时，虽然有米脂等军寨，又有何用？等被他们攻破而取回，我军伤亡肯定惨重。与其等待日后挨宰，还不如现在就成人之美，归还给他们，也是一桩美事！
司马光以当朝宰相的身份，发表如此公开卖国的论调，竟然还说得冠冕堂皇，让人不禁为之气结。
2．李定之争的前前后后
李定在中了进士之后，被安排到定远为尉，后来又到秀州做了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经过审官院孙觉的考察，觉得李定在地方上干得很不错，所以极力举荐他到京城。于是，李定来到了京城，没想到，他的走上前台也引发了变法派与保守派的一场激烈争论。
李定到京后，先去拜访了谏官李常，李常就问李定：“你从南方来，又在地方任职，那肯定清楚老百姓对青苗法的看法吧，大家反应如何？”李定闻言，不假思索，立即答道：“民众都认为很便利，无不举手欢庆。”李常闻言，眉头皱了一下，以一种劝诫的口吻说：“现在朝廷正在为了此事而争论，要是见了别人，你可千万不能像刚才那样说，免得淌进浑水。”
从李常家里出来，李定就去拜访王安石了，谈起刚才的事情，满脸疑惑地说道：“我只知道据实以言，没料到京城里居然不允许说青苗法的便利之处。”王安石听后若有所思，旋即说道：“这样吧，我带你去见皇上，你只管照实说。”
神宗召见了李定，问及青苗法在地方上的实行情况，李定据实以答，神宗又问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李定都是侃侃而谈。一番对答下来，李定表现不俗，既不怯场，也不谄媚，很有一股子风范，很得神宗的赞赏，认为李定是个可堪造就的青年才俊。
君臣对话完毕，神宗略为沉思了一会儿，对旁边的王安石说：“李定这位同志不错，正好现在谏院缺人，不如让他去做谏官如何？”王安石无异议。
宰相曾公亮对神宗说：“以前还从来没有从地方上一提拔上来，就让人做谏官的先例，还是先让他干点别的事情吧。”神宗觉得曾公亮说得也有道理，“遂拜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
当时负责起草文书的知制诰宋敏求拒绝写委任状，他说：宋代文人们的聚会休闲活动“御史之官，按照旧例，应该是太常博士，而且两任通判须得满任。可是李定的资历，明显是不够的。我恐怕这样做坏了规矩，人心不服呀。所以不敢写委任状。”说完这些，宋敏求就称病要辞去知制诰一职。神宗准许了宋敏求的辞职。
司马光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就想要说点什么。一次，在给神宗讲完《资治通鉴》之后，就对神宗说：“李定有苏轼《北游帖》何能耐，要如此破格提拔他？”神宗从容说道：“是孙觉举荐的他，邵亢也说他不错，我后来又亲自召见过了，的确是个好青年。所以就给个机会让他历练一下，也是对他的考察。”
司马光一看没有什么可反驳的，便换了话题，接着说：“那宋敏求只是拒绝写委任状，又何至于把他炒了鱿鱼？”
神宗依旧缓缓说道：“宋敏求并不是因为李定的事情而被炒的，而是因为别的事情。这个你就不要多说了。”司马光没什么好说的了，就走了。
只是事情并没有完，接下来的知制诰苏颂、李大临也拒绝写委任状，只是他们的理由跟宋敏求差不多，最后神宗可能也是觉得自己太没面子了，就把这两人也罢免了。
御史陈荐终于靠着狗仔队一样灵敏的嗅觉，把李定的陈年老底翻镇江金山寺内的佛印山房出来说事了，他说：“李定以前在当泾县主簿时，他母亲死了，他却佯装不知，没有给母亲服丧。”
这可了不得了，在古代，母亲死了，隐瞒不报，不给母亲披麻戴孝，真就是司马光所说的“亲手不如”了。
可是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
神宗看到奏章后，十分重视，因为他是个大孝子，岂容臣子不孝？马上下令追查此事。
据谢景温奏报：李定的生母仇氏，先是嫁给了林姓的商人，生下了一子，后来出家为僧了，就是跟苏轼走得很近的佛印。仇氏后来嫁给了李定的父亲李问为妾，生下了李定。李定年幼之时，仇氏被李问逐出了家门。仇氏又嫁给了润州郜氏，再生一子。治平三年（1066年），仇氏病故，这时李定在泾县主簿位上，有人私下跟他说仇氏是自己的生母，因为没有清晰的记忆，心里拿不准，就回家问父亲李问，没想到李问坚决否认，可是李定心中又隐隐觉得外间的传闻是真的，但没有父亲的首肯，只有借口父亲重病，解官在家服侍，暗自为仇氏服心丧。在家有两年多，大致相当于为母亲服丧的期限。期满后再补的秀州判官。这样看来，李定当时的做法是比较可取的。
神宗也谅解了李定的做法，只是觉得他在御史台可能不好立足，象牙雕刻——赤壁夜游，苏轼与黄庭坚、佛印夜游赤壁将他改为“崇政殿说书”，但保守派们不依，说李定是个不孝之人，没有资格给皇帝讲课。同时攻击李定是王安石的爪牙，一时恶语相向，“并论安石，章六七上”。
神宗这回真的生气了，又罢免了好几个人，李定却也不愿因此连累王安石，自请解职。于是“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厦门苏颂故居唾沫声终于消下去了，只是王安石对于神宗的做法有些不满，他对神宗说：您最初让李定做谏官，李定诚然没有如此高才，不能辅佐您管理天下事务，但近年来的谏官，又有谁比李定更贤能？宰相曾公亮不肯用李定，正是因为李定肯说实话，不肯“阿朋其党”，所以故意要压制他。您听信一面之言，就改命李定为御史，“已是一失”，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您对“予夺之权”不够慎重，以后叫忠臣义士如何对您死心塌地？
苏颂攻击李定，主要是说如此提拔不合旧制，其实他说的并不对，先朝也常有特旨用人的先例。而且他始终没有以李定不服母丧来攻击他，是因为知道李定并没做错。陈荐用不服母丧来攻击李定，其实他也知道李定无罪，只是因为御史中丞可以“风闻奏事”，所以才随便乱咬人。现在事情再也明白不过，李问坚决否认仇氏是李定的生母，李定又没有可以咨询的近亲长辈，翰林院心中揣着乡人所言的疑虑，但因父亲的否定，所以不敢对外宣称解官是为母持心丧。现在李定的父母都不在了，又没有寻访到知道详情的亲属。如今的邻居，都是李定母亲死后才来做的邻居，“不知令定何据”。现在让他追服，是不妥当的。
事情暂时告了一个段落，到了熙宁八年，“加集贤殿修撰、知明州”。后来神宗很看重李定，即使在王安石罢相后，还是重用他。李定在元丰年间，官至知制诰，加御史中丞，后又“迁为翰林学士”，神宗很多事情都找李定商量，还说：“听卿言足矣。”
等到哲宗即位，司马光掌权，左司谏王言叟又将李定不服母丧这事给纠了出来，其他言官也一拥而上，司马光也是毫不手软，将李定贬至滁州，李定于元祐二年（1087年）逝世。
3．王安石待客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王安石刚当上宰相，有些亲戚就坐不住了，想方设法要来拜会他，王安石二次罢相后常以驴代步顺带沾点儿光。这时就有一位姓萧的公子，这位公子是王安石儿媳家的亲戚的一个儿子，说得有点绕，没办法，实在是关系有点远。当然，人来了，就得招待不是？王安石托人带话给萧公子，让他第二天上自己家里吃饭，“公约之饭”。
萧公子一听，喜不自胜。心想，这上宰相家里吃饭，肯定好吃的是大大的有，可不能亏待了自己的胃，最好是能扶墙进，扶墙出了。
第二天，萧公子身着华丽的服装，心想今天既能攀着高枝，又能美餐一顿，不禁喜形于色，嘴里也哼起了小曲。
萧公子本来是踩着饭点去的，可到了之后，发现王安石还在忙公务，只得在一旁等着。好不容易捱了半个时辰，抬头一看，日头已经偏西了，阳光很是灿烂，可是萧公子却笑不起来，因为肚子早已发出了最为严重的抗议，加上昨天刻意的准备，哎，此时若是去量腰围，至少缩小了一寸。
看看天边的太阳，望望王安石忙碌的身影，再摸摸自己干瘪的肚皮，萧公子是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好不容易被宰相待见一回，总不能无功而返吧，就是日后跟人吹牛，说起来底气也不足呀。
在内心的反复挣扎中，时间又不知过了多久，馕，古代称胡饼王安石终于忙得差不多了，从繁忙的公务中起身，一抬眼，这才想起久候多时的萧公子。忙一边道歉，一边叫人传饭。
萧公子两眼已有点发晕，脚下也有些发虚，定了定心神，脸上还是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宾主这才就坐。
萧公子满心期待的大餐迟迟没有上来，心中不免责怪王安石小气。喝了两杯酒，这才上来两个胡饼（就是馕），然后端上了几块肉，接下来就直接上米饭了，旁边还有一碗清淡的菜汤。萧公子一见，彻底失望了，平时在自己家里，怎么说，也比这个伙食好呀。顿时间，那个委屈的泪水，硬是在眼里打了10个圈儿，才忍住没掉出来。
泪水是忍住了，可这一桌子，却是无论如何也没法下筷了，顺手拿起一个胡饼，在中间胡乱咬了几口，就扔在桌子上了。
王安石似乎没有注意到萧公子的举动，脸上带着几分恬静，一边咬着胡饼，一边望着院中的那棵树，陷入了沉思。
等回过神来，才看见萧公子一脸的怨相，还有被咬了几口的胡饼。王安石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喝了口菜汤，随即微笑着拿起那块被萧公子扔在桌上的胡饼，慢慢地咀嚼了起来。元鲜于枢《王安石杂诗卷》，辽宁博物馆藏。图中为《招约之职并示正甫书记》的部分。
萧公子一看，顿时眼睛睁得浑圆，嘴也成了O字形。王安石不以为意，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嗯，这次的胡饼似乎有点硬。”说完，又喝了一口菜汤。
等萧公子反应过来，已是满面通红，再也说不出话来，“愧甚而退”。
其实这样的篇幅，要想把王安石说得比较透彻，是比较难的，笔者只是想以一种比较通俗的笔法，尽量将真实的王安石，展现在大家面前。当然，不可避免，掺杂了一些主观的情感。
他是18世纪的改革家，生于帝王家，他打着“开明专制”的旗帜进行全方面的改革；他一手握着剑，一手拿着笔和长笛，他创造了德意志历史上的军事神话他为后世留下了若干不朽的佳作…… 他就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让我们走进中篇，近看这位“战神”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