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经不止一次地强调，他要“从周”，恢复周礼。当季孙氏要改变鲁国的兵赋制度，从“以丘王安石雕像，上书列宁语：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赋”（按井田制的旧区划摊派）改为“以田赋”（按各家实际田产数量摊派）时，专门派人去询问孔子的意见，孔子一听要改旧法，差点把鼻子都气歪了，随即冷嘲热讽地说：“季孙氏如果想让自己的行为有所依据，自有周公之典在；如果想擅自行事，又何必来问我？”
孔子的这种言行，为后代的儒生们效法，并以此作为反对变法的坚强盾牌，神宗时期的保守派们，更是如此。
司马光曾说：“继承大统的君主，一定要谨守祖宗既定的法律规章，不能为贪图安逸而轻易改变，那么就可以代代相传，永无穷尽。”北宋在建立之初就赋予了豪绅地主们种种特权，慢慢就成为传统了，王安石的变法，肯定是要从这些虎口里面掏点食的，这当然会引起他们的反对了。司马光等人极力维护祖宗之法，以笔者的小人之心度他们的君子之腹，除了表现王安石变法的石刻受到孔老夫子的思想影响外，恐怕更重要的是要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吧。而在当时，能够说得上话的大部分也都是这些有地位有身家的人，真正的细民们，识字的都没有几个，还哪里谈得上像司马光他们那样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呢？所以后来人们常说的王安石变法，一片反对之声，如果当时的人们都有表决权的话，不知还会不会是这种结果。
王安石关于“祖宗不足法”的思想，在上仁宗皇帝的《言事书》中，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他就提出“法先王之政”的口号，并加以解释说，所谓“法先王之政”，是“法其意”，效法其立法的本意，而不是效法其每一个具体的条例，需要根据时代情形的变化，对具体的条文做出相应的调整。
5．流俗之言不可恤
王安石的战斗口号中的“人言不足恤”，在当时人的记载中，是写作“流俗之言不足恤”的，不畏浮云遮望眼比如，王安石的死对头司马光就是这样写的，如果当时王安石说的是“人言不足恤”的话，司马光肯定是不会放过的。两个词的换用，也体现出了某些人的别有用心。
对于流俗言论，王安石是深恶痛绝的，在他看来，对流俗之见有所顾忌和迁就，就将“不能一有所立”。
富弼在神宗即位之初，对于边境之事，就曾说：“愿二十年口不言兵。”1069年，宰相富弼罢相，流俗之宗主司马光富弼《儿子帖》就很为他打抱不平，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先到无人处滴了两滴眼药水，然后才去见神宗，故作伤感地说：“富弼老成持重，有着很高的声望，他的离去真是太可惜了。”
神宗考虑到司马光与富弼的关系，转念一想，反正富弼也要走了，给他在好朋友面前留点面子吧，就说道：“我也有同感，所以才极力挽留他，可是他却坚持要走，想留也留不住呀。”王安石故居：生感时事多慷慨没想到这句话让司马光会错了意。
司马光一听有戏，就接着说：“他之所以铁了心要走，是因为他提的建议你都不听，又跟王安石势不两立的缘故。”
神宗拿眼瞟了瞟司马光，把司马光看得一阵心虚，连忙低下了头。神宗声音有些冷冷地回答说：“他要是真的想有所作为，说出来；我没有听他的，他要走，我当然无话可说。可是你看他自打为相以来，除了请病假之外，还做过什么事情？他一味听信于尼的话，于尼曾对他说：‘看到国家有事，也不要参与！’他居然就照着办了，你还要替他辩护！”神宗这回是动了安徽铜陵县大明寺东侧的王荆公书堂真怒了。
司马光听到神宗提到了于尼，可是连额头上的冷汗都冒出来了。原来这于尼是一个尼姑，法号惠普，自称能相面，曾预言说富弼能当上宰相，没想到不小心说中了，富弼就把她封为神尼，对她言听计从。可是这事神宗怎么也知道？
一个做宰相的人，竟然长年累月尸位素餐，无所作为，又怎么能不贻误国事呢？王安石对于这样的人，当然要视为流俗，认为其言论“不足恤”了。
但王安石并不是不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在其变法的最初阶段，他就对神宗建议说：“兴利除弊，必须集合大家的力量才能成事。所以请求准许让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凡是对理财之法有建议的，安徽潜山市民广场上的石雕——舒台夜月，故址在潜山舒王亭，王安石任舒州通判时每夜到此读书。都可以详细写下来上奏。每人在各自所属单位也可以开座谈会广泛听取大家的想法。”在制定和推行免役法时，王安石又跟神宗说：“议论免役法已经有一年了，必须让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知县问问下面的百姓，然后再立法；法律成文后，要跟老百姓逐条解释清楚，没有人提出异议后，方可施行。”这些都表明，王安石对于老百姓的意见是非常重视的，不只是免役法如此，在制定和推行别的新法时，他也是遵照同样的程序，等到“民无异词”后，才具体实施。
司马光后来把王安石形容成一个“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的人，把“人言不足恤”按照他自己的思维理解成“拒谏”、“遂非”（掩饰错误）和“执拗”，显然是以司马光之心度王安石之腹了。
这也就难怪到了近代，曾国藩还是坚持认为宋朝人“宽于责小人而严于责君子”。
说完了王安石的变法精神，下面就该轮到变法措施出场了。那就让我们看看这些历经了千年历史的冲洗，至今仍然煜煜泛光的改革措施吧。
6．均输法——轻重敛散之权收归中央
开封因为是都城，皇帝在这里，大臣们在这里，皇亲国戚们也在这里，官僚士绅们也流连于此，各色相关人等也来凑热闹，自然也得有很多军队来维护京城治安。这么多的人，吃喝拉撒睡，哪一样都是问题，怎么办？金口一开：上贡！
现在还能听到很多人介绍自己的产品说：“这在以前，可是贡品，王安石晚年读书之地——定林寺只有皇帝才能吃能用的。”看来能上贡还是很有面子的，但日子久了，就会从荣誉变成负担了。坏就坏在世界是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可这朝廷的贡品却是几十年如一日：定点定时定量。
主管这项工作的部门叫发运司，负责人称发运使。这是一项没有太高技术含量的职务，因为，各路上贡的东西是不变的，“诸路上贡岁有常数”，只要当地的官员还想保住头上的乌纱帽，就会按时按量交上来。即使遇上丰收的年景，发运司也不会多收点；遇到灾年，也不会减免。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地方官员埋头上交，发运司埋头接受，至于京城里面是否真正需要，那就只有天知道了。有时经常出现地方上千辛万苦，甚至是花了1．5倍的价格高价购买后，把物资交上来，运到开封，结果发现严重过剩，只好半价出售。
如此种种情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供需严重脱节，一方面造成浪费，一方面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此时，有一批人就擦亮眼睛，瞅准了这个机会，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乘公私之急”，坐收渔翁之利。他们不但获利，宋徽宗时所刻的元佑党籍碑，此时蔡京当权，将司马光、文彦博等309人列为奸党更严重的是间接操控了市场的物价，垄断了物资的买卖之权，即掌握了国家的“轻重敛散之权”，而这个权力本应掌握在中央手里。
对此，王安石早就瞧得透透的，认为这是因为理财不得法而导致的恶果，他曾在1060年撰文说：“‘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如果国家不主动理财，或者理财不善，商人就会乘虚而入，‘擅万物之利’，与君主争夺民心，‘放其无穷之欲’，成尾大不掉之势，到时君主可能就会只是空有名号而已了。”
在此背景之下，1069年7月，行均输法。
均输的“输”，不是运输的意思，而是缴纳的意思。均输法，就是朝廷授权主管六路财赋和茶、盐、矾、酒税的发运使，凡是朝廷所需之好吃、好玩、好看的货物，尽量在廉价处或近地收购，存储备用。也就是打破以往定点定时定量的方法，坚持“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
举个简单的例子，往常朝廷都是让杭州上贡优质大米，今年刚好天公不作美，杭州出产的大米不仅数量锐减，而且品质较往年也下降了。要是以往，发运司是不管这些情况的，还是得让杭州政府交优质大米，杭州政府迫不得已，就得从别的地方购买，说不定就是从南京买了，运回来，交给发运司，发运司再将大米运回开封。北宋时期的铜钱大家可以看到，这运大米的过程是走了一段回头路的，既费了时间不说，也浪费了人力和财力，而这财力不会由官府来承担，只会落在老百姓身上。现在施行均输法之后，发运司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杭州政府可以只缴纳相应的钱就可以，然后发运司再去南京购买优质大米。
为了保证发运司的正常运转，朝廷还拨了专项资金以供其流转使用。同时，开封皇家库房的库藏情况，会定期向发运司通报，这样可以让发运司工作起来，更加有的放矢。
这样的办法对无论是对政府还是百姓都有好处，可以起到“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的效果。
只是政府掌握了“轻重敛散之权”，必然会削夺富商豪贾的利益，“不免夺商贾之利”，这也就成了保守派攻击的焦点。尽管阻挠重重，有神宗的坚决支持，均输法还是逐渐开展起来，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均输法实行的第二年（1070年），神宗发诏，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开封的仓库已经很满了，品种丰富，数量也多。如果民间米价上涨，可发淮南上贡的新米，折中估价，派官员分发到各个市场，供应给普通百姓，以平稳物价。”这样看来，均输法还能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
《宋史·食货志》谈到均输法时也说：“自神宗以来，上贡之法改变，除了每年运六百万石给京城外，发运司在各地的仓库还常有富余。当州郡歉收时，则高价折收钱款，称为‘额斛’。州郡应交的物资，以仓储代替运往京城，称为‘代发’。丰收的时候，发运司以中价收购。谷贱时购入，不至于伤农；饥歉时则交钱，‘民以为便’。”结果“本钱岁增，兵食有余”。王安礼题王羲之《兰亭序》尽管保守派们反对，但均输法的实际效果是有目共睹的。不过《宋史》却又说均输法没有贯彻施行，“然均输后迄不能成”，却又没有交待具体的缘由。这点跟《续资治通鉴》是有冲突的，据后书记载，1079年，神宗对王珪说：“对于均输法，就算以齐国的管仲、汉朝的桑弘羊、唐朝的刘晏之才，他们也就仅仅能推行而已，更何况才智不如他们的人呢！现在朝廷处于用人之际，对青年人要爱护，着力培养他们。一些小的缺点是可以容忍的，要给他们机会改正。‘姑静以待之’。”这说明当时均输法还是在运行的。
对比青苗法，均输法受到的攻击只能说是九牛一毛，即使是范纯仁（范仲淹之子）的恶意攻击，也可权当是5伏的电压，跟蚂蚁咬一口没多大区别，挠挠就过去了。
在均输法颁布2个月后，青苗法也走上前台，这项在现代社会仍然被积极采用的措施，当时所遇到的困难，非是一般的艰难。
7．青苗法——最具现代意义的农业贷款
1069年9月，青苗法出台。
王安石在宁波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小范围内将青苗法试验了一把，为了防止高利贷者趁农民之危而大下黑手，由政府出面给农民提供小额贷款，只不过贷的是种粮而已。事实证明，这一措施，在方便农民的同时，政府也增收了，应该说是取得了双赢的结果。可是这么好的一个办法，笔者即使坐时空机器返回到神宗时代，也还是无法理解司马光、苏轼他们为什么要那样激烈地反对，当然，我也没有办法争过他们，一是语言不通，二是肚子里面墨水没有他们多。王震绘苏轼像在司马光等人唾液满天飞的的反对声中，你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词——常平仓、广惠仓。为了加深对青苗法的认识，所以需要先介绍一下它们。
常平仓是沿用隋唐旧制，丰年时收购粮食，提高粮齐白石绘古代牛耕图价，以免谷贱伤农；到了灾年时，就把储存的粮食拿出来，防止囤积居奇者借机哄抬粮价，以达到稳定市场秩序的目的。
广惠仓是宋朝独创的，由韩琦发明，就是把那些绝了户的人家的田地，收归国有，然后租给人来耕种，将这些佃户缴纳的租金发放给老幼病残者。
按说这两种方法的立意都非常好，是纯粹的慈善事业，只是对于政府官员来说，也就是纯粹的面子工程，没有丝毫的利益可言，所以行动起来动作难免就会有那么点儿迟缓。其实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有些人就不仅是行动迟缓了，他还得偷摸儿黍往自己兜里揣一点，这就有点不对了，只是这应该归于道德问题还是体制问题，就有待探讨了。官员挪用也就罢了，最后，政府也动了心思，将这点可怜的常平仓本钱充了军费，这不是监守自盗吗？可是，尽管我表示了最严重的抗议，但抗议无效，常平仓就这样只剩下几座空空的仓和几只饿得皮包骨的耗子了。
在实行青苗法之前，司马光对常平仓与广惠仓的弊病也是亲口承认的，他曾说：“地方官员们对常平仓一点也不热心，甚至是有些厌烦，顶多也就是做做样子而已，所以常平仓所起到的作用很小。”
在常平仓不太好使的时候，一些有良心又有智商的地方官们便想了其他的办法，除了王安石在宁波“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之外，还有一个叫李参的陕西路转运使，看到农民们度日艰难，就让他们先预估自己秋天能收多少粮食，然后贷相应的钱给他们，等到稻谷熟了，再偿还，叫“青苗钱”，经过好几年的实践，颇有成效。清明时节种瓜种豆，这正是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此图为《清明上河图》中开封郊外的菜园。
王安石参照自己以前的做法，更着重借鉴了李参在陕西贷钱还谷的做法，颁布了青苗法。
条列一颁布，引得大家争相观看。此办法乃是借鉴了陕西青苗钱的实施办法，在每年“夏秋未熟之前”，贷钱给农民，愿不愿意贷就看你的自愿了。贷的时候，以粮食为参照，取之前10年粮食丰收时候的最低价来确定，折算成现钱，贷给需要的人。还的时候，如果你觉得粮价涨了，还粮食不合算，那你就可以还钱；如果你觉得粮价跌了，还钱不合适，那你就还粮食。如果今年实在还不上，还可以延期半年再还。
农民们常常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生活尤其艰难。冬天冷了，还可以抗一抗，因为春天总会到来；没饭吃了，还可以去挖点野菜，剥点树皮，忍一忍，田里的稻子总会熟；没有钱买牛耕田，还可以用自己长满老茧的那双勤劳的手，去刨地，尽管辛苦点，但只要把种子撒下去，就有希望不是？
可是，没有种子的话，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没有种子了，没有办法，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哪。
富豪兼并之家在这时候蠢蠢欲动了，“乘其急以邀倍息”，他们的利息高到什么程度，前面已经说过了，说这些“兼并之家”们乘火打劫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苏东坡题扇图而常平仓、广惠仓的惠及面又不广，所以现在采用青苗法，都是“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也是为了“抑民豪夺之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