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齐白石细瞧了一番此画后，却说：“大千此画谬矣！蝉在柳枝上，其头永远应当是朝上的，绝对不能朝下。”
自然，这诗是题不成了，徐鼐霖把画拿了回来，并把齐白石的意见给张大千讲了。
张大千当时听了，心中并不服气，但这事他仍一直记在心底。后来，抗战中他回到四川，住在青城山上时，有一年夏天中午，居处附近的蝉声聒噪得甚是厉害，张大千等人一块儿跑出去察看。只见几棵大树上，密密麻麻趴满蝉，绝大多数蝉都是头朝上，只有少数的蝉头朝下，而附近几株柳条上的蝉，却均是千篇一律的头朝上。张大千这时想起白石老人的话，大为钦佩，却还未完全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抗战胜利后，张大千回到故都，遂去向齐白石请教这个问题。齐白石说：“画鸟虫，看似貌不起眼，但更必须要有依据，多观察，方能不致闹出笑话。拿蝉来说，因其头大身小，趴在树上，绝多是头在上身在下，这样可以站得牢。如果是在树干上，或者是在粗的树枝上，如槐树枝、梨树枝、枣树枝之类，蝉偶尔有头朝下者，也不足奇，因为这些树枝较粗，蝉即使是头朝下，也还可以抓得牢。但是，柳树枝就不同了，因其又细又飘柔，蝉攀附在上面，如果是头朝下身在上，它就会待不稳了。所以，我们画一张画，无论是山水、人物、花鸟、虫兽，都必须要有深刻的观察体会，然后再动笔。这样，才能充分表现出所画对象的真实姿态，和它们的栩栩如生的气韵风格。否则，画出来的必然不像，与现实的不合，这就叫欺世不负责！大千先生，你说是不是这样呢？”
张大千听了齐白石的这一席话，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觉得白石的这种认真细致的敬业精神与踏实作风，正是白石的画能得到雅俗共赏。老幼喜爱的“奥秘”之一，自己要好好学习。
不久之后，徐悲鸿有一次在家里设宴，专门招待齐白石、张大千二人。那一天，由廖静文夫人亲自下厨，热情款待，菜做得很对老人口味，齐白石吃得很高兴。于是饭后，齐白石乘兴挥毫，就用墨画了三片荷叶，另又用赭红画了两朵荷花，送给廖静文，以示答谢。张大千随之也应廖请，欲在此图上补画几只小虾，在荷下水中嬉戏。但张大千画着画着，忽觉得有人在暗暗拉他衣袖，回头一看，见是齐白石。齐白石将张大千拉至一边，轻声说道：“大千先生，虾子只有六节哟！不论大小，其身子只有六节，不能多画，也不能少画。”
张大千仔细一看，原来自己刚才画得忘情，只顾追求美了，而忽略了生活的真实，虾子的节数不是多了，就是少了。尽管他这时还搞不清楚虾子究竟有多少节，但他相信齐白石说得没有错，于是在画上又多画了些水纹与水草，把节数不准确的虾身遮盖了起来。
回到旅馆，张大千立即请人买来活虾，倒在盆中仔细观察，并亲手将虾捉起来详细数节，果然是不论大小，虾身通通只有六节。张大千这一下真服了，想起刚才的情景，不禁是又惭愧，又感激。
从此之后，张大千更把“格物致知”奉为圭臬，非对作画的事物和对象有了透彻的了解，就绝不轻率落笔。他曾说：“作画要明白物理，体会物情，观察物态，这才算到了微妙的境界。譬如画山，要了解南北气候的不同，土质的各异，于是所生的树木，也就迥然不同。……如画花卉，有向阳的，有喜阴的，向阳的必定要有挺拔的姿势，喜阴的则必定要有荏弱的意态。挺拔与荏弱，它们的姿态自是不同，由理生情，由情生态，由态传情，这是自然的道理。再如，鹤与鹭是蜷一足而睡的，倘若只了解鹤与鹭，就拿它们的姿态来画别的鸟，岂不是成了笑话！”张大千还曾反复告诫他的学生们：注重细微之处，“求真”的精神，比起什么都重要！
差异存在于细微处
福楼拜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他早年曾写过一些富有浪漫色彩的作品，父亲逝世后，他迁移到卢昂近郊的一处别墅里居住。福楼拜住在这样美好的地方，但他的写作生涯却是十分艰苦的。他为使自己写出来的作品成为真正精雕细琢的艺术品，竟整天整夜地把自己关在书房内，不断地推敲文字。他对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很少有满意的时候，他常常绝望而痛苦地说：
“写出这样的东西来，真应该打自己的嘴巴！”于是，他带着难以排除的烦恼陷入沉思，准备再作修改。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转折的地方，只有八行……却花了我八天时间。”“已经快一个月了，我在寻找那恰当的四五句话。”“有些晚上，文句在我脑子里像罗马皇帝的辇车一样辗过去，我就被它的震动和轰响惊醒……”“即使在游泳的时候，我也不由自主地斟酌着字句。”
莫泊桑在青年时期曾拜福楼拜为师。有一次，莫泊桑去拜访福楼拜，给他讲了几个故事，福楼拜听后，不主张他写这些故事，而希望他做这样的锻炼：骑马出去跑一圈，一两个钟头之后回来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记下来。莫泊桑按照这个办法锻炼自己的观察力有一年之久，并写出了一个著名的短篇小说《点心》。
福楼拜认为，世界上没有两个苍蝇、两只手、两个鼻子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作者要分别描写它们时，就必须找出它们的不同点来，而基本功全在于认真和细致的观察。他曾对莫泊桑说：“当你看见一个杂货店老板坐在门口，一个挑夫抽着一杆旱烟，或者一辆马车停在门前，你得把这老板和挑夫的姿态以及整个画面贴切地表现出来，而且通过你的笔，显示出他们的精神生活，使我不至于误认他们为另一个老板或另一个挑夫。谈到那匹拉车的马呢，你得用一个字使我知道这匹马和前后五十匹马不同。”
要用一个字写出一匹马的特征来，当然很难做到，也许福楼拜夸张了，不过，要求用字的精练和准确，一向是福楼拜信守的写作法则，他对莫泊桑还说过：
“我们无论描写什么事物，要说明它，只有一个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只有一个动词；要区别它的性质，只有一个形容词。我们必须不断地推敲，直到获得这个名同、动词、形容词为止。不能老是满足于差不多，不能逃避困难，用类似的词句去敷衍了事。”
世界文学史上知名的所谓“一语说”，便是由此而来的。
莫泊桑后来领悟到，对你所要表现的东西，要长时间很注意地去观察它，以便能发现别人没有发现过和没有写过的特点。任何事物里，都有未曾被发现的东西，因为人们观看事物的时候，只习惯于回忆前人对它的想法。最细微的事物里也会有一星半点未被认识过的东西，等待我们去发掘它。
在不经意的地方捕捉信息
我们知道，领导者处于企业的神经中枢地位，每天要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做出各种各样的决策。所以，领导者必须保持机敏，对各路信息敞开大门，以便及时准确地采取行动。
有时，领导者从细节中获得的信息可能使他做出重大决策。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爱多VCD的创始人胡志标早年在一个小作坊里搞学习机。但他深感自己在诸侯林立的学习机市场上难有插旗之地，要出头，必须找到一块别人还没有发现的空间。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在中山市东开镇的一间小饭馆里，他突然听到了一个信息：有一种叫“数字压缩芯片”的技术正流入中国，用它生产出来的播放机叫VCD，用来防备盗版碟片比正流行的CD好过百倍，这个东西一定会卖疯。就这几句话，改变了胡志标的一生。他当即赴香港，跑上海，招兵买马开发VCD，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香港媒体大亨——星岛集团的胡仙也是个很会利用细节信息的人。有一年，胡仙去洛杉矶出差。下了飞机后，有个华人向她询问去香港的航班。胡仙回答了那人后，马上意识到在加州这华人聚集的美国大州，《星岛日报》肯定有市场。于是，她做了进一步调查，开始在加州大量发行《星岛日报》。结果，《星岛日报》的领地便由东南亚扩展到北美。
信息的价值往往是与时间分不开的。过时的信息一文不值，即时信息可能身价百万。所以，领导者常常对系统规范的信息汇报置之不顾，而对某些零碎、偶然的信息极为敏感。
1990年8月25日，一个闷热的晚上，倪润峰正在收看电视新闻。当海湾战争打响的消息出现时，他立即拨通了物资计划采购处处长家的电话：“新闻你看了吗？”“正在看，海湾战争打响了。”对方答。“海湾战争会导致塑料价格上涨，快从国际市场购进高机冲塑料。”
遵照倪润峰的指示，采购处紧急购进压制彩电机壳用的塑料1661吨。果然，国际市场的塑料价格不久就迅速上扬。长虹因此一项就节约开支150万元。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领导者对细节信息利用的把握是多么的重要。
但是，细节信息和小道消息不同。对这一点，领导者一定要予以重视。小道消息往往是零碎的、飘忽的，存在着不完整性与不确定性。如果企业领导把重大决策建立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那就十分危险。
成功个案
细致观察作出惊人发现的达尔文
1831年12月27日，22岁的达尔文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随同“贝格尔号”军舰作环球考察。此行之前，达尔文还是一个“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者。到了南美洲，他观察到热带的自然景象与英国迥然不同。面对大自然提供的事实，他常这样问自己：“这些变化万千的自然界，究竟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呢？难道是神造的吗？”在朋塔阿耳塔，达尔文获得了大量的陆生动物的化石，他观察到，有几种动物，例如大懒兽、巨树懒等，都是属于地质年代第三纪的巨大树懒科动物，但它们与现代生活在南美洲的树懒很相似。他还观察到，有一种已经绝灭的马和马克鲁兽，它的身体跟象一样，牙齿与现代啮齿目动物相似，而眼睛、耳朵、鼻孔的部位却像水生动物儒艮和海牛。这些从未见过的现象，又引起了达尔文的疑问：“为什么许多现代的动物与古代的动物化石既相似，而又不完全相同呢？《圣经》上说‘世界的现象永远也不会发生变化’，这有根据吗？”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达尔文又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岛上的各种动、植物虽然属于南美洲类型，但其中绝大多数都具有本地的特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观察、思考、再观察、再思考，不能带任何成见或偏见，不要让一切先入之见蒙住眼睛。正是这样，达尔文逐步萌发了生物进化的思想。
航行结束后，达尔文的一位朋友为他谋得了一个高薪水的职位，但是，他放弃了。他牢记着自己的格言：“一个懂得生命价值的人，绝不会把一小时的光阴白白浪费掉。”他要发掘和整理他那远未完善的新思想。1856年5月，他开始写作《物种起源》一书。
达尔文为什么能从平凡事物的观察中做出不平凡的发现？他自己说：“我的成功……最主要的是：爱科学——在长期思索任何问题上的无限耐心，在观察和搜集事实上的勤勉——相当的发明能力和常识。”他的儿子后来在谈到他时说得更具体：“他渴望从实验中得到尽量多的知识，所以不让他的观察局限于实验所针对的那一点，而且他观察大量事物的能力是惊人的……他的头脑具有一种技能，对他做出新发现似乎是特殊可贵的有利条件，这就是从不放过例外情况的能力。”
达尔文说：“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力，也没有过人的机智。只是在觉察那些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众人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