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开幕式有两种观众。一种是现场的观众，这是开幕式最初的组成部分。在没有电影和电视的年代里，他们就在那里，没人能够看到。第二种就是数以亿计的电视观众，遍布全球，使得开幕式变成了全球的最大秀场。媒体的强大力量首先表现在他们对开幕式的舞台尺寸进行了无限的扩大，更对开幕式的时间和安排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演绎出来的结果，首先就是人们在观念上已经接受了将开幕式同时看作一场秀，这反过来使得开幕式的组织者一定要保证其质量，不只是对体育场的现场观众，同时也要对广大的电视观众。任何细小的失误都会通过媒体放大给全球受众。同时，开幕式传递的信息也因此要全球化，要简单再简单，明了再明了，不应该具有哪怕丁点的神秘或者模糊意味。只有这样才能将信息及其象征的主旨很容易地传递给全球受众。另外，传递的信息必须是在所有国家用同种方式都可认知的。开幕式的设计者力求最好地为媒体转播服务，使所有参与者知晓奥运会的意义并尽可能地通过媒体传达出去。
在媒体化生活的年代，媒介已经不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外部手段，而是已经内化为人的精神无意识，成为精神活动的组成部分。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而其余一切媒介，特别是机械媒介只是人体个别器官的延伸。“媒介即自然”。新媒介已经不再只是作为人们掌握的对象，它已经成为塑造和控制人类交往行动规模和形式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媒介取代现实，取代的程度就是媒介艺术形式的逼真度。电子媒介将从内到外彻底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不是说改变我们了解和把握世界的方式，而是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状态。媒体技术和自然环境的融合使人们产生某种幻觉，以至于人的视觉需要如同自然需要一样，成为个体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甚至于发展到某些自然的需要也要受制于视觉需要的程度。视觉生存的本质是一种以想象为基础的形式化生存，但是作为视觉生存的形式构架却并非个人主观臆造的，而是有着一种内在的目的性。最现代的电子视像媒介形式和最原始的存在信念的结合，使当代的视觉生存呈现出一种极其世俗化的宗教性的特征。当代视像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把人类的这种原始意向推到了一种极限。它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借助视觉媒介方式去间接地表现人和自然世界之间的意向关系，而是媒介本身直接构成了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自然——尽管在本质上这是一个不同于物质自然世界中的形式化的自然，但在人的意识中却很难加以区分。
（2）奥林匹克运动的独立和和谐
自80年代以来，国际奥委会开始自我更新，组织结构和功能日益健全，开始出现妇女委员，并逐渐增加第三世界的委员，在1981年确立了自己的正式法律地位，得以以法人的身份、以法制化的方法处理各种重大事务。进入萨马兰奇时代后，主席先生一反其前任在自己国家遥控奥林匹克运动的惯例，迁居国际奥委会总部，成为奥运历史上第一个全职主席，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交给了奥林匹克事业，以洛桑为中心，掀起了一场奥林匹克运动全球化的风暴，激起世界各地的人们对奥林匹克运动更大的关注。无论在政治、经济、体育运动世界，还是广泛的社会、教育或文化活动中，国际奥委会根据《奥林匹克宪章》所规定的基本原则、所赋予它的使命和责任，通过进行新的努力并提供新的服务来证明自己的作用。在旧的封闭的奥运模式被打破后，奥林匹克运动逐步形成了一种开放型模式。一方面在经济上保持独立，大胆利用各种商业性开发手段，通过奥运会等活动创造财富，从而为奥林匹克运动提供一个比较坚实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国际活动中，积极主动地加强与外界的交流与合作，与各国政府、有关国际组织建立起相互合作的关系。奥林匹克三大支柱间一度非常紧张的关系也得到了调整。
首先，以运动员为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奥运会废除了业余原则，开始对职业运动员开放，只要运动员处于国际奥委会所承认的某一体育组织之中，就可以参赛。这正式宣告着奥运会向世界上一切最优秀的运动员开放。运动员是奥林匹克主义的根本，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根本，也是奥运会的根本。他们理应成为开幕式中最有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莫斯科奥运会开始，开幕式上的演讲和宣誓台不再是对着贵宾席而背对运动员，从中或许可以看出运动员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不过，这种变化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随着参赛国越来越多，对每个国家参加开幕式的人数从50年代开始已经进行限制。因为过长的入场时间会导致副作用的产生，降低开幕式的效力，并增加转播成本，降低了收视率。然而，入场式即使风格变化，其作为平等展示各国风情的地位尚难以动摇。如果要缩减入场式，则必然要涉及到如何确定参加人选、国家间比例的确定等诸多有可能涉及平等话题的问题，所以，维持现状，在细节上下功夫恐怕还是明智之选。
在特定的时间段，暂且不论在场地上站一个多小时对体力的考验，哪些选手参加开幕式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田径选手参加开幕式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的比赛要在一周后才开始。射击运动员因为次日要进行比赛，而其项目又要求保持高度平静，所以几乎很少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同时，考虑到运动员在开幕式中的地位，是观看者、参加者还是其他？1992年奥运会开幕式上，一面114米的奥林匹克旗覆盖了12000多名运动员，它象征着奥林匹克理想跨越种族、宗教和政治的鸿沟，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促进世界和平，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不过，虽然这项创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却还涉及到运动员是否该就座的问题，这与他们在开幕式上的地位问题是有联系的。冬季奥运会在这个方面似乎走在了夏季奥运会前面。从札幌到盐湖城，再到都灵，运动员们都有合适的位置坐着来欣赏文艺表演。一方面，这大概是因为冬奥会运动员比夏季奥运会要少很多，所以方便安排在场地中央或者观众席内场就座；另一方面也大概是因为天气寒冷。然而，这是不是可以被夏季奥运会采用呢？当空间被充分利用的时候，组织者是否可以考虑让运动员不再在场地中站那么久呢？
这个阶段的旗手也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风格。在经历了70年代的发展之后，开幕式逐渐摆脱了宗教或膜拜的意味，走向了现实。护送奥林匹克会旗入场的护旗手也是千姿百态。1992年是6名运动员和2名志愿者；2000年是8位奥运冠军，他们的年龄跨越40多年、共获得17枚金牌；2004年是8位银牌获得者；2006年，八位举旗者是来自艺术、科技和政治领域的国际知名的代表，她们都是女性。
其次，团结和融合的趋势。从70年代起，竞技体育比赛的全球化步伐明显加快，作为上世纪加强各国关系的有说服力的中间人及和平的见证人，奥林匹克运动一直致力于克服地理空间的局限。19个世纪末发展起来的国际事业——奥林匹克运动，尽管标榜普遍性的理想，但由于坚持民族主义的原则而一直生存至今。在本阶段，开幕式上的国家概念依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对于开幕式而言，什么也不能阻挡它表达奥林匹克主义国际化的决心。
1980年冬，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奥运会由主办国的国家元首宣布开幕。大概是为了向国际奥委会表示不满，忙于大选的卡特总统没有去主持普莱西德湖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仅派了副总统蒙代尔聊作应付。在普莱西德湖冬季奥运会的闭幕式上，基拉宁主席对莫斯科奥运会的前景充满了忧虑：“本届冬季奥运会表明，我们对促进这个世界的相互了解，对促进人们之间的共同点而不是分歧点，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能走到一起来，这个世界肯定会变得更加美好，我们就会避免灾难。如果我们不谨慎从事，灾难就可能会降临。”之后的两届夏季奥运会证明了主席的担心。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代表团入场与历届奥运会入场式不同，有16个国家不是持国旗而是持国际奥委会会旗入场，其中10个国家的代表团，入场时仅有一名运动员走在国际奥委会会旗后面，场面颇为冷清和尴尬。1984年，作为回敬，在苏联的鼓动之下，抵制洛杉矶奥运会的阵容在急剧扩大。开幕式上，当惟一一个顶住压力的东欧国家罗马尼亚队入场时，代表团受到盛况空前的热烈欢迎。
1988年，奥委会开始允许职业运动员参赛。虽然奥运会的整体气氛从1972年开始已经从仪式走向了展演，但开幕式仍然是国家而不是个人利益的表现场所。汉城奥运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尤其表现在自从80年代以来国际奥委会领导的国际政治行动方面。这一次，主要由于萨马兰奇的手腕和耐心的翰旋，国际奥委会在国际政治谈判方面发挥出色的外交能力，同时扮演了策划人、导演和主要演员的角色。就是在这届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规定将表意性标识、行为和程序文本放在一个仪式之中，主席的讲话被限定在3分钟之内，虽然并未降低演讲的意义，却真实地反映了国际奥委会政策的结构性变化。布伦戴奇时代国际奥委会的贵族风气、权威领导和意识形态管理模式在萨马兰奇时代发生了根本改变。如今的国际奥委会组织就像现代化大型商业的运作，媒体政策和市场策略不再受意识形态的阻碍和限制，使用工业的现代化方法进行管理。这样，国际奥委会的运行已经走向了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
虽然工具和技术的应用已经被娱乐业充分利用到了奥林匹克开幕式之中，但它还是强调已经变成了“神圣的程序”这一点。然而，汉城还是发生了些许变化，许多参与者违反了该场合的礼仪规范，使用了照相机。进入内场后，许多运动员和官员并未继续保持它们的队列，而是到处照相。这种拥挤在圣火抵达时达到了顶点。他们的表现就像普通人而不是讲纪律的运动员。在他们充分彰显其个人主义的同时，开幕式的信息消失了，严肃性大大减弱了。
晚近，国际奥委会“现代化”和“非意识形态化”使得来自哪个国家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其意识形态亦无碍。相反，国家认同被个人认同所取代。奥运会的社会效应因其大众心理效应的改变而改变。它越来越依赖于猎奇消费，就像消费其他商品那样。这个原因与国际奥委会出色的外交才能结合在一起，使得当今的开幕式上出现了一幕幕民族融合和大团结的场面。以东欧国家为例，东欧国家的转变发生在1989年。柏林墙的打开是东欧集团最后崩溃的信号，标志着两极格局和冷战的终结。由原来的十一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一个非常模糊的独联体，对其中的运动员来说，能够参加阿尔贝维尔冬季奥运会和巴塞罗那奥运会而不是像之前那般受到政治影响当是人生幸事。同时，南斯拉夫运动员以个人身份参赛。这样，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奥林匹克大家庭所有成员第一次齐聚一堂。悉尼奥运会开幕式上，最令全世界感动的，是朝鲜和韩国运动员一起入场，双方旗手共同把印有朝鲜半岛地图的队旗高高举起。虽然双方单独参赛，但以统一的形式参加入场式，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对缓解朝韩双方的紧张关系意义重大。雅典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当伊拉克代表团高举着国旗走进会场时，全场8万名观众纷纷起立为他们鼓掌。虽然走入场内的伊拉克代表团只有寥寥可数的20多名成员，但其受欢迎程度恐怕只有东道主代表团入场时才能与之媲美。
最后，人与自然的和谐。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萨马兰奇就强调“在选定奥运会举办城市时，我们要优先考虑计划建设的体育设施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影响”。1994年奥林匹克百周年大会上的发言表明，尊重环境被列入奥林匹克宪章的基本原则；并与环境保护的专门组织合作，采取可持续发展概念以提倡代际平等的原则。在这种纲领的指引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取消了放飞真的和平鸽而代之以类似造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奥林匹克圣火变得日益节能和无污染。
4小结
开幕式每两年在固定的时间内上演，这种惯例提供给人们一种安全感。观看已形成一种习惯，这使得许多人在开幕式开始前就异常兴奋，对从开幕式获得的心理满足抱着执着的期待。这种期待的兴奋一旦在最初获得满足（这正是展演而不是仪式所要求的），观众便有了持续观看的热情和愿望，并且还会伴随着优秀的文艺表演达到高潮。历届开幕式中，成功的开幕式必定充分把握了受众的兴奋点，并懂得如何调度和持续，累积这个兴奋点。
第一，国际化使得人们必须正视文化的差别问题。汉城奥运会在彩排时安排了250000普通观众观看，这在西方是绝不允许的，西方的文化告诉他们文艺表演必须要保持神秘和惊喜的价值，而在东方文化中，奥运会开幕式表演更被组织者、设计者和观众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保持有仪式意味。作为仪式的普遍例证就是参加者和召集者提前知道（或者认为他们提前知道）将要发生的行为和表达的结果是什么。开幕式之所以是仪式，就是因为人们并不期待或者渴望从中得到惊喜（虽然有时的确发生了，比如圣火点燃），而展演则不同，之所以是展演，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观众期待被意外击中。这些事实还加剧了人们对奥运会商业化的争论，因为其突出之处就在于表现出一种真正的狂欢化精神对某种固定的秩序、制度和规范的冲击和突破。
既然文化不同，那么如何表现才能被他者理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