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名益，自道德来者，如山林中花，自是舒徐繁衍；自功业来者，如盆槛中花，便有迁徙兴废；若以权力得者，如瓶钵中花，其根不植，其萎可立而待矣。
世间的财富、地位和名声，如果是通过提高品行和修养所得来。那么就像生长着的漫山遍野的花草。自然会繁荣昌盛绵延不断；如果是通过建立功业所换来，那么就像生长在花盆中的花草。便会因为迁移变动或者繁茂或者枯萎；如果是通过玩弄权术或依靠暴力得到，那么就像插在花瓶中的花草，因为没有根基。花草很快就会枯萎。
西洋人有“罗巴不是一天造成的”的名句，可见不论是官位、财富、名誉都要一点一滴的累积，甚至就连君子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也要慢慢成长，反之假如用不正当的手段短时间取得，那就宛如在沙漠上所建的空中楼阁，转眼之间会土崩瓦解。因此俗话才有“政治财三十年，农夫财万万年”的说法，因为农家：的财产都是用一点一滴的血汗累积而成的缘故。
就品德问题，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意思是说一匹好马值得称赞的不是它的力气而是它的品质。马尚如此，何况人呢？孔子又说：“道不孤，必有邻。”有道德的人，是有志同道合的人与之相伴的。
立业要先树德，品德是立身之本、立业之基。无德有才是歪才，肯定要犯错误，甚至是大错误；有德无才不成大器，品德再好工作不好不行，一无所长不行，“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工作能力的保障，是个人生存的技能。
在个人修身自省的方面，洪应明十分强调德道德品质的重要性，强调德才兼备而又以德为主导，认为德乃人生事业的基础，是个人才能的统率与主心骨。反之，离开了道德的建树，立业也就失去了稳固的基础，如艳丽一时而不可长存的花朵；缺乏道德的约束，个人的卓越才能还有走向反面的可能，会耗尽在鬼蜮的猖狂作为中……
我们许多人都很熟悉“指鹿为马”的故事：
赵高自知权力大，想要检验朝官是否俯首听命，便在朝会时献上一只鹿，并指着它说是马。二世笑着说：“丞相搞错了，指鹿为马！”又问左右群臣是鹿是马，有人沉默不语；有人害怕赵高而回答是马；也有人则据实而言。事后赵高阴谋杀害了那些回答是鹿的人。从此，人人自危，没有人再敢说赵高有错。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幕家奴主事、宦官当政的闹剧。
其后，类似的闹剧接二连三地出现在那些最黑暗、最腐败的封建王朝统治时期，那些因性别器官受到阉割伤害而导致精神心理失调变态的宦官太监们，一朝得势，就会竭尽心力地向社会报复，既毫无原则地欺瞒自己的主子，又借助主子的威势来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极大地妨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有鉴于此，封建王朝的那些明君贤王，都作出了不允宦官太监们干预朝政的严格规定，以保朝政的清明公正。
显然，洪应明用家奴做主的事例来比喻那些有才无德者，为了指出他们的危险性，因为他们会运用自己的才干去茸私舞弊、贪赃枉法、损人肥己，还可以恃权恃势来压制人才，对自己的错误作出万般诡辩……从而引致事业的失败、江业的丧失乃至个人的身败名裂。可见，才并不能主宰更不能取代德。而且比较来看，无德有才者较之无德无才者，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和毒化，会更深更大。
对此，唐太宗和魏征关于用人的一段议论可作佐证。
唐太宗认为不可粗率地选择官员，用了一个好人，就会引来别的好人；相反，用了一个坏人，别的坏人也都接踵而来。魏征则进一步肯定了这种思想，认为在天下动荡不安时，主要是用人的才干，顾不得德行；天下已定，所用的人也就必须德才兼备。
历史的经验之谈堪作借鉴。
企业家们在研读《菜根谭》时，德为才之主的智慧之见就很值得借鉴。同在一个企业内，道德乃造就职员之间的和谐人际关系、培养职员对企业的忠诚感与认真敬业地工作的基础。在这方面，企业要将对雇员的品德要求予以具体化、细则化。如诚实，就是金融证券公司对雇员在这方面的最突出要求，惟有诚实者才堪担当掌管钱财的财务工作。
正因为强调了德才兼备，所以，在具体工作与职业培训中，大小不同企业都要创造种种便利条件，不仅要培养和发挥每个人的才干，也要提倡和发扬每个人的高尚品德，使职业道德真正成为本职工作的灵魂。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
正如洪应明所看到的那样，历史上的不少品德道行的高洁者，走的是寂寞的人生之路。如人们熟知的贫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的颜回；身遭流放而后自沉于汨罗的屈原；持节牧羊的苏武；坚持抗金而后血洒风波亭下的岳飞等等。他们不是政坛上的不倒翁，不是人生的春风得意者，但他们却是历史上的有德伟人，千百年来，一直具有人格感召魅力。
相反，类似赵高、秦桧之流，生前趋炎附势，虽可享尽荣华富贵，前呼后拥，不可一世，却也免不了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经受着凄凉万古的审判，遭人唾弃。
据此来论，富于高见的哲士达人们能够超越世俗的短暂功利，摆脱尘情的诱惑，注重品德的修养与修行，这似乎是世外玄虚之事，但却能时时体现在人生的实处。一个人即使无权无势，他也可以竭尽己力，造福于社会、遗德于黎民百姓广：这样，他的自得自足感也就是无可比拟的。只要一个人的荣誉富贵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的，那么，一切就如山林的自然盛开之花，繁衍不息，是建立在功业或权力基础上的富贵名誉所不可企及的。
这种思想，可追溯到《左传》记载叔孙豹所论及的“君子三立”：立德、立功和立言。在这三项不朽的事业中，立德是居于首位的。
许慎明确地说：“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这也就是说：“德”就是一个人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时，一方面能够“以善含存诸心中，使身心互得其益”，这就是“内得于己”；另一方面，又能够“以善德施之他人，使众人各得其益”，这就“外得于人”。这些解释说明，从词源的意义上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当人们自觉意识到人和人之间道德关系的发生，必须是对人、对己都有所“得”的时候，也就是人们开始有了道德的思考，即对人我之间的道德关系的反思。
纵观古今中外凡是成大业者，都是以一定的道德水准参与历史活动从而实现人生价值的。立德、立功和立言是古人推崇的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其中立德占第一位，进而推进建功立业，之后才是立言。它们三者之间有密切联系，但不是平列的。立德是其根本，立功是立言的基础，而立言是立德和立功的体现和升华。三者统一以实现人生的社会价值。
论其难度，古人云：“立业难，立德更难；做事难，做人更难。”谈到立德做人难，其重要原因，不得不涉及逆境和顺境的问题。由于逆境之时难以进德；而顺境之日，易以丧德。这是历史经验之谈，具有理性认识。
因为人在逆境时，如果没有坚定走出逆境的信念，不能比平日更加倍地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接受各种考验，道德品质就不可能提高，也不会产生做人的人格魅力，事业也难以发展。在顺境中如果不比平日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不自觉地对自己加以节制，而放纵自己，则容易丧失道德品质，事业也会因此败落。
在社会中，逆境和顺境不能并存，只能交替出现。但两者对提高道德自律水平的要求都很严格。古来有志之士，成大德大业者都经过逆境。这是因为他们饱尝风霜，千锤百炼，在逆境中创造出更完美的品质和更辉煌的事业。
所以培根说：“顺境的美德是节制，逆境的美德是坚忍，这是一种比较伟大的德性。”正由于修身立德是事业之基，是创新制胜的法宝，所以只有把德放在首位，体现德治思想的主导地位和决定作用，才能使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相协调而产生推动历史发展的物质和精神力量，造福于社会。对一个国家来讲，治国不可失其道，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处世谋略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