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庄公十九年》记载了楚国一个特别的人物——鬻拳。鬻拳是楚文王手下的臣子，因为觉得文王一件事情做得不合道理，因而再三强谏（《列国志》中说，文王在息侯的配合下擒获了蔡侯，准备将其烹杀，以祭献太庙，鬻拳固谏）。楚文王坚持己见，不听从鬻拳的劝谏，鬻拳于是抓住文王，以兵器相威胁，文王恐惧之下，表示听从，并按其劝谏去做。事后鬻拳对人说：“我以兵器威胁君王，这是莫大的罪责。”于是自刖其足。楚人很敬佩他的忠贞，遂让他做了大阍，管理宫门，尊称其为“大伯”，并准许他的后人世袭其官。
公元前675年，巴人（今湖北长阳一带）作乱攻楚，楚文王率兵抵御，被巴人打败于津（今湖北枝江西），逃回楚国。守门之吏鬻拳听说楚王战败而回，故意闭门不纳。楚文王被鬻拳所迫，率军伐黄（今河南潢川县西），打败了黄师。文王凯旋归国时途中病死，鬻拳闻文王凶讯，亦自杀而死，被楚人葬于绖皇（地下宫殿的甬道门口），作为对其忠于君王的嘉奖。
鬻拳为了劝谏楚文王，第一次以兵器相威胁，第二次闭门不纳，迫使君王放弃本身决定，按臣子的意见去行事。鬻拳的行为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以威胁强迫手段对付君王，以臣逼君，严重违背传统政治观念中关于君臣关系的行为规范，是十足的大逆不道；另一方面，鬻拳对君王的劝谏内容又是以本国的根本利益为着眼点，不包含任何个人的目的，表现了一位忠君之臣在特殊情况下为国忘我、大义凛然的勇敢刚直，又符合忠臣的行为标准。鬻拳的劝谏行为，是一种内容上的忠勇和形式上忤逆的结合。为了保证忠君利国的劝谏内容的贯彻，他不得已采取了与君臣规范相忤逆的劝谏形式，犯下了威逼君王的大罪。
为了忠君而胁君，这种行为在社会评判上是有功还是有罪，传统政治观念在此陷入了难以解脱的困惑。这一困惑一方面表现了鬻拳行为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传统政治观念中的一种重大缺陷。然则，鬻拳的行为正好发生在南蛮楚国，在这里指导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是非正统的政治伦理观念。立国于荆山蛮荒之地的楚国是靠武力扩张得到生存发展的，好战尚武、重国轻君的习性已内化为国民的性格，形成了有别于传统政治观的另一种异样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下，国家的根本利益高于君主个人的利益，以战求胜是国民最大的荣耀。在这种背景下，鬻拳的行为自然是少有罪责的。
鬻拳以忠君利国为劝谏的着眼点，君王采纳了他的意见，正合于他的所求。然而，鬻拳并没有忘记他胁迫君王的罪责，他第一次谏君成功后自砍其足，第二次自杀身亡，表示了对自己胁君之罪的惩罚。鬻拳无疑是一个受到传统政治观念影响的人物，通过这种自我戕害式的惩罚，他不仅是要表明胁君之谏与个人利益的无涉，去掉别人可能产生的误会，而且是要告诉人们，劝谏君王绝不能用胁迫君王的形式，否则就应受到严厉的惩罚。在为国家的长远利益而胁迫君王之后，又向人们表明胁君的罪责，制止人们效法学习，这正是鬻拳两度自戕的苦心所在，也是鬻拳难被别人效仿的最为独特的地方。
传统政治观念要求大臣忠诚于君主，又顺从于君主，这种要求是以君主绝对正确为基础的，现实中君主的行为并非绝对正确，而当臣子能够看清君主行为的错误时，忠诚君主和顺从君主就成了对臣子的两个矛盾的要求，臣子遵循了这一要求，必然违背了另一要求。这一矛盾是传统政治观念内在矛盾的体现。传统政治观念以维护君主****为最高主旨，这一内在矛盾就无法避免。鬻拳的胁君之谏揭示了这一矛盾，他希望以自我戕害弥合这一矛盾，最终充当了传统政治观念的殉葬品，留给人们一个独特的人格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