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时对于衣物的依恋甚于自己的肉体，我们无法不被一些衣物包裹着向人生之路的尽头走去。甚至裹尸布也将是最后的衣物。帽子不“包裹”我们，帽子罩住我们，在帽子下面，是一张张面孔，是打了结的领带，拉链，勒紧的裤腰带。帽子不能够完全遮住我们，帽子在我们身体的边缘，对于一个死者也是这样。“我记得一个梦：一个十岁的男孩，站在池塘边上，头上戴着一顶黑礼帽。他投了水。他们把已经淹死了的他捞上来。他头上仍然戴着那顶黑礼帽。”（米兰·昆德拉《六十三个词》）--这是一顶打着死亡标记的帽子，一个小说家眼里的“魔物”。
在我看来，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活在别处》可以看做是一部关于一个诗人对于衣物的认识史，小说中那些关于一个年轻诗人在种种衣物前的难堪和惊惶的描写令人心酸：“雅罗米尔到红头发姑娘的住处去过许多次，我们想会意其中的一次，那次姑娘穿着一件前面有一排白色大纽扣的衣服。雅罗米尔试图把这些纽扣解开；姑娘大笑起来，因为它们不过是用来作装饰的。”“他摸到她裙子边上的拉链，把它拉开。这可怜的家伙对裙子挂钩一无所知，有好几分钟他徒劳地想把裙子拉到姑娘的臀部……”这是一部没有“帽子”出现的小说，在复杂的衣物面前的窘困，成为一个人成长史中的虚弱的部分。
相对于我们身上繁缛的衣服而言，帽子的简洁犹如一个标点，一个符号。
萨尔瓦多·达利，这个超现实主义画家，他以他的一副充满怪诞感的油画《记忆的永恒》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和他画中的“软钟”一样，他的言行也是同样的荒诞不经，他曾经说过一个达达主义的话题：“帽子决定戴帽人的性欲。男人的帽子有折痕：他家女人的性器官便超常得好。”（萨尔瓦多·达利《达利谈话录》）达利的话可信吗？实际上谁也没有相信过达利的话，只不过这些新鲜而刺激人的“达利式”的口号和标语给达利带来了更大的声誉。在我看来，萨尔瓦多·达利的一生生活在各式各样的古怪符号里，当他穿着一身潜水服出现在一次公众聚会上时，他成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标记：“1936年在伦敦，他穿了一身深海潜水服作了一次演讲，这身潜水服差点让他窒息而死。”（罗伯特·迪斯查勒斯《萨尔瓦多·达利》）我们不能不去猜想萨尔瓦多·达利这个热衷于出风头的家伙的家中，一定有着一个收集各式各样的帽子的储藏室，并且那些帽子有着很多的折痕。当世界说“是”的时候，萨尔瓦多·达利说“不”，“坚决不”，在马德里美术学院学习的时候，萨尔瓦多·达利并没有按照教授规定的那样认真地照圣母雕像写生，而是精确地画了一台秤，请听他大胆地对教授所说的话吧：“您可能同大家一样看到一位圣母，然而我看到的却是一台秤！”（萨尔瓦多·达利《达利自传》）我们无法想象萨尔瓦多·达利如果照一顶帽子写生，他画出来的会是什么，但那一定是性欲的象征。
最后，我以我的一首题为《帽子》的诗结束这一切：他决定戴着帽子去旅行/一路上他将看见陌生的街景/他的手提箱装满了各式各样的道具/他决定去做一个值得怀疑的人/一路上他将遇见起火的照相机/尖叫的母猫/拖着影子的火车司机……
背景音乐与小说蠕虫
小时候，喜欢用白糖拌饭吃，而白糖拌饭是糖尿病人的大忌，但那是一个人的小时候，无所忧虑无所顾忌。白糖拌饭是大人们对付我童年时期阶段性厌食症的良策。对甜食依耐的童年，我想几乎每个人都是如此。而一个人长大也就是逐渐地摆脱一种依耐，陷入到另一种依耐中。我们的写作也是如此。
似乎永无厌倦的时候，我喜欢在写作的时候抽烟和听背景音乐已经成了一个痼疾。烟卷和背景音乐这两种看上去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就像法国超现实主义先驱洛特雷阿蒙所说的“美得像猛禽爪子的收缩……尤其像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的偶然相遇”。烟卷和背景音乐这两样东西在我的写作中偶然相遇，烟雾和音乐一起缭绕，令我放松。写作向来是充满了焦虑和紧张的事，而语言流淌，语言只会在一个写作者完全放松的状态下自由流淌。大家知道鲁迅是抽烟的，烟瘾很大，并且抽烟伴随了这位斗士急促的一生，肺病最终成为他致命的痼疾。及至于在二十世纪末参观绍兴鲁迅纪念馆时看到鲁迅告别人世后人们为他所制作的石膏面模，看着那瘦骨狰狞的样子，心中不免恐惧了。看样子，烟是早晚要戒掉的了，而背景音乐是永远要播放着的。
就像鲁迅抽烟不讲究牌子，我写作时所听的背景音乐完全任由当时的写作状态，一首曲子，或者某个音乐家的专辑都不可能固定下去，有一阵子我热衷于一边播放挪威神秘园乐队的曲子一边写作，空灵缥缈的感觉给我带来了诸多的灵感，但现在不了，我发现了雅尼，这个留着小胡子的希腊男人，他的激昂奋进的曲风吸引了我，另外他一度曾经待在地下室创作乐曲的经历也使我有“相见恨晚”之感。我在去年的冬季，整整一个漫长的冬季，我都是在英国歌手史汀演唱的《ShapeofMyHeart》中度过的，这首由法国导演吕克·贝松执导的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的主题曲，以它绚烂的吉他音吸引了我，我认为它在和冬天的干冷天气发生着关系，和我当时的写作发生着关系。在这首歌曲的旋律中，我写下了一些在我看来非常干燥的诗歌，接近于冷叙述的诗歌。
这么看来，背景音乐有些像写作过程中必须添加的催化剂。但，就像我们读鲁迅的作品丝毫也嗅不出烟草尼古丁气息一样（即便是在他的《秋夜》中读到“我打一个哈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这样的句子，我们也无法嗅出真正的烟味来），人们也照样无法在一个写作者的文字里“聆听”到背景音乐，无法知晓作者在写作时邀请了哪些作曲者和演奏者的陪伴，天晓得，除非他有一天心血来潮告诉了我们。
在一个人的写作过程中一定藏有很多的秘密，也应该藏有很多的秘密。海明威有站着写作的习惯，而巴尔扎克在夜间写作时总是喝着浓咖啡。在背景音乐的陪伴下进行写作，不止我一人。尽管有着相同的习惯和爱好，但写作者之间还是无法互相理喻。我至今也无法理喻《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何以能在披头士最为经典的专辑《佩伯军士的孤心俱乐部乐队》的摇滚歌曲中写作完成，我认为它们过于喧闹和嘈杂了，和披头士一贯的嬉皮风格相一致的，而《挪威的森林》这部残酷青春小说曾一度以它的“死一般的寂静”拎住了我。看看小说的作者村上春树怎么说的吧：“这部小说是在南欧写的。……雅典一家低档旅馆的房间里连个桌子也没有，我每天钻进吵得要死的小酒馆，一边用微型放唱机反复播放--放了一百二十遍--《佩伯军士的孤心俱乐部乐队》，一边不停笔地写这部小说，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作品受到列侬和马卡特尼的alittlehelp（英语：一点帮助）。”“放了一百二十遍”这种说法是村上春树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惯用的“精确描述”，一百二十遍，可信也不可信，如果从这部小说的长度来看，将《佩伯军士的孤心俱乐部乐队》播放一百来遍肯定是不够的，但从听觉疲劳的角度来看，一百二十遍嫌多了，反反复复地听，让人烦腻。但要想在一个“吵得要死”的小酒馆中写作，将自己的耳朵堵住，不用棉球而是用披头士的摇滚乐也不失为一种妙计。村上春树说他的这部已经享誉世界的作品受到列侬和马卡特尼的“alittlehelp”，依我看，倒是列侬和马卡特尼受到了这部小说的一个“大大的帮助”，我在读《挪威的森林》之前虽知晓披头士乐队并于若干年前就购买过他们的《黄色潜水艇》专辑，但从未像现在这样认真地去了解他们，并也认真地找到了这个西方老摇滚乐队鼎盛时期的专辑《佩伯军士的孤心俱乐部乐队》，耳朵里塞着耳机，试图找到最初读小说《挪威的森林》时的感觉。对一部小说的喜爱甚至于痴迷，终至于对小说的作者、小说的创作背景以及小说中罗列的各种事物发生兴趣，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看样子，当我以《佩伯军士的孤心俱乐部乐队》为背景音乐时，我很可能写不出任何东西，我也不像人们所评价的那样能够从这些歌曲中体验到“迷幻飘忽”的感觉。但没有音乐，这部小说便会梗阻，无法进行下去。从小说的开头提到的甲壳虫乐队的名曲《挪威的森林》写起，村上春树在这部二十来万字的小说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不同的场景中提及了大量的曲目，有好事者专门为此进行过一项统计，音乐涉及西方和东方（东方仅有日本），曲目有民歌、交响乐、赋格曲、爵士乐、钢琴协奏曲、圆舞曲等等（以西方摇滚乐居多），最绝的是他甚至不忘在自己的小说中“播放”日本的国歌《君之代》，虽仅有“沙砾成岩兮”和“遍覆青苔”两句，但也算是凑齐了乐曲的一个独特的品种。从一部小说中可以剥离出一份歌单来，这虽与村上春树曾经长时间经营过爵士乐酒吧的经历脱不了干系，但也可以看出作者煞费苦心，以音乐作为“药引子”，或者如我在前面提及的，以音乐作“糖”拌饭吃。依我看，有一种小说是账单，更有一种小说是蠕虫，它自我消化一节就向前蠕动一节。村上春树掌握这蠕虫的节奏，并且善于变化节拍、节奏与速度，这些都如他所说的是“受了列侬和马卡特尼的alittlehelp”。
洛扎洛夫的纸条书
洛扎洛夫注定了是一个怪人，我喜欢这样的怪人，并认为有一种气息与之相通。购买洛扎洛夫的这本怪书《隐居及其他--洛扎洛夫随想录》是在天桥下的一个旧书店里，这个书店的旧书架上总摆放着一些滞销的旧书，《隐居及其他》想必也是滞销的一种，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月出版发行的“火凤凰文库”中的一本随想集。怪书因其怪而不被大多数读者关注，滞销也是必然的事，但我想，一本滞销的书是在二次选择它的读者，在旧书店里我庆幸自己逮到了这条“漏网之鱼”。
洛扎洛夫是怪的，他的怪不仅仅在于他命运多舛的人生，而在于他的文风和奇怪的书写方式。他婚姻的不幸是因为他在十八岁的时候娶了不应该娶的女人，一个二手货的女人，这个叫阿·苏斯洛娃的女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妇，他娶这个“二手女人”的原因竟是为了更多地了解他所崇拜的心目中最伟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后，洛扎洛夫便被纠缠和挣扎在双重婚姻里--一八七八年大学毕业后他结识了另一个叫瓦·布加吉娜的女人，并与之同居生下五个孩子，而早先一时头脑发热迎娶的女人苏斯洛娃始终拒绝离婚。在外省工作的漫长岁月和最终脱离彼得堡文化圈过起离群索居的生活促使洛扎洛夫成为俄罗斯文学界的一个怪才，在极度的孤独和自省中写出了他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隐居》、《落叶》（第一筐）、《落叶》（第二筐）。
总体来看，洛扎洛夫的写作是便条式的，即兴式的，接近于卡夫卡的文学性日记。这些内容庞杂、包罗万象的没有标题的言辞片段适合在闲暇时随意翻读，就像揭开某人的大脑细胞皮层品味那些思想的火花。洛扎洛夫死于一九一九年二月五日，从世界史来讲，这是个多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影响人类的诸多大事件，而洛扎洛夫悄然死掉，在贫困潦倒和孤寂中。没有人为其制作石膏面模（像中国的鲁迅），更没有人为其制作可以不朽的防腐处理的木乃伊（比如列宁），洛扎洛夫死掉，留下了他的大脑在他的书中。这个大脑是由如此众多而繁复的纸条构成，读洛扎洛夫的《隐居及其他》就是在抽取纸条，可以随机地抽随意地读，像自助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