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第一商
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炎帝、黄帝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崇奉的先祖，炎帝、黄帝被认为是最早提倡和发展商业交换的人。《易·系辞下》：“庖羲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氏即是炎帝，《世本·帝系篇》直称炎帝神农氏。“日中为市”是传说中最早的商业活动的描述，它的主持者是炎帝。这说明，我们的远古祖先同时是商业文化的奠基人，后世将商视为末业，真是件令人困惑的事。黄帝治天下，则又把商业活动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易·系辞下》说黄帝时“刳木为舟，剡术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服牛乘成，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发明舟楫运输，驯养牛马役使，大幅度改变了运输条件，使大规模的交换成为可能。又传说黄帝时代为太平盛世，“道不拾遗，市不预贾，城廓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相让以财。市不预贾”是说不干涉商贾的交易活动，这与后代对商贸横加干预的情形形成一鲜明对比。
炎、黄二祖真正被说成商业文化的创始人。
这种传说出自儒家经典《周易》，可知儒家文化起初并不排斥商业活动。孔子、孟子都没有说过多少贬斥商人的话，相反，儒门还出现了像子贡那样的巨贾。这一点非常重要，后来儒与商的合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回归。
尧、舜、禹是儒家所崇奉的圣人，也是嫡传的黄帝后人。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曾孙为帝喾，帝喾生放勋，是为帝尧。关于帝尧的治绩，《淮南子·齐俗训》这样说：“尧之治天下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其所无，以所工易其所拙。”明言尧把交换作为治理的重要手段，这也就是说通过商业活动强化社会分工，而分工又促进交换的发展。尧成为商业的组织者。
当尧作为帝王治世时，舜只是一个平头百姓，后来尧因人举荐，并亲自考察，发现舜不仅德行好，且有治国之才，便把王位禅让给他。舜在受禅之前，曾于过许多行当。据史书记载，舜曾“耕于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这也就是说，舜作过农夫、渔夫、手工业者，还作过小贩。《史记索隐》在解释“就时于负夏”时说：“就时犹逐时，若言乘时射利也。《尚书大传》曰‘贩于顿丘，就时负夏’，《孟子》曰‘迁于负星’是也。”《绎史》卷十引《尸子》：“顿丘买贵，于是贩于顿丘；传虚卖贱，于是债于传虚，以均救之。”在贱的地方买，到贵的地方卖，这是一种精明的商业行为，这种身体力行的经历是炎、黄所没有过的，所以舜是我们所知道的亲自从事买卖的第一人，可称“华夏第一贾。”
中国第一官商
齐人重商是被世人所见的事实。齐祖姜太公是商人出身。据《古史考》
说，姜子牙于未遇文王前曾“宰牛于朝歌，市贩于孟津”，似乎是一个开肉店兼饭店的老板。这样的人做了军师，后又封为齐侯，重商是自然而然的。
史称“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国是以商兴国的。
齐真正成为大国是在齐桓公时代。齐桓公得管仲之助，遂为霸王。管仲未得势时，曾与鲍叔合伙做过一些生意。管仲当道后曾自述这段经历道：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这话的背后就是承认当年确实有些贪财的行为，也说明管仲实在是很精明的，很好算计，连朋友都不放过。管仲治齐，依然走通商之路，“通货积财，富国强兵”。本人也因此大富。《史记》说：“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至于三归、反坫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至今茫然，管仲富极人臣却是事实。管仲身为国相而以富为人表率，齐国人之争逐财利可想而知。
齐国商业的繁荣归结于向外开放，官府以优惠的税收政策和良好的商业设施使天下商贾云集。首先是税收优惠，“通齐国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各诸侯国于此行商有利可图，因而纷至沓来，其次便是为外来商贾提供各种便利。《管子·轻重乙》说：“为诸候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这样一来，齐地万商云集，不仅齐地的“富商、蓄贾、积余、藏羡、蓄之家”日益强大，外地之豪商巨贾也竞奔走于齐。如：范蠡在帮助越王灭吴以后即弃官为贾，“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其间，“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范蠡在齐国也曾一度以鸱夷子皮的身分参加政治，《索隐》引《韩子》云：“鸱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齐之燕，子皮乃从之。”成子田常为齐权臣，初露取而代之的迹象。范蠡无心政事，遂操贾业。子贡是春秋时巨贾，“结驷连骑，束帛之市以聘享诸候，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但最后却是“终于齐”，可见齐国是一片行商的乐土，商贾皆欲归之。开放的商业策略是齐商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齐国强盛的根本原因。
管仲时的齐国商业发展到了一个顶峰。
管仲也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官商”。
中国古代十大商帮
由亲缘组织扩展开来，便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地缘组织——商帮。由于籍贯相同而具有相同的口音，相同的生活习惯，甚至相同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从而形成同乡间特有的亲近感，自古有把“他乡遇故知。”视为人生四大乐事之一，俗语说“亲不亲，家乡人”，都表明中国人特别是传统的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是极为浓厚的，商帮就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商人组织，按地域划分，有所谓本帮和客帮之分；按行业划分。又有行帮之分，明清时代先后活跃在商业领域的着名商帮有：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徽州商帮、洞庭商帮、广东商帮、江西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
我国古代的集市
人类的集市贸易历史，其源，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后期的“物物交换”。
虽然那时并无“市”可集，不过是在乡村的十字路口摆摆地摊而已。
作为一种农村贸易组织形式出现的集市，在中国，大约起源于殷、周。
《易·系辞》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但在唐以前，除了少数出产单一产品的地区或乡村外(如唐玄宗时在北部边界设马市)，一般是没有销售单一商品的专门集市的。
到了唐代，集市设有市令官，主要管理市场交易，并规定午时击鼓三百下，商人始能人市。日落前三刻击钲三百而散市。
集市的形式很多，名称也不二样；据《五杂俎》说：“岭南之市谓之虚，言满时少，虚时多也。西蜀谓之亥。亥者，也。者，疟也，言间一作也。山哥；人谓之集。”所以旧时有“趁虚”、“赶市”等种种说法。还有各地流行的庙市”(也叫庙会)、香市等。庙市一般是一年一度，为期约三五天。香市一般在春季汛期进行，也是一种大规模的集市贸易。
宋代还出现了夜市和早市。夜市一般至晚三更而止。早市一般始于五更。
商品生产有了更大发展，集市形式也日渐多样，专门集市的出现，便是这种多样之一。
古代专门集市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季节性的，一种是非季节性的，季节性的专门集市，大多出售的是节令商品，如《成都古今记》载：“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用多种宝物装饰的器物)，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非季节性的专门集市，则大多销售的是生活必需品，如菜市、鱼市、米市、茶市、马市等。
有趣的是在我国古代还有一种“学市”，又称“槐市”，据说是汉朝王莽建议创立的，槐市“列槐数百行之隧，无墙屋，诸生朔望(每月初一和十五)会，一旦各持其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磐、乐、器，相与买卖，雍容揖让，论义槐下”。
幌子：我国最古老的商品标记
我们只要翻阅《明刊西厢记全图》，便可发现其中许多幅画里都画有酒旗，这使人想起两句唐诗：“千里茑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还记起宋代画家乡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也画有酒旗。唐、宋、明代的诗、画里的酒旗，也叫“望子”或是“幌子”。
“幌子”是古代店铺用来招呼来往顾客的形象性的商品标记，历史极为久远。战国《晏子春秋》中有这样的记载：“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韩非子》中记载：“宋人有酤酒者，悬帜很高。”可见用牛头和旗帜做幌子为时很早了。
古代的店铺是没有橱窗的，可是店铺门前有牌匾和招牌。牌匾上面刻的是店铺的字号，招牌上写的是它所经营的商品。当时的老百姓绝大多数是不识字的，无法去识别店铺的牌匾和招眚。店铺为了使顾客便于辨认它所经营的商品，就在店铺门前悬挂一个象征它所经营的商品的形象标记，有许多实物充当商标，如卖鞋挂鞋，卖帽则挂帽，卖刀则挂刀……这些就是幌子，各行各业有各种各样的幌子。有些幌子具有鲜明的广告意识。如面铺用罗圈彩带做幌子，棉花铺用棉花团和弹棉花的弓子做幌子…幌子不论造型还是色彩，都不拘泥于商品的自然形态，而是依据商品原型，经过巧妙的构思，使其造型变形而特点突出，色彩夸张而鲜明夺目。如棉花铺的幌子，是由四个用红条箍起来的棉团和一个弹花弓及红穗组合而成的。药铺的幌子则是由上下三角形，中间四角形构成。面铺的幌子更具有特色，它那彩带是面条的象征，但没有用面条的本色——白色，而是加以大幅度的夸张，用高纯度、高鲜度的红色使其既鲜亮又有跳跃感，能够紧紧地抓住人的视线。
幌子是我国最古老的商品标记，它的设计简洁优美，色彩鲜亮醒目，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审美价值。它有着我国传统民间艺术特色，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古代的外事宾馆
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后，西域诸国前来长安的使者和商人日渐增多，汉王朝为了接待这些远方来宾，在长安兴建了“蛮夷邸。”
“蛮夷邸”实际上就是我国最早的外事宾馆。
北魏时期，孝文帝迁都洛阳，使一度荒凉的洛阳成为繁盛的商业城市，吸引了众多的外国客商。洛阳城内因之修建了“四夷馆”，还有四个里，也是专为安置各国使节和商旅而设的。如扶桑馆和慕化里安排来自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客人，崦嵫馆和慕义里则安置来自中亚、西亚诸国的使者和商旅。
隋、唐、宋时期，这类外事宾馆改称为“西方馆”。隋、唐后，随着中外交流的发展，宾馆在各商业都市和贸易港口也设置起来，例如唐代扬州建有日本馆、楚州建有新罗馆、广州建有番馆。
元明清时期，这类宾馆称为“会同馆”。
封建时代的外事宾馆均按宾客的不同国籍或不同的民族分设馆舍。政府还派有专门管理宾馆的官员，馆内接待服务人员中还有翻译。
招待所古今谈
晋代的潘岳，写过一篇《上舍客议》，说“而公无末费语曰：‘许由辞帝尧之命、而舍于逆旅’”。帝尧要把帝位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搬到逆旅中去住。这个逆旅恐怕是我国最早的宾馆或招待所。司马迁《史记—商君传》
记载：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日：“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鞅订了一条法令，住客舍者一定要拿得出介绍信或其他证件。否则的话招待者要坐牢。商鞅为了社会治安而订的法令却正好害了自己。客舍两字，一直到唐代还沿用，王维的《渭城曲》。诗云：“渭城朝雨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早在抗战之前，中国旅行社所办的旅馆名之日招待所的较多。抗战期间，中国旅行社业务大为开展，很多大城市或风景区都设有招待所。
“文化大革命”之前，招待所基本上是不对外作商业性的开放营业的，都为因公来往的干部或工作人员提供住宿进餐，一般来说，服务的质量较好而齐全，收费则低于同一服务水平的旅馆、饭店。“文革”之后，新建的招待所很多。有的是政府机关所办，有的却是企业、团体所办，住宿的对象大为放宽，和旅馆没有什么两样。不久，第一流的招待所都改称为宾馆。人们认为叫招待所，对客人没有吸引力。
夜市漫话
华灯初上，当您漫步于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街头，南京路、淮海路、天目路北站等闹市地区时，就会看到到处灯火通明，百货、服装、钟表、眼镜、鞋帽、饮食、糖果等各行各业均开设了夜市，店里商品琳琅满目，选购方便，颇受顾客的欢迎。
说起夜市，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远在春秋时期，我国商业活动就很活跃。到了西汉，大城市中已有着名的商业中心。不过，当时官署对城市市场管理严紧，开市和闭市均有定时，不可能形成夜市。东汉时，有些城市打破禁锢，兴起了“夜籴”，这便是夜市的萌芽形式，真正的夜市出现在唐代。
诗人杜牧的《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一诗，就描写了金陵(今南京)秦淮河边纸醉金迷的夜市景象。北宋建都于汴梁(今开封)后，夜市逐渐发展到全国，到了南宋，夜市更是盛况空前。据南宋吴自牧所着《梦粱录》记载，当时临安(今杭州)夜市十分盛行。什么衣帽扇帐，盆景花卉，鱼鲜猪羊，糕点蜜饯，时新果品等，应有尽有，仅从食摊来看，各摊经营各有分工“如孝仁坊卖澄沙团子，寿安坊卖十色沙团，市西坊卖炮螺滴酥，太平坊卖香糟等。“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冬季亦有夜市，盘卖至三更后，除了固定摊外，还有头顶肩挑沿街串巷叫卖的小担。这时的夜市，凡白天能买到的商品，晚上几乎都能买到。
上海的夜市始于清末。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商业逐渐发展，各地经商者纷纷涌来，银行、商号、客庄、商店、游乐场、赌台、酒店、饭店逐渐增多，夜市也随之出现。最早的夜市出现在上海旧城区即如今十六铺一带，后来商业中心移到福州路和南京路，夜市就在这里普遍兴起，当时南京路和福州路许多商店，尤其是游乐场、酒菜馆营业直至深夜，每到夏季，外滩游人众多，商店经营者也纷纷到此设摊经营，有的铺地毯，有的搭棚经营，很是热闹。
宾馆源于何时
国家宾馆最早出现于西汉时期。张骞通使西域以后，来长安的西域人日多，各族人民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频繁起来，为此，西汉统治者下令在长安兴建了“蛮夷邸”，供外国使节、商人和国内少数民族的代表食宿。
“蛮夷邸”实际上是国家宾馆，历代分别为“西夷馆”(南北朝)、“四方馆”
(隋、唐、宋)、“会同馆”(元、明、清)。封建时代的国家宾馆均按宾客的国籍或不同民族分设馆舍。
隋、唐时期，随着中外交流的发展，这种宾馆在各商业都市和贸易港口也设置起来，例如唐代扬州的日本馆，楚州的新罗馆，广州的番馆等。封建政府派有专门管理宾馆的官员，馆内的接待服务人员中还有通事(翻译)。
唐代的商业情报网
大唐盛世，由于经济繁荣、相应出现了在中国历史上有卓越成就的着名理财家——刘晏，他第一次创设了类似于近代所谓的商业情报网。
刘晏曾任转运使职，据《新唐书》记载，刘晏令全国各道的巡院不惜重价“募驶足、置驿相望，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