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利用政府一向以驿道传递公文的办法，搜集各地商情动态。利用驿马传递公文，可以日行800华里，故距京师数千里外的商情动态在数日内传到长安是完全可能的。由于它能稳定物价，“使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能防止荒歉谷价暴涨于未然，并能“权万货之轻重”以获厚利。在中国历史上刘晏是惟一的创设商业情报网以搜集商情动态的理财家。
古代的旅馆
旅馆古称“逆旅”(逆，迎家)，肇始于唐尧时代。《史记—李斯列传》
云：“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翦。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据此，旅馆的源头可直溯4000年前。
到了殷周之际，旅馆业随着贸易的繁荣，日渐兴盛。《史记·齐太公世家》言：“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
姜太公于途中住进旅舍，行动慢条斯理。于是，“逆旅之人”提醒他，“客寝甚安”可能失国。此处“逆旅之人”当指旅馆老板。
晚周春秋战国时代，逆旅屡见记载；《左传》僖公二年(前658年)“有保(堡)于逆旅”之语，“谓于逆旅作碉楼，可了望，可固守。”战国时宁国多大邑，首都商丘(后迁彭城)和定陶，都是交通康衢，故多逆旅。《庄子·山本》谓：“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阳子即战国初年的学者场朱。
古代旅馆尚有其它名称。31900年前的商代，旅馆称作“驿传”，专供传递公文和来往官员居住，周代，在交通要道修筑的旅馆叫“客舍”。春秋战国时的旅馆叫“客馆”，西汉长安建立的旅馆叫“群郗”，西汉中期又建立了“蛮夷郗，专供外国使者和外商食宿。南北朝时出现的旅馆被称为“邸店”。
隋朝兴建了“典客署”，接待西域和日本等邻国客商。唐代唐太宗下诏，令京城为朝觐官员建造“邸第”300余所，全国设“驿”站”1639所。宋代以后，旅馆有了大发展，宋代出现了“四方馆”、“都亭驿”等，并出现了为客商存货的“塌房”。元代，全国设了名为“站赤”的旅馆1383处之多。明朝在北京设“四夷馆”接待过客，当时，上海出现了“客栈”，清代的旅馆已遍布全国，名称也五花八门，如“骆驼店”、“货栈”、“鸡毛小店”等。
古代的典当业
典当业的发展，在我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的人质，即是典当业的萌芽，稍后又以物为质。据考，南北朝时就有典当的有形组织了。其初本为僧院主持，仅属慈善性质，以济贫救灾为宗旨，称作“长生库”以后由富商经营时，便叫“质库”，也有叫“典肆”、“质肆”、“解库”
的。北京近代，便叫“当铺”。典当业的源起与沿革，在《后汉书》、《南史》、《资治通鉴》等书上均有记载。
唐代大诗人杜甫有一首《曲江》诗写道：“朝回日日典春衣”；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也出现了当铺的画面。宋、元戏典中又屡屡出现典当内容的戏，如《王定保借当》、《寺僧经营长生库》；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了薛蟠开当铺、王熙凤私放高利贷等，这些都说明典当业的兴起在我国源远流长。
典当业为什么能经久兴盛发达？这与典当时手续简便，不要保人，放款额可多可少，还款日期较长，且不同质款用途分不开。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在每个时期都能受到官府或当政者的庇护。因为它既能向官府纳税，又能以“便民”、“救急”作为招牌，合理合法地进行高利贷剥削。而有些官绅，本身就是典当行的后台老板——股东。
清初，朝廷规定：“官不经商”、取意“官不与民争利”。但内务府官员与宫中太监，大都以放款取息的形式、成为北京当铺的主要财东。60年代初期在故宫文华殿举办的曹雪芹生平展览会上，曾展出清嘉庆年间查抄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和砷的档案，在没收和砷家产的清单上，里面有“当铺六十五座，资本三千万两”一项，可窥一斑。
清初北京典当业大多是由外地人经营的；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开始侵入北京，当铺虽被抢掠，但损失不大；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全市当铺均被洗劫焚烧，无一幸免；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当行又有所发展，而且出现了山西人经营的“山西屋子”(“屋子”即当铺)；辛亥革命中，典当业又遭毁灭性打击；但1912年至1930年，这20余年为北京当业的全盛时期。新兴的北京帮合力把“山西屋子”挤垮，成了名副其实的“北京屋子”，当时有70余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政局的动荡使北京典当业日趋衰萎，处于勉强维持阶段。“七一七”事变后不久、日本侵略者觊觎典当行，曾企图强迫京、津、唐三市典当业与日本大兴、裕民公司(日本质量)“合流”，实则吞并。京、津两市典当业同业公会全体会员开会，决定“宁可倒闭，决不合流”，使日帝对京、律当行无从染指。日帝看京、津当行强追不行，便经日本宪兵队批准由日、朝人在京、津一带合开“质屋”、“小押”，采取期限短、利息高、当价大、押当票、贩毒品等办法，以图挤垮中国当业。因此，延至1940年以后、北京的当铺就陆续倒闭了。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北京只剩下30几家。
日本投降后，当商们以为好梦可以重温，许多总管重新聚集资本，准备复业。孰知国民党统治下的物价飞涨和乱发金元券，货币贬值，打破了当商们的幻想，至1948年解放前夕，北京典当业便覆灭了，再无一家当铺残存。
唐代的外商
唐太宗对隋炀帝盲目排外，不以为然，曾对侍臣说“隋炀帝性好猜忌，痛恨胡人，改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有何效益？”贞观四年，西域各国派遣商使来朝，太宗准备亲自迎接，表示重视，大臣魏征却说：“听任外商往来，与边民互市，就可以了。待如上宾，反而不好。”太宗遂止。从此，听任外商自由往来，互市互利，成为唐王朝的一项对外政策。
商品经济对外开放，外商大批涌入中土。当时外商主要汇集在以下三个都市。
1．长安。朝廷将长安西市划为外商集中区。这里的外商主要由西域丝路而来。他们有的开“酒家”，借“胡姬”陪酒赚钱；有的办“质库”(当铺)，“举质取利”；有的建“波斯邸”，放高利贷发财。更多的是做珠宝木材生意。
2．扬州。扬州依傍运河，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对长安和广州的外商有强烈的吸引力。肃宗时，田神功率军大掠扬州，仅大食、渡斯的外商就死了几千人，可见扬州外商之多。
3.广州。这里的外商人数量多，主要由海上丝路而来。玄宗时，广州江中停泊的婆罗门、波斯、昆仑的商船不知其数，船上“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以及白蛮、赤蛮的外商也往来如鲫，争夺生意，唐代广州外商最多时，据估计有10多万人。
唐代的外商大多称万“商胡”，商胡在唐代文献中，亦称“贾胡”、“胡客”、“番商”、而更多的称为“番客”，主要指大食(古代阿拉伯帝国)、波斯(今伊朗)的穆斯林商人，他们是我国回族的先民。据历史记载，大食曾派了37批使者来唐，个人自发来唐的更多，他们的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内陆沿海。
与外国通商，给唐王朝带来巨大财富。每年的商税、市税收入，广州市舶使的关税收入，在唐王朝每年的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不法的官吏百姓也趁机发了财。凡在广州做官的，“靡不捆载而还”。安禄山在叛乱之前，曾利用职权，与外商合资经商，每年得“珍货数百万”。定州人何名远，更在官府驿站旁开黑店，专以偷袭外商为业，最后“费财巨万。官吏的盘剥，经常激起外商的反抗。武则天时，昆仑外商刺死广州都督路元睿，然后航海亡命。肃宗时，大食、波斯外商联兵焚掠广州城，刺史韦利见吓得翻城逃走。
尽管出现如此多弊病，唐王朝却没有改变既定政策，这无疑是唐朝经济成功一个原因。
海上商道：陶瓷之路
两宋时期，中国输出物品以丝绸和瓷器为大宗，以后者为主，近年来，西亚、欧洲、非洲发现了无数宋代瓷片。因此，国外学者径称两宋时期的海道为“陶瓷之路”。
宋瓷数量与质量超过前代。宋代定窑、耀州窑、青白瓷、嘿釉瓷器，以及汝窑、哥窑与官窑等自成窑系；越州青瓷、龙泉青瓷、德化瓷器和广东的各种瓷器，都受到国外的欢迎。德化白瓷，行销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龙泉青瓷，更是驰誉全球。南宋时，瓯江西岸，群瓷林立，江上运瓷船只往来如梭，目前发现的古窑遗址就有200余处。
近年来。远至西西里岛和西班牙，以及东非坦桑尼亚、索马里等国都发现了宋瓷遗片，有的伴出宋代钱币。至于埃及、伊拉克、伊朗、印度、泰国、越南、印尼、菲律宾、日本和朝鲜，发现的宋代瓷器和瓷片，那就更多了。
买办制度的由来
明代以前，中国对外贸易是由政府设立的市舶司经营管理，明代废除了市舶司制度，由政府指定几个商人设立牙行进行进出口贸易。清中期以后，各牙行商人为避免竞争，联合组成行会性的组织——公行统一经营进出口贸易。外国商人在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过程中，通过公行雇佣一些人为他们办理驳运、伙食、经营账目、现银存放、文件信件收发等各项事务，这些为外国商人办事的人员，就是最早的买办。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人可以直接雇佣中间人或代理人，而这些依附于外国商人的经纪人也逐渐占有社会大量财富，并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于是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买办阶级。
远古玉石之路
丝绸之路形成之前，我国北方至中亚一带就已存在一条繁荣的商道。这条以玉石贸易为主的商道被称为“玉石之路。”
“玉石之路”的路线大致是：由现在的新疆和田出发，向东一支经罗布庄、罗布淖尔、敦煌，一支经喀什、库车、吐鲁番、哈密，在今玉门关、酒泉一带汇合，继续向东延伸、经兰州、西安、洛阳，而达安阳(周都殷墟)。
同时，这条贸易古道向西推进，经喀布尔、伊斯法汗、巴格达而至地中海沿岸，这也正是后来丝绸之路所经过的路线。
形成“玉石之路”的基础是玉石的生产与交换活动。玉石在古人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地位。最早它是原始部落的图腾徽号，用于巫术和原始宗教。在阶级社会，玉石又成了少数贵族人物的装饰品，乃至权力的象征(玉玺)。
儒家还赋予玉石神圣的超物质含义，《说文》称玉有“仁、义、智、勇、洁”
五德，受到无限崇拜。故而玉石被广泛用于生产、生活、宗教活动、政治特权乃至道德宣传等各种领域。玉石的生产与贸易也就显得无比重要。
现在的新疆昆仑山地区，是“玉石之路”最初的发源地，这儿自古就是我国玉石生产最集中的地区。《山海经》列举的产玉之地有一二百处，几乎全部集中在昆仑山。“玉石之路”的形成有一段漫长的历史。早在120(10年前，以质地温润、光色晶莹的和田玉为代表的昆仑玉石就已开始向中原进发。解放后在距今6000—1000年间的罗布淖尔遗址出土的和田玉，为证明它东进的路线提供了依据。汉武帝时，“玉石之路”得以进一步通畅繁荣。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曾遣使“穹河源”而采和田石，其他文献中还记载了汉武帝时身毒(即印度)及中亚一些小国进献“白玉连环马羁”、“玉晶盘子”等和田玉制品的史实。自梁大同七年(541)开始，一直到中唐时期，西域于阗等国继续通过“玉石之路”进贡和田玉器，络绎不绝。
“玉石之路”是“丝绸之路”的先驱。数千年来。这条中西陆上通道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它仍在祖国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国际交往中发挥着作用。
先于“丝绸之路”的“稻米之路”
“丝绸之路”曾经以其路线之长，时间之久，范围之广，影响之大而举世瞩目。然而，还有一条比“丝绸之路”还早的“稻米之路”，却鲜为人知，它起源于我国云南，在我国古代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也起着巨大作用。
据植物学家考证，世界的稻米有两个生物学种：一个是：“亚洲稻”，一个是“非洲稻”。眼下，以亚洲稻的栽培面积最大，已经超过一亿公顷，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主要粮食作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