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吾知足”钱是诸多压胜钱之一种。这种钱是清代文人逸士的戏作品，钱面文字逆时针读作“佳五矢止”，四字共同借用钱币中间的“口”，联起就读成“唯吾知足”。钱背篆书“纫佩”，取屈原“纫秋兰以为佩”之意，说明此钱用以佩带。面文是谜、背文达意，趣意盎然。此钱传世颇少，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交子的创始人
交子这个东西，凡是读过中学的同学都知道，它不仅是中国最早的纸币，而且是世界最早的纸币。然而，人人皆知之事，未必人人都悉其情。没有专门从事经济学工作的同志，通常只能从《辞海·经济分册》上得到这样的解释：“交子：中国最早的纸币。宋初，四川使用铁钱，体大值小，流通不便，商人发行一种纸币，称‘交子’。性质同存款收据相近，可兑现，也可流通。后由富商十六户发行。以后交子常因发行人破产等原因不能兑现，政府遂禁止商人发行”。通过这样的介绍，人们只能了解关于“交子”的一些常识。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一些问题若明若暗。如关于交子创始人的问题，《辞海》里讲是“宋初……商人发行一种纸币”，“商人”这个概念的范围太大了。
交子既然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纸币，其形式必然是比较原始的。尽管它已无实物传世，但根据有关记载，我们不难推测，它作为“天府骄子”而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起码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要有纸，二是离不开印刷术。实际上，它也确实是我国纸和印刷术这两大发明的一项副产品。据史书记载，交子最初的形式不过是印刷着红黑二色店铺和市民图案的纸片，上面亲笔题着发行者的名称，起着“存款收据”或存款证明书的作用，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存折。《宋朝事实》卷十五《财用》章第三节就有这样的记载：
“交子…用同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这里，“见”是“现”的通假字，“见钱”即“现钱”。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交子虽然相当于今天的存折，却不仅不能像今天的存折一样可以从银行取得利息，相反，在用交子兑换现钱时，“储户”反要“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即付利息给交子铺。
对交子的形式，很少有人提出疑议，但对其创始人，却至今尚无定论。
目前，除“商人”创设说(如《辞海》的解释)外，言之有据、持之有故的说法尚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张咏创设说：张咏镇蜀时，为了补救铁钱的不便贸易而创设。这种说法的依据有二：一是《宋史·张咏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张咏在宋太宗、真宗时期曾两度出任益州知州(即后来的成都府)。而交子正是在此期间产生的。依据之二是《宋史·食货下三》卷首的一段话：“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
问题在于《宋史·张咏传》只提到张咏在“出知益州”期间，曾“会诏川、陕诸州参用铜铁钱，每铜钱一当铁钱十。咏上言‘昨经利州，以铜钱一换铁钱五，绵州铜钱一换铁钱六，益州铜钱一换铁钱八。若一其法，公私非便。望依旬估折纳铜钱’”。后来，虽然“真宗以咏在蜀治行优异，复命知益州”，但文中除了真宗说“咏在蜀，吾无后顾之忧”的赞语外，并无一字提及“交子”之事，通篇张咏传，除了记述他调整铜铁钱兑换比值一事外，再没有任何整理铜铁钱的“治绩”。因此，张咏创设说显然缺乏有力的证据。
另一种是“铁钱不便，民间私造”说：当时，民间为了缓和铁钱“体大值小”的矛盾而私造了交子，与张咏无关。过种说法的根据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零一中的记载：“(天圣元年)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
这里，交子的创始人显然是“蜀民”而不是“知益州”的张咏。但“蜀民”，与《辞海》中所说的“商人”一样都很笼统。具体是哪一位“蜀民”
刨设的，仍然不得而知。不过，“富民十六户主之”倒是许多处都提到过。
乍一看，似乎大大缩小创始人的范围。细细一想，仍然是一根海底之针。因为其一，“十六户”究竟是哪十六户？至今无人知晓；其二，即使弄清了“十六户”的名单，他们也不过是交子出现之后“主之”而已(《辞海》)说的是“后由富商十户六发行”)，这十六户是否同时又是创始人，是共同创设还是某一户先创，等等，均无可靠资料佐证。
还有一种是“民间钱少私造”说：李顺作乱之后，四川停止铸铁钱，因而铁钱缺少，民间便私造交子。与前两种说法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说法认为交子的出现不是因为铁钱使用起来不方便，而是因为流通中缺少铁钱。其所凭之据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九中的记载：“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乃诏知益州张咏，与转运使黄观同议，于嘉、邛二州，铸景德大铁钱，如福州之制，每贯用铁三十斤，取二十五斤八两成，每钱值铜钱一、小铁钱十，相兼行用，民甚便之。”
照此说，交子的产生，非但不是因为铁钱“体大值小”、“不便贸易”，反而是对铁钱缺少的一种补救措施。然而，我们不可忘记，正如今天取得存折必须存人现钱一样，当时要得到交子也是必须付出现钱的。如果是因为铁钱太少才产生了交子，那交子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这种因钱少才“私以交子为市”的说法破绽更大，它比前两种说法还要经不起推敲。何况，即使当时纸已相当普及，印刷工具也不是一般人所能购置的。
这里要顺便指出的是，上面引文中也提到了“知益州”的张咏，但说的却是他采取的铸铁钱的措施、只字未提创设交子之事。可见，张咏创设说确是难以成立的。
上述诸种说法，虽然没有提出公认的交子创始人，但有两点应该是可信的：一是交子产生的原因是铁钱“不便贸易”。因为上述几种说法中，除最后一种说法外，都提到了铁钱不便这一点。而且，《宋朝事实》中张若谷、薛田二人的奏疏里也有这样的描述：“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据有关考证，宋朝铜钱的标准重量是每贯5宋斤，而1宋斤约为今天的1.2斤。即当时的65斤相当于今天的78斤。当然“难以携持”。二是交子发明后，曾由十六户富商发行。这一点也是史书上多次提到了。如此看来，交子产生的原因、形式及后来的发行者都有定论了，剩下的难解之谜是：第一张交子究竟出自谁手？
纸币为何又称钞票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纸币的国家，迄今将近有1000年的悠久历史。现在通常称纸币为钞票，人们已经司空见惯。其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存在“钞票”的称谓。历代纸币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它有许多种类和名称，如两宋的交子、钱引、会子、关子，金元的交钞、中统元宝交钞、至元通行宝钞，明清的大明通行宝钞、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等，直至清代晚叶，钞票作为纸币的代称才在社会上普遍出现。纸币为何又称钞票呢？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少论者进行了探索。特别是近年来的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比过去有了较大的进展。
有人认为，纸币因“钞”字的使用由来已久，便产生钞票之名。千家驹、郭彦岗合着的《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说：“中国纸币发行，自宋迄明，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钞字已深得人心。一般习惯就以‘钞’为货币的代称，或称钱钞、钞银、钞券、钞票之名也由此而起。”后来他俩在《中国货币史纲要》书中又说：“明代宝钞，中叶后已不通行。但‘钞’字却深得人心。嗣后仍以钞代表货币……钞票之名也由此而起。”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上册)持有类似的看法，其“钞票”词条解说云：“宋、金曾发硪交子、会子和交钞，又叫钞引，用纸印刷。元、明、清三代还发行过宝钞，也是纸币。我国俗称纸币为钞票，就由此而来。”可是在宋到明代的数百年内，虽然纸币多称为钞，而且逐渐用钞代表货币，但从未发现有将纸币称为钞票的记载。纸币称钞不意味一定就称钞票，两者之间毕竟有所不同。所以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较多的人主张，纸币称钞票出自清代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的合称。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筹集军费，通过发行纸币来解决财政困难。大清宝钞以制钱为单位，又称“钱钞”；户部官票以银两为单位，又称“银票”，都是不兑现纸币。由于这两种纸币既是同年发行，且各以“钞”和“票”为名，因此在咸丰年间的一些史料中，有时被合称为“票钞”或“钞票”。货币史学家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写道：“清政府于咸丰三年发行两种钞票，一种是大清宝钞，另一种是户部官票，…钞票的名称即导源于此，为宝钞和官票的总名。”历史学家吴晗在《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论文中也认为：“合钱钞与官票简称钞票，是现在钞票一字的语源。”这种见解比较流行，影响颇广，如《辞海》(修订本)“钞票”一条说：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粟“合称‘票钞’和‘钞票’。现称纸币为钞票。本此。”其他还有郑家度的《广西近百年货币史》等亦以大清宝钞与户部官票的总名，当作纸币称钞票原因。然而清代史料仅将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台称为钞票，却没有谈钞票的名称导源于此。故以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的合称作为纸币称钞票的开端，理由尚嫌不足。
此外，有人提出一种新观点，即纸币称钞票实起于户部官票。潘连贵在1984年第一期《广东金融研究》发表的《“钞票”一词溯源》一文训说：“钞票原是对户部官票的一种说法，因为国家发行的纸币一向称‘钞’，而户部官票却叫‘票’，所以将两者联系起来，就是‘钞粟’。”主要根据是成丰三年三月刑部尚书德兴等人的奏述：“臣等查试行钞法改用官票，诚难保我不肖之徒私造行使，查钞票之用，与银钱并重，其私造之罪，亦应与私铸同科。今新行钞票，保宝攸关，应比照私铸铜钱之例加重，不分银数多寡，定拟罪名。”(《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该奏折所言“钞票”，显然是指户部官票。事实上，咸丰三年发行的两种纸币，以户部官票居先，大清宝钞在后。户部官票称钞票时，大清宝钞尚未筹备发行。王茂荫曾说：
“再查部臣议行银票，意谓票与钞相关，欲以此试钞之行否，”(《王侍郎奏议》卷三《请将钞法前奏再行详议片》)可见纸币称钞票同户部官票的名称大有关系。自从户部官票称钞票后，各种纸币亦通称钞票，“钞票”之名遂不胫而走，一直使用至今。不过此说仍有斟酌的必要，户部官票已称钞票当无疑问，但将它作为纸币称钞票的起源，似有待于进一步佐证。
总之，以上几种意见究竟孰是孰非，目前尚无定评。随着学术界研究的深入和讨论的展开，我国纸币为何又称钞票的历史真相，一定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钞票
我国纸币的发行，比欧美早600多年。
钞票即纸币。追溯钞票诞生的历史，应该首推我国为最早。有人认为钞始于唐之“飞钱”，但也有人认为这种“飞钱”是一种汇兑而非纸币。比较多的学者认为纸币始于北宋的“交子”。
宋真宗时的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由四川的16家富户主持发行纸币，称为“交子”。交子的出现，在经济史、世界印刷史和出版史上，都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时发行额是1256340缗，三年更换一次，备有本钱360000缗。后来由于富户衰落，1023年，政府收回纸币的发行权。宋仁宗天圣年间，政府在益州设“交子务”，专司货币发行，流行渐广。徽宗时改称“钱行”。南渡后，高宗又有“会子”，也称“关子”或“关会”。以后各个朝代都继续发行纸币，名称不一，如辽、金有“交钞”、“宝券”，元代始大量用钞，职代称“宝钞”。清成丰有“户部官票”，与银一律；有“大清宝钞”，代制钱行用。伪造钞票(这里指“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者斩监候，钞票联称成为纸币代用名。始于此。
纪念币
我国最早的纪念币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铸造的“齐返邦长法化”
刀币。“齐返邦”即齐国重新建立政权的意思，“长法化”，即实行法定货币的意思，这是齐王复国建制的纪念币。
汉代曾铸过金五铢，作为宫廷纪念币，唐代铸过开元通宝金银币，考古工作者曾在西安唐代窖藏中发现过金币30枚、银币400余枚，可能是专供帝王、贵族赏赐、赠送的纪念币。《资治通鉴》有一条记载，唐玄宗“赐杨贵妃喜儿金银钱”。《唐书—玄宗本纪》也有记载：“玄宗宴请王公百僚于天门，令左右于楼下撤金钱，许中书门下五品官及诸司三品以上官争拾之。”
明代铸造过军队屯田奖的纪念币，其文日：“冠八闽，屯田道奖。”币面正反各铸四个字。清代康熙回寿辰时特制过“祝寿钱”，后又铸造过光绪大婚喜庆纪念币，数量极少，现已成为稀世珍品。
民国时期，纪念币名目多样，数量大增。民国政府为了纪念推翻封建统治的胜利，首先铸造了中华民国开国纪念铜币，继之又铸造了大量的孙中山头像开国纪念币银元。随后又有袁世凯的“中华帝国纪念币”及“洪宪纪元”飞龙银币，此外还有黎元洪、张作霖、曹锟、段祺瑞、萧耀南、徐世昌、唐继尧等军阀以各种名义铸造的头像纪念币。湖南省还于民国十一年一月一日铸造了双旗三横的“湖南省宪成立纪念”银币。
金币
金币进入流通领域，还得从春秋战国时期说起。当时，楚国为了满足大宗交易的需要，用当地产的黄金铸造了“郢爱”币；“郢爰”币一般为方块形，表面钤有若干方形印，印文为两个字：第一个字为国名或地名，第二字是货币重量单位，如“郢爱”的“郢”为楚国国都即今天的湖北江陵县，“爰”就是货币重量单位。每块“郢爰”上钤的印数不等，多的可达50多州，少的仅有一个。每一个印可分成一个单独的方块金币，每一个小方印块金币的重量也不同，重的可达73克，轻的只有4克多一点，一般的重量多在14～17克之间。“郢爰”金币的成色极高，高的可达99％以上，低的也有95％左右。“郢爰”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金币，除此之外，楚国还陆续铸造了“陈爰”、“邻爰…“郦爰”、“眇爰”金币，形制、重量大致与“郢爰”相同，但数量较“郢爰”少得多。在江陵、大冶、宜昌都曾出土过郢爰金币。
有趣的是，位于宜城县东南方的郑集公社的楚皇城遗址内有一不大的高坡，每逢暴雨过后，当地群众总能在上面拾到金屑、金粒以致金块；于是人们给这个高坡起了个名字，叫“散金坡”；考古人员在考察了这个高坡后，认定这些出土的金屑、金粒和金块是楚国的郢爰、鄢爰金币。
到了战国晚期，由于楚国屡遭秦兵的进攻，国内一片混乱，原有的“郢爰”金币币值下跌。为了维护楚币信用，楚国停铸了“郢爰”，改铸“卢金”。“卢金”的铸量极少，可能是因为刚开铸不久，楚即告灭亡了。据考证，汉代的金币可分为马蹄金和金五铢钱二种：马蹄金又称“麟趾蹄”，始铸于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其形状似马蹄，故名。“五铢”钱与铜币一样，圆形，方孔，重9克左右，币面铸有“五铢”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