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幌是以经营内容或商品的某种形象特征为记，招徕顾客。人们根据地方乡土习俗、经验，望幌即知是什么店铺或经营范围、档次。例如，有的酒店不挂酒壶模型或立体酒葫芦模型，而是悬挂葫芦的平面模型板块。旧时东北乡镇的大车店，招幌简单而有多种分别。专门招徕穷过路的脚夫、货郎、乞丐等客人的鸡毛小店，挂的笊篱头小幌。招徕一般过客人但不留乞丐的小店，悬挂一只箩圈下缀几根布穗为幌。招徕车把式、赶牲口的店家，悬挂梨包为幌，店里备有马糟、料缸供客人喂牲口使用。挂两只箩圈的店家，表示既招徕车马住店，又留了一般过客。而悬挂五只箩圈的大车店，饮食不仅比一般店好，还兼备酒与草料。最为阔绰的，是挂柳罐斗子外加一串箩圈下缀红布条的店。这种店不仅饭菜较好，还设有单间客房，有的还免费留有民间艺人为客人消闲解闷。这类店家的档次、经营项目，均用不同的象征性招幌揭示给过往客人。熟悉本地风情的人，可根据其招幌样式来作出消费选择。
特定标志幌有些招幌，从直观形制上似乎看不出同经营内容有什么关系，但由于沿用已久，约定俗成，消费者凭生活经验一望即知。例如：酒店自古就习以酒帘、酒旗为幌，称为望子；旧时的剃头行业则以白布帘为记。
至今，有的汉族饭店仍以箩圈包红布、缀红布穗为幌，表示不仅供应主食，还兼肉食、酒菜；而清真饭店，则以箩圈包篮布、缀蓝布穗为幌，表示供应清真饭菜。
文字幌这是一种多用同经营范围密切相关的单字、双字或言简意明的骈体短语装饰成的竖式、坐地式、冲天式等陈置方式的招幌。在明代一轴《金陵繁胜图》中，即画有带茶、酒、书、药、米、帽字样的文字幌。旧时北京德爱堂药房，置有一个写有“德爱堂沈家祖传七代小儿七珍丹只此一家别无二处”22字的冲天招牌。更有一些店铺往往延请名流题写字幌，以此来提高声誉、扩大影响。至于旧时的当铺，以大书一个“当”字为幌，更为人所熟知。有些文字幌也用其他形式的招幌合为一体，成为一种混合幌。
作为一种古老的商业习俗，不仅营业地址固定的坐商设置招幌，而且许多行业的流动性行商也喜欢使用招幌。例如，旧时北京城里扛着小木箱走街串巷卖槟榔膏糖的幌子，是箱上插着个口叼小烟袋的布制小人；吹糖人儿的挑子上插两只“糖人儿”；捏面人儿的在箱架上插彩色“面人儿”；走街行医卖药的，持有一只布置竖招，上面写字，等等。此外，一些夜间营业的店铺还设置灯幌。
商人的祖师：白圭
我国有个传统，许多行业都有自己的祖师，如木匠的祖师是鲁班，教师的祖师是孔子。商人也有祖师，他就是白圭。
白圭是战国时期经营农产品的商人，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满天下。他在晚年总结出一套经商理论，为后世经商者所师法。他指出：“经商必须乐观时变。”即经常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情况，坚持“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他在丰年买进粮食，供应丝、漆；在蚕茧上市时，收购丝、锦和织物，出售粮食。采取这个办法，不用与人争买卖之价，就可得到不少的利润。白圭还有一个薄利多销原则，认为经商一般谷类等生活必需品，虽然利润不高，但销售量大，资金周转快，仍可赚得很多钱。他重视商品质量，认为质量高的商品能赢得信誉。白圭认为，一个商人应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要善于应变，勇于立新，懂得取予，能有所守。他不收缺乏这些才能的门徒。
《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由于白圭在经商方面成就突出，后世商人便把他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
唐代买卖中间人：牙人
汉朝已出现商品交换的中间人，但以牙人为名，到唐代才有。牙人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但在商品交换中分享利润。其活动大致有以下几种形式：
1．在交易中，牙人仅提供商品信息，促使双方接触。至于物价的高低，则由买卖双方按质论价，自己议定。牙人得到一定的利益，称为牙息，大致为1／10或略低。
2．牙人不仅为买卖双方提供信息，而且以一方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在交易中，替被代理人包揽买卖的全部业务。
3.牙人代商品所有者出售商品，商品所有者得到的是原来议定的价格，而牙人出售时可以抬高价格。
在唐代，牙人分官、私两种，活动十分频繁。唐代牙人的活跃首先同商业的发展有关。商人们需要牙人为他们提供信息，联系货源，寻找主顾，特别是一些外地商贾，初来乍到，牙人的活动对他们更显得十分必要。
其次，与政府的培植有关。据《资治通鉴》记载，安禄山、史思明年轻时曾做过“互市牙郎”。互市是官方性质的，因而这类“牙郎”是政府培植的。唐中期以后，盐茶官榷，政府对官榷商百般笼络，设立官榷牙人方便官榷商采购、出售。政府还常常利用牙人来贯彻执行行政法令，协助市令胥吏管理市场，收取商税。
唐代牙人的活动，推动了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但也作了一些不利于商品交换的事情，比如以劣充优、哄抬物价、买空卖空等。
明代的士商
在我国封建社会，商人阶层多由官商、缙绅和小商贩组成，在社会上未形成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但明朝中叶以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天下尽市道之交”，商人的地位提高了，其势力大大扩张。究其原因，概为“士”
这一特殊阶层加入经商队伍所致。
士走上商业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不外乎以下几类：仕途多舛，科场失意，愤而从商；家道中落，不甘穷困，弃儒就贾；借商起家、买官鬻爵，挤入仕途。这些人从商只是手段，而人仕才是目的。但是，更多的士人是由于受社会风气的影响而进入商业领域的。明中叶，经济开始走向繁荣，追逐商利被看作是显示才干的手段。如山西民间把能获取什一之利作为衡量“贤与孝”的标准；江苏盛泽镇“其俗尊商贾，贱文士，豪侈喜夸争通货利”(《盔湖志志》)。属彰德府管辖的武安地区，“富商大贾，辄事鬻爵，藐视寒生”
(《武安县志》)。受社会风尚影响而弃儒就贾的士人比比皆是，”心一叶公生人观乡，幼力学，长为安平巨贾”。“郑宜述名作，歙人。读书方山上，自号方山子，已弃出为商，往来宋梁间”(《海澄县志》)。“公讳汝亮，美丰仪，居常豪不羁，言笑恰如也。初在塾，即能属对，己坐富户，罢学就贾”(《列朝诗集》)。从他们身上隐约可见些自由商人的气质。明代官吏俸禄相对很低，尤其吏的薪酬往往只能维持家庭的日常开支。这也促使许多士人转而从商。也有的士人是因继承遗产或分担长辈商务的纷繁而舍学就商的。
士人经商以后，许多人对参加科举以博取功名还是念念不忘。有的士商边经商边读书以求一日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但是明代士商的最终出路还是摆脱不了大多数商人的命运——和土地相结合，与封建地主融为一体。士商的出现给明后期的社会带来很大影响。读书人经商，以事末业，打破了对商人的歧视，使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徽州的“劝商”谣
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和当时的扬州商人、宁波商人鼎足于商界，特别是徽商足迹遍布全国，当时就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在徽州当地流传着几句顺口溜“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由于徽州的“半分田地和庄园“的自然环境，好多人家让孩子随基本地商人出去，做仆人或店小二。对于小孩，长辈虽恋恋不舍，但为其前途不得不狠心，自然少不了对孩子劝诫一番。《桃源俗语劝世词》中有一首质朴情真的劝商谣：
不要变，不要腆，收起心来重进店，安分守己帮侬家，和气决不讨依厌。朝旱起，夜迟眠，忍心耐守做几年，嬉戏供鸟一切事，都要丢在那傍边，打个会，凄点钱，讨个老婆开个店，莫道手艺不发财，几多兴家来创业。不妥贴，归家难见爷娘面，衣裳铺盖都搅完，一身弄得穿破片。穿破片，可怜见，四处亲朋去移借，倒不如，听我劝，从此收心不要变，托个相好来提携，或是转变或另荐，又不痴，又不呆，放出功夫擂柜台，店倌果然武艺好，老板自然看出来。看出来，将你招，超升管事掌钱财，吾纵无心求富贵，富贵自然逼人来。
直至现在，此谣仍被一些老商人传诵，一些海外徽州籍商人更是以此劝诫自己的子孙。
古代的行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