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元年，范纯粹自中书检正官谪知徐州滕县，一新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间，而寝室未治，非嫌于奉己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是时，新法正行，御士大夫如束湿，虽任二千石之重，而一钱粒粟，不敢辄用，否则必著册书。东坡公叹其廉，适为徐守，故为作记。其略曰：“至于宫室，盖有所从受，而传之无穷，非独以自养也。今日不治，后日之费必倍。而比年以来，所在务为俭陋，尤讳土木营造之功，欹仄腐坏，转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义也！”是记之出，新进趋时之士，媢疾以恶之。恭览国史，开宝二年二月诏曰：“一日必葺，昔贤之能事。如闻诸道藩镇、郡邑公宇及仓库，凡有隳坏，弗即缮修，因循岁时，以至颓毁，及僝工充役，则倍增劳费。自今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罢任，其治所廨舍，有无隳坏及所增修，著以为籍，迭相符授。幕职州县官受代，则对书于考课之历，损坏不全者，殿一选，修葺、建置而不烦民者，加一选。”太祖创业方十年，而圣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于此！后之当官者不复留意。以兴仆植僵为务，则暗于事体、不好称人之善者，往往翻指为妄作名色，盗隐官钱，至于使之束手讳避，忽视倾陋，逮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殊不思贪墨之吏，欲为奸者，无施不可，何必假于营造一节乎？
【译文】
宋神宗元丰元年，范纯粹由中书省检正官贬黜为徐州滕县知县，到任之后，将公堂吏舍整修一新，共一百一十六间。只有寝室还没有整治，这并不是避免贪图享受的嫌疑，而是说他致力于其他事情而没有空暇的缘故。这时候，新法正在推行，驭使士大夫十分苟刻严急，即使担任二千石的官，一文钱一粒粮，也不随便动用，要用的话都必定一一登记在簿册上。苏轼赞叹范纯粹廉洁，恰好范担任徐州知州，所以苏东坡专门为此写了记。大致是说：“至于官府的房舍，大都是从前任那里接受过来的，并且要不断地传给后任，并不是用来供养自己的。房舍坏了，今天如果不整修，日后的费用必定会加倍增加。不过近年以来，各处公署都提倡俭陋，尤其避忌土木营建工程，即使房屋倾斜了，腐坏了，也尽量维持原状而移交给后任，不敢擅自动一根椽子，这是什么道理呢！”这篇杂记写出之后，那些新近提上来的趋时附势之人，嫉妒他，讨厌他。我认真披览本朝文献，见太祖开宝二年二月的诏书上说：“就是在任一天，也要修整好损坏了的房舍，这是过去贤官良宰所能做到的事。如今听说各路的藩镇和郡县的官舍、仓库，多有损坏，而没有及时修理，因时间拖延长久，以致有的倒塌，等到筹集材料，募人修复之时，则人力费用成倍增加。自今天开始，各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罢职离任，其治所的房舍，有没有损坏，或者增修的情况如何，都要登记入册，依次点验移交后任。地方长官的属吏以及州县长官任满离职，就要对照书写考核优劣的文书，官署房舍残损不全者，降低一个选次授官；有所修治，或建置而不烦扰百姓者，超前一个选次授官。”太祖创业才十年，就下达了这样的旨意，勤理国事且注意到了细小的事务，竟达如此程度。后来当官的人不再留意这类事情。如果有人从事于倾颓官舍的修复，有些不明事体，不想称人之善者，反而指责为巧设名目，含污公款。致使不少当事人为了避免嫌疑束手不管，无视房倒屋塌，达到无可奈何的地步。不妨认真想一下，凡是贪婪黑心的官吏，想要为奸作弊，无处不可施为，何必一定要假借营造官舍一事呢？
治历明时
【原文】
《易·革》之《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魏、晋而降，凡及禅代者，必据以为说。案汉辕固与黄生争论汤、武于景帝前，但评受命之是非，不引《易》为证。卦之《象》曰：“君子以治历明时。”其义了不相涉。偃孙颇留意历学，云按唐一行《大衍历·日度议》曰：“《颛帝历》上元甲寅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维之首，汤作《殷历》，更以十一月合朔冬至为上元，周人因之。”此谓治历也。至于三统之建，夏以寅为岁首，得人统；殷以丑，为得地统；周武王改从子，为得天统。此谓明时也。其革命之说，刘歆作《三统历》及《谱》，引《革·彖》“汤、武革命”，又曰“治历明时，所以和人道也”，如是而已。其前又引《逸书》曰：“先其革命。”颜师古曰：“言王者统业，先立算数，以命百事也。”推此而伸之，所云革命，盖谓是耳，非论其取天下也。况《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历，而《革》卦之序，在《周易》正当四十九，然则专为历甚明。考其上句，尤极显白，然诸儒赞《易》，皆不及此，王弼亦无一言。
【译文】
《周易·革》的《彖》辞说：“天地之间的各种变化，从而形成了春、夏、秋、冬四季的序进。商汤、周武王分别取代了夏桀和商纣的统治，这是上顺天意下应人心。”魏、晋以来，凡是言及皇位的更替，必定根据这一理论而立说。据查考，汉辕固与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汤、武之事，只是评论取代桀、纣的是非，没引用《周易》中的话来作证。革卦的《象》辞说：“有学问的人修治历数以明天时。”所说的含义与人世间君主的变换没有什么联系。偃孙颇留意历算之学，他说根据唐朝僧一行的《大衍历·日度议》有这样的叙述：“《颛帝历》作为历始的上元是甲寅年正月的甲寅日，晨初日月交会，为初一，刚好又是立春的节气，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都处于析木星次。商汤作了《殷历》，改用十一月甲子日作为上元，这天日月相会，为月初一，刚好又是冬至节气，周朝人沿用了这种历法。”这都是说的修治历法之事。至于夏、商、周三代正朔的建立，夏以建寅之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称之为得人统；殷商以建丑之月为一年的开始，称之为得地统；周武王改以建子之月为岁首，称之得天统。这就是所说的宣明天时。关于革命之说，刘歆在他所作的《三统历》和《谱》里，引用了《革·彖》中的“汤、武革命”之语。又说：“修治历数宣明天时，是用来和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此而已。在这之前还引用《逸书》“先其革命”之语。颜师古注释说：“这是讲的君王总理百业，先要制定历数，根据它发布治理百事的政令。”对上述种种进行推敲和进一步理解，所谓革命，大致说的是王者兴起之后要改正朔，并非讨论他们应不应取天下。况且大衍之数有五，用途有四十九种，僧一行就是根据算数制定历法的。而《革》卦的次序，在《周易》中正处于四十九位，这都不是偶然的，很明显，这是专为历法而设。认真思考《彖》辞中的上句：“天地革而四时成”，说得更加明白。然而后世儒士称赞《周易》，都没有说到这一方面，连王弼也未言及一词。
仕宦捷疾
【原文】
唐傅游艺以期年之中，历衣青、绿、朱、紫，时人谓之“四时仕宦”，言其速也。国朝惟绿、绯、紫三等。而紫袍者，除武臣外，文官之制其别有六：庶僚黑角带，佩金鱼；未至侍从，而特赐带者，为荔枝五子，不佩鱼；中书舍人、谏议、待制、权侍郎，红鞓黑犀带，佩鱼；权尚书、御史中丞、资政、端明殿阁学士、直学士、正侍郎、给事中，金御仙花带，不佩鱼，谓之横金；翰林学士以上正尚书，御仙带，佩鱼，谓之重金；执政官宰相，方团毬文带，俗谓之笏头者是也。其叙如此。若猛进躐得者则不然。绍兴中，宋朴自侍御史迁中丞，施钜自中书检正、郑仲熊自右正言，并迁权侍郎，三人皆受告日易服，以正谢日拜执政。朴、钜以绯，仲熊以绿，服紫之次日，而赐毬文带。盖侍从以下，俟正谢乃易带，而执政命才下，即遣中使赍赐，遂服之而赴都堂供职，可谓捷疾矣。若李纲则又异于是，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自太常少卿除兵部侍郎，未谢间，靖康元年正月四日，胡骑将至京城，纲以边事求见。宰执奏事未退，纲语知合门事朱孝庄曰：“有急切公事，欲与宰执廷辩。”孝庄曰：“旧例，未有宰执未退而从官求对者。”纲曰：“此何时，而用例邪！”孝庄即具奏。诏引纲立于执政之末。时宰执议欲奉銮舆出狩襄、邓，纲请固守，上曰：“谁可将者？”纲曰：“愿以死报；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镇服士卒。”白时中乞以为礼部尚书，纲曰：“亦只是侍从。”即命除尚书右丞。纲曰：“臣未正谢，犹衣绿，非所以示中外。”即面赐袍带并笏，纲服之以谢，且言：“方时艰难，臣不敢辞。”此为不经绯紫而极其服章，未之有也。
【译文】
唐朝有个叫傅游艺的人，在一年的时间里更换过青、绿、朱、紫四种官服。当时人称他为“四时仕宦”，意思就是说他的官职升得很快，像一年四季依次更递。本朝的官服等级只有绿、绯、紫三种颜色。穿紫袍的人除武职之外，文官还有六种标记的紫袍。即各部一般官员束黑角腰带，佩金鱼徽；没有达到侍从级别但又蒙特赐佩带的官员，其束带为荔枝五子图案，不佩鱼徽；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待制、权侍郎，束以黑色犀角为饰的红色腰带，佩鱼徽；权尚书、御史中丞、资政、端明殿阁学士、直学士、正侍郎、给事中，束绣有御仙花的金带，不佩鱼徽，称作横金；翰林学士以上至正尚书，束绣有御仙花的金带，佩金鱼徽，称之为重金；执政官宰相，束绣有或方或团球形纹路的腰带，通称的笏头带就是这种。紫袍的种类就是这般情况。像那些提拔得快，不按正常次序而越级擢升的就不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