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之称，谓逾缮那，四十里也。《毗昙论》四肘为一弓，五百弓为一拘卢舍，八拘卢舍为一由旬，一弓长八尺，五百弓长四百丈，一拘卢舍有二里，十六里为一由旬。
【译文】
关于数量的命名，有一种称为缮那，长度为四十里。《毗昙论》里说，四肘称为一弓，五百弓为一拘卢舍，八拘卢舍称作一由旬。一弓长度是八尺，五百弓长四百丈，一拘卢舍有二里，十六里称一由旬。
七极微尘
【原文】
七极微尘成一阿耨池上尘，七阿耨尘为铜上尘，七铜上尘为水上尘，七水上尘为兔毫上尘，七兔毫上尘为一羊毛上尘，七羊毛上尘为一牛毛上尘，七牛毛上尘成一向游尘，七向游尘成一虮，七虮成一虱，七虱成一穔麦，七穔麦为一指，二十四指为一肘，四肘为一弓。
【译文】
七粒极小的灰尘成为一颗阿耨池上尘，七个阿耨尘成为一铜上尘，七个铜上尘成为一水上尘。七个水上尘成为一个兔毫上尘，七个兔毫上尘成一羊毛上尘，七羊毛上尘成为一个牛毛上尘，七个牛毛上尘成为一个向游尘，七个向游尘成为一虮，七虮成为一虱，七虱成为一禾黄麦，七禾黄麦为一指，二十四指成为一肘，四肘成为一弓。
宰相赠本生父母官
【原文】
封赠先世，自晋、宋以来有之，迨唐始备，然率不过一代，其恩延及祖庙者绝鲜，亦未尝至极品。郭汾阳二十四考中书令，而其父赠止太保；权德舆位宰相，其祖赠止郎中。唐末五季，宰辅贵臣，始追荣三代，国朝因之。李文正公昉本工部郎中超之子，出继从叔绍。昉再入相，表其事求赠所生父、祖官封，诏赠祖温太子太保，祖母权氏莒国太夫人，父超太子太师，母谢氏郑国太夫人。可谓异数，后不闻继之者。
【译文】
封赠祖先的官职或荣爵的作法，从两晋、刘宋以来就有了。到了唐朝才完备起来，然而一般不超过一代，其恩泽扩大到祖父的极少，即使封赠，也不会达最高品级。郭子仪在高任久，担任中书令期间，曾二十四次主持官吏的业绩考核，而他的父亲也只封赠为太保。权德舆位居宰相，他的祖父只封赠为郎中。唐朝末年和五代时期，像宰相之类的极品大臣，才开始追赠三代，我朝也沿用了这种作法。李本来是工部郎中李超之子，过继给他的叔父李绍。当李第二次出任宰相时，上表陈述了过继给叔父的这件事，请求追赠生身父亲和祖父的官职，朝廷下诏赠封他的祖父李温为太子太保，祖母权氏为莒国太夫人，父亲为太子太师，母亲谢氏为郑国太夫人。可以说这是一种极少的情况，以后再未听说有类似的事情。
执政赠三代不同
【原文】
文臣封赠三代，自初除执政外，凡转厅皆不再该，唯知枢密院及拜相乃复得之。然旧法又不如是。欧阳公作程文简公琳父神道碑，历叙恩典曰：“琳参知政事，赠为太子少师。在政事迁左丞，（系转一官）又赠太子太师。罢为资政殿学士，又赠太师、中书令。为宣徽北院使，又赠兼尚书令。”则是转官与罢政亦褒赠，而自宫师得太师中令，更为超越。它或不然。
【译文】
文职大臣封赠三代，除了首次出任执政的以外，凡转任他职，都不再封赠，只有知枢密院事和拜为宰相的人才又可得到封赠。然而旧的制度不是这样规定的。欧阳修为文简公程琳的父亲作神道碑铭，一一叙述了朝廷的恩典说：“程琳任参知政事，朝廷追赠其父为太子少师。程
琳由参知政事改任左丞，又赠封他的父亲为太子太师。程琳罢为资政殿学士时，又封赠他的父亲为太师、中书令，后来程琳任宣徽北院使，又封赠他的父亲为兼尚书令。”这样看来，原来不论是转官还是罢职都可封赠。而从太子太师到太师、中书令。更是超越官阶的封赠。其他人也就没有这种情况了。
唐孙处约事
【原文】
《新唐书·来济传》云：“初，济与高智周、郝处俊、孙处约客宣城石仲览家，仲览衍于财，有器识，待四人甚厚。私相与言志。处俊曰：‘愿宰天下。’济及智周亦然。处约曰：‘宰相或不可冀，愿为通事舍人足矣。’后济领吏部，处约始以瀛州书佐入调，济遽注曰：‘如志。’遂以为通事舍人。后皆至公辅。”《高智周传》云：“智周始与郝处俊、来济、孙处约共依江都石仲览。仲览倾产结四人欢，因请各语所期。处俊曰：‘丈夫惟无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济如之。处约曰：‘得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纳可也。’后济居吏部，处约以瀛州参军入调，济曰：‘如志。’拟通事舍人。毕，降阶劳问平生。”案两传相去才一卷，不应重复如此，可谓冗长。本出韩琬所撰《御史台记》，而所载自不实。《处约传》：“贞观中，为齐王祐记室。祐多过失，数上书切谏。王诛，太宗得其书，擢中书舍人。”是岁十七年癸卯。来济次年亦为中书舍人，永徽三年拜相，六年检校吏部尚书，是岁丁巳，去癸卯首尾十五岁。若如两传所书，大为不合，韩琬之说诚谬，史氏又失于不考。仲览乡里，一以为宣城，一以为江都，岂宣城人而家于广陵也？
【译文】
《新唐书·来济传》里说：“唐朝初年，来济与高智周、郝处俊、孙处约四人客居在宣城石仲览家中，仲览家中富有，且有度量和见识，对待他们四人非常之好。他们私下里谈论各人的抱负。郝处俊说：‘我希望当上宰相。’来济和高智周也是这样的抱负。只有孙处约说：‘当宰相可能没有希望，我能当个中书舍人就满足了。’后来来济当上了吏部尚书，孙处约以瀛州书佐的身份调入京城，到吏部报到时，来济根据他的资叙授官时说：‘你实现了愿望。’于是任命他为通事舍人。后来二人都位至辅政大臣。”
《高智周传》记载：“智周最初与郝处俊、来济、孙处约同时投靠江都（今江苏扬州）人石仲览，仲览倾其家产与四人交结，并请他们四人各自畅谈自己的愿望。郝处俊说：‘大丈夫不当官则已，要做官就要做到宰相的职位。’智周、来济也是这个观点。孙处约说：‘能够当上舍人，在殿堂上来往议论也就足够了。’后来，来济担任了吏部尚书，孙处约以瀛州参军的身份奉调入朝，来济说：‘满足你的愿望。’任命他为通事舍人。处事完毕以后，才走下台阶慰问处约。”这两篇传相隔才一卷，不应当有这么多的重复，可说是过于冗长。上述两传的记事源出于韩琬所撰的《御史台记》，书中所载多有不实之处。
根据孙处约的传记所载：“唐太宗贞观年间，处约任齐王李的记室，李的言行多有过错，处约多次上书严词劝谏。后来齐王因罪伏诛，太宗见到了孙处约的那些谏书，认为其人品行可嘉，就提拔为中书舍人。”这一年是太宗贞观十七年癸卯。来济第二年也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唐高宗永徽三年升任宰相，永徽六年任检校吏部尚书。这一年也就是丁巳年，离癸卯年首尾十五年。如果与《新唐书》中的来济、高智周二人的传相比较，虽然不相符合，韩琬所说的确实荒谬，但写史的人又不加查考。仲览的家乡，一说是宣城，一说是江都，莫非是宣城人而居住在江都吗？
夏侯胜京房两传
【原文】
《汉书·儒林传》，欲详记经学师承，故序列唯谨，然夏侯胜、京房，又自有传。儒林云：“胜其先夏侯都尉，以《尚书》传族子始昌。始昌传胜，胜又事同郡简卿。传兄子建，建又事欧阳高。”而本传又云：“从始昌受《尚书》。后事简卿，又从欧阳氏。从子建，师事胜及欧阳高。”《儒林》言：“房受《易》梁人焦延寿。以明灾异得幸，为石显所谮，诛。”凡百余字，而本传又云：“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其说长于灾变，房用之尤精。为石显告非谤政治，诛。”此两者近于重复也。若其它张禹、彭宣、王骏、倪宽、龚胜、鲍宣、周堪、孔光、李寻、韦贤、玄成、薛广德、师丹、王吉、蔡谊、董仲舒、眭孟、贡禹、疏广、马宫、翟方进诸人，但志姓名及所师耳。
【译文】
《汉书·儒林传》欲详细记载经学师承的渊源，所以在排列次序时小心谨慎。然而夏侯胜、京房又各自有传。据《儒林传》记载：“夏侯胜的先人夏侯都尉，将《尚书》之学传给了同族兄弟的儿子始昌。始昌又传给了夏侯胜，胜拜同郡人简卿为师，胜又把这门学问传给兄长的儿子夏侯建，建又拜欧阳高为师。”夏侯胜本传中又说：“从始昌接受《尚书》以来，经历了夏侯胜师从简卿、夏侯建师从欧阳高的过程。后来，夏侯胜的侄儿夏侯建收徒授书的事业胜过了欧阳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