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做什么事都要有个“度”，超过这个“度”，事物就走向了反面。奖惩也是一样，该奖则奖，该惩则惩。奖要奖的适度，惩要惩的恰当。不能无功而奖，无过而惩；也不能小功大奖，小过大惩。否则，就会伤了员工的心。
自古以来，明智的领导者都非常注意这个问题。
有一次，汉文帝苦于边疆经常受到匈奴的骚扰，对冯唐感慨地说：“如果有廉颇，李牧那样的将领，我就不愁匈奴入侵了。”冯唐接过来说：“即使有廉颇、李牧那样的将领您也不会用。”一句话说得文帝面红耳赤，生气的问：“你怎么知道我不会用人呢？”冯唐说：“我听我祖父说，当年李牧为赵国守边，军中的税收都用来改善军士的伙食，赏赐也由将帅决定。这就是委以重任，只要求他们打胜仗，其他不问。因此，李牧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率军驱逐匈奴单于，破东胡、灭澹林，抵御秦、韩、魏国的袭扰，使赵国差一点当上霸主。”
说到这，冯唐话题转到了本国云中太守魏尚身上。他说：“魏尚原来担任云中太守时，租税收入都用来供养将士，每五天杀一头牛来改善军队的伙食，因此，军队士气旺盛，团结一心，匈奴不敢进犯，躲得远远的。这种做法与李牧相似。魏尚只不过上交首级的数字比上报的少了6颗，就被逮捕下狱，剥夺爵位，罚作苦役，这样处理也太重了吧。作为将领稍有差错，就被绳之以法。有赏不见得领到，有了差错却一定要惩处。依我看，就是您法太严，赏太轻，罚太重。所以我说您即使得到了李牧那样的将领，也不见得会用。”文帝听了冯唐的一席话，进行了深刻地反思，认为冯唐说得确实很有道理，不但没有怪罪他，还对冯唐进行了嘉奖，任冯唐为车骑都尉，并很快释放了魏尚，让他官复原职。
严格治军是必要的，治军不严就不能打胜仗。但是严格要有个“度”，超过这个“度”就不叫严格了，而是苛刻。一个人很难不犯错误，干的事越多就可能犯的错误越多，而犯了一点小错就要受到严厉惩罚，谁还敢干事呢？作为一个企业也是一样，奖惩一定要适度，不能失衡。失衡了弄得员工无所适从就不好了。
有一家私营服装厂，厂长是留学回来的管理硕士。他把西方20世纪初期的泰罗制搬了过来，实行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员工吃饭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规定的很紧，误几分钟也要扣工资。员工超过定额奖励很小，但如果没有完成定额哪怕是差几件也不行，不是被解雇就是扣掉很多工资。员工实在受不住了，只好跑到别的服装厂去了。
采取科学的管理制度是对的，特别是把西方泰罗制引用到中国企业的管理中来，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大胆的创新。但是创新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当时中国的员工许多是从农民转移过来的，还没有那么高的素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还不能完全适应西方的管理制度，如果不加变通地生搬硬套过来，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奖惩中的“度”很重要，我们的企业领导者一定掌握好这个“度”。不然的话，就会使奖惩的目的走向反面，不但不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反而会打击员工的积极性，影响企业效益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