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盾牌的两面。我两面都取。在家庭关系上，我采取东方的看法。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母亲，她对我的深恩是无从报答的。我长时间离开她，已经使我深感愧疚，我再不能硬着心肠来违背她。我将来和她共同生活以后，希望能渐渐地改变她的看法。
在社会和政治的观点上，我一向站在西方这一边。”
韦莲司提出问题，促使胡适去思考。而胡适在思考中获益良多，胡适为此向韦莲司表示谢意：
“你认为我所说的在两人友谊中所找到的快乐，我只是表达了自己，而你才是这个快乐的‘受益者’。这是你说的。这个说法不对——至少不完全对。我相信在智性的对话中，那个回答问题的人所得到的快乐绝不少于那个问问题的人，虽然前者只是回答，而后者只是提问。那个回答者有所得的途径不止一端。他有所得，因为一个问题引发了他去思考一个从未严肃思考过的问题。或者他对一个问题原本只有一种极端模糊而不确切的概念，而这个提问者促使他去做有系统的思考，把他的思想梳理得合乎逻辑，不前后矛盾，而又能清晰的界定，并透过他自己清楚而别人又能理解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唯有在经过这样界定，系统化和组织之后，有关这个主题的知识，才真正是属于他自己的。”
早在出国前，胡适的家人已为他定下了亲事。韦莲司也在胡适那里看到了江冬秀的照片，一个博士候选人竟然要娶一位没有文化的村姑，韦莲司对此有些不解和好奇，就写信问胡适：
“我不知道她（江冬秀）有没有想过现在的情形——看来她是想过的。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看待你（胡适）和你的思想的。”
胡适在信中坦承：“我早已放弃她来做我知识上的伴侣了”：
亲爱的韦莲司小姐：
……。
其实，我也不知道她是如何看待我和我的思想的。在她心目中，我也许已经“理想化”了，但她对我的思想全无所知，因为她连写封短短问候的信都有困难，她的阅读能力也很差。在寒暄的信中是无法传达思想的，我早已放弃她来做我知识上的伴侣了。这当然不是没有遗憾的。诚如你所说：“这似乎很奇怪，而又似乎无所谓。”谁知道呢？我只知道我应该尽力去让她快乐，至于能做得多成功，我也不知道。我曾试着劝她在读书写字上多下写功夫，但这是不可能的——这有无数的原因。然而，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母亲既不能读又不能写，可是她是我所知一个最善良的女子。
韦莲司虽然深爱胡适，但她尊重胡适和江冬秀的婚姻，尽管她知道，江冬秀在知识上很难成为胡适的知音，但谈及这位没有文化的村姑，韦莲司充满“同情之理解”：
“我在信中不会写任何东西是对你妻子不忠实或不体贴的（我相信并没有这样的东西在我心中）。你妻子一定是非常爱你的。
把你看做是我少有的一个好朋友，这并不是对她（你妻子）的不忠。你总是给我心智上的启发，我非常喜欢，我并不要任何其他的东西。你们两人同是一个不合理制度下的牺牲品。她可能不很清楚，而你是完全了然的。你有许多许多机会，而她却没有，结果问题当然是出在对情况清楚的那个人身上。毕竟，我们只能谈该怎么过现在的日子，而不是谈梦中的情况。你已经证明你自己是个勇敢而坚贞的人。
寻求了解比理想化一个情况要有价值的多，对不对？我们从最近的谈话里学习到，嫉妒和爱情的关系……
理想化只会引向虚幻，而虚心的寻求了解却能引向意想不到的同情。”
韦莲司要胡适“虚心的寻求了解”，这样才能“引向意想不到的同情”，胡适后来正是这样做的。
胡适朋友高一涵娶了个风尘女子做老婆，当时高一涵夫妇和胡适一家住在一个大院子里，胡适担心妻子江冬秀看不起那个风尘女子，特意写信关照江冬秀：“她也是一个女同胞，也是一个人。他不幸堕落做妓女，我们应该可怜她，决不可因此就看不起她。天下事全靠机会。比如我的机会好，能出洋留学，我决不敢因此就看不起那些没有机会出洋的男女同胞。”
对那位风尘女子，胡适愿意““虚心的寻求了解”，所以才会深深地同情她。
虽然胡适和江冬秀在文化上有着很大的差距，但他并不完全反对这种传统的婚姻，他说：“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于友朋。”而韦莲司正是这样的“友朋”。
既然胡适已有未婚妻，所以胡适和韦莲司都意识到，两人虽志趣相投，但友谊之花却不能结出爱情之果。所以韦莲司在信中忠告胡适“用意志的力量把注意力转移到友谊的更高层”。
韦莲司的人生观是“教育——选择——必要的行动”，胡适对此大为欣赏，说：“这是一个无懈可击而又富有逻辑的‘进程’”。
人人都有惰性，胡适也不例外。他在给韦莲司的信里承认自己旁骛太多，喜欢为自己的拖延找借口：“实际上，吾有点放任自流——正日渐远离吾之主要目标。也许，这主要该归于，吾总会找一个似乎言之有理之借口，——这是最为糟糕的。”
幸运的是，胡适遇到了韦莲司。而她正是胡适极为需要的一位“舵手”，给胡适指明方向，让胡适沿着正确的航线前进。胡适说：“到目前为止，除了你，没有第二人，能给我急切需要的忠告”。
为克服自己的惰性，胡适告诉韦莲司，自己将按对方的忠告行事：
“我已决心终止无目标的飘荡。昨晚我寄出了最后一批国内的消息给《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今天早上，我将把我书架上和桌上所有不相干的书，送还到图书馆去。此刻，我已下定决心，当按昨天你的忠告行事：‘空想到此为止——浪掷了多少宝贵时光！干正事吧。’现在要干正事了！”
胡适回国后强调“行动”，提倡“尝试”，根子在韦莲司对他的忠告。
受老子和墨子的影响，胡适多年是个极端和平主义者。1914年，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胡适仍热衷于世界和平运动，奉行“不抵抗主义”。1915年，中日之间发生冲突，日本以战争威胁中国政府接受“二十一条”。1915年2月至5月，留美的中国学生为此展开热烈讨论，大多数学生主张对日开战。而胡适认为，战争只能带来毁灭，他主张以和平、不抵抗的方式解决冲突。胡适的“不抵抗主义”受到留美学生的冷嘲热讽。在康奈尔大学中国同学会所开的一次会上，胡适因事未出席，却发表了书面意见，当会长代念他的意见时，就连好友任鸿隽也忍不住地讽刺道：“胡适之的不争主义又来了。”
自己的主张得不到同学的理解和支持，胡适当然失望苦恼。他和韦莲司谈到中日问题以及自己的“不抵抗主义”，韦莲司的回答对他颇具启发，这从胡适回她的信中可看出：
“……。
你对中日问题的看法很具有启发性。敌人是使一个国家团结起来最有效的办法。我真诚地希望从这次侮辱的经验中，能带来一些好结果。据报导，政府已经赦免了孙中山和他的许多同党，并在政府中任了要职。我希望这一举动出自诚恳的动机。
……。你说的对极了：‘我们各尽所能，做好自己分内的一份工作！’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祠堂每半年举行一次的祭祀活动中，那个老年的司仪，用他庄严的声音说道：‘执事者各司其事！’我已有11年没参加这种祭祀活动了，但这句话却一直响在耳际，活在心中。这句话是多么真切，又多么重要！”
显然，韦莲司认为，作为学生，应做好“份内”的读书之事。韦莲司这个各尽所能各司其职的观点，对胡适的影响是深远的。此后，胡适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了这一看法。
胡适还引用了墨子的一番话来证明韦莲司的观点。
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
胡适认为，墨子这番话的精髓所在正是韦莲司所云“做好自己分内的一份工作”。
在给一位朋友的信里，胡适认为，各司其事简直就是“救国金丹”：
“今日祖国百事待举，须人人尽力始克有济。位不在卑，禄不在薄，须对得住良心，对得住祖国而已矣。幼时在里，观族人祭祀，习闻赞礼者唱曰：‘执事者各司其事’，此七字救国金丹也。”
在名篇《实验主义》，胡适曾用“执事者各司其事”这七个字诠释杜威所说的“责任”：
“譬如一个医生，当鼠疫盛行的时候，他不顾传染的危险，亲自天天到疫区去医病救人。我们一定说他很有责任心。其实他只不过觉得这种事业是他自己的活动的一部分，所以冒险做去。他若没有这种兴趣，若不能在这种冒险救人的事业里面寻出兴趣，那就随书上怎么把责任心说得天花乱坠，他决不肯去做。如此看来，真正责任心只是一种兴趣。杜威说‘责任’（Duty） 古义本是‘职务’（Office），只是‘执事者各司其事’。兴趣即是把所要做的事认作自己的事。仔细看来，兴趣不但和责任心没有冲突，并且可以补助责任心。没有兴趣的责任，如囚犯作苦工，决不能真有责任心。况且责任是死的，兴趣是活的，兴趣的发生，即是新能力发生的表示，即是新活动的起点。”
胡适多次呼吁人们要“执事者各司其事”，当然要归功于韦莲司对他的启发。
随着日本对中国的步步紧逼，留美的中国学生抗日情绪愈演愈烈，有人竟然主张“对日作战！必要的话，就战至亡国灭种”。这些过激之词在胡适听来简直是“不折不扣的疯癫”，为了让大家能理智地面对这一问题，冷静地商讨对策，胡适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发表《告留美学生书》，劝同学们要镇静，不能被爱国激情冲昏了头脑。
胡适《告留美学生书》的精华部分就是对韦莲司“各尽所能，做好自己分内的一份工作”的阐释和引申：
“……。
在我个人看来，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值此时机，我们的当务之急，实在是应该保持冷静。让我们各就本分，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我们不要让报章上所传的纠纷，耽误了我们神圣的任务。我们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地继续我们的学业。充实自己，为祖国力争上游，如祖国能渡此大难的话——这点我想是绝无问题的；或者去为祖国起死回生，如果祖国真有此需要的话。
弟兄们，这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
总而言之，让我重述前言，请大家不要冲动；让我们各尽我们应有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求学！”
胡适把这篇《告留美学生书》寄给韦莲司，请她批评。韦莲司在回信中，赞扬文中有关学生责任那段话“鞭辟入里”，但她对胡适的某些言词也提出委婉的批评。
胡适批评留美学生出于爱国激情的激烈言辞是“不折不扣的疯癫”，他甚至讽刺一些爱国学生为“爱国癫”。韦莲司对此予以含蓄的批评。她认为一般留学生的态度虽不明智，但态度背后却蕴含着宝贵的动力，展现出来的是“元气、生命力以及团结的倾向。”他建议胡适不能只对他们泼冷水，而是要因势利导充分利用们同学们的爱国激情。韦莲司提醒胡适，如果不能为同学们确立一个高远的目标，那他们是无法接受冷静的劝告的。
韦莲司肯定胡适所说的“各尽所能，各司其职”是一个积极的方案，但她认为，胡适有必要在文章中将这一方案阐述得更为具体、透彻。
胡适完全接受了韦莲司的批评和建议，并按韦莲司的劝导着手写第二封《告留美学生书》：
“你说的对极了，要保持冷静是非常困难的，而冷静只能从行动中获致。在我写那封《告留美学生书》时，甚至我自己也是不冷静的。
在我呼吁大家冷静的同时，完全没能理解到群情激奋背后的一种精神，而在你的信里，对这种精神却大表赞扬和理解。”
胡适告诉韦莲司，在第二封信中，自己会就“如何尽到责任”提出一个积极的方案，他在信中罗列了“方案”的要点以征求韦莲司意见。
这第二封《告留美学生书》因故未能刊出，但它足以证明，韦莲司对胡适思想的影响，迅速而重要。可以说，胡适是怀着一种愉快的心情接受韦莲司的批评和忠告的。
1915年5月7日“露西塔尼亚号”油轮在爱尔兰海岸被德国的潜艇击沉，1198位乘客死亡，其中有139位美国人。美国政府为此三度警告德国。而美国主战派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在全国掀起一场备战运动。各种民间的备战团体纷纷成立。已下台的前总统罗斯福主张全民练兵；已退休的陆军参谋长伍德将军，组织了夏季练兵营，专门训练大学生。胡适所在的康奈尔大学的教师，也不甘人后，有一百名教授组成教授连，胡适的老师布尔教授即为其中一员。布尔教授情绪高昂，经常裹着绑腿在校园训练，当时的他已年近六旬。
胡适当时还是极端的和平主义者，自然不理解布尔教授的行为。他和韦莲司谈到自己对布尔教授的看法。韦莲司的回信耐人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