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教授有一个晚上来我们家，他跟我们谈了很久他对军训的看法。他说他一向就主张瑞士式（注：全民皆兵）军训；一向就主张大学生应该接受军训。他最后承认美国被侵略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然而，因为他现在单身，而且不再年轻，同时又没有家累。现在既然有这个机会，他希望能在军训方面能对国家作点贡献。他说如果人家对他现在的行为感到讶异，那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去了解他对这个问题一向的看法。我不认为我所说的话，对他提供什么新的观点。事实上，或许是因为懒，我越来越觉得我想知道别人在想什么，而不是去为他们提供另一种看法。”
韦莲司没有附和胡适的看法，也没有赞同布尔的做法，但她的弦外之音胡适听得非常清楚。在回信中，胡适说：“你和布尔教授的谈话，使我很感兴趣。我也认识到，企图强加自己的意见在别人身上是件愚蠢的事，从此以后，我要多看和多了解别人是怎么想的。”
不久，胡适赴克利夫兰参加国际关系讨论会，在给韦莲司的信中再次表示他会按韦莲司说的那样去做：“国际关系讨论后进展得很顺利。这回我给自己设了限，不强加自己的意见在别人身上，而是观察和研究别的代表的意见和态度。”
由此可知，韦莲司对胡适的开导，往往让他豁然开朗后就牢记在心，并付诸行动。
参加国际关系谈论会对胡适来说意义重大，此前的胡适信奉“不争主义”，而会后他立场改变，秉持的是国际仲裁主义。正如他在《口述自传》中说的那样：“我也开始舍弃我原有的不抵抗哲学而接受一种有建设性的，有关力量和法律的新观念，认为法律是一种能使力量作更经济有效利用的说明书”。
“美国国际调解会”在1916年举办了一次征文比赛，征文的主题之一为：“在国际关系中，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力量吗？”胡适的征文《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标志着他思想的转变。
这篇文章的缘起，胡适在《口述自传》作了交代：
“在我的留学日记里，我也记录了一九一五年五月六日——那个决定性日子的早晨我自己的情绪。就在这一天中国政府决定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对‘二十一条要求’中的重要部门作重大让步。原来在前一日的夜间我已辗转不能入睡，所以六日清晨我便上街去买了一份塞拉克斯城出版的晨报。拿了报纸，我走到工学院后面峡谷上的吊桥，俯视这一为水冲刷而成的、景色非凡的千年幽谷，我不禁想起老子的名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这些最坚强的岩石，还是被柔弱的水所征服了了！
就在这天早晨，我俯视那被溪水冲刷而成的峡谷，我开始体会到并不是水之弱终能胜强；而是力——真正的力——才能使流水穿石。从感觉上说，这实在是我智慧上变动的起点。”
胡适对老子名言的新体会，不是空穴来风，亦非灵机一动，其实来自韦莲司早前对他的点拨。前面说过，胡适早就和韦莲司谈过老子，而韦莲司所谈对老子的看法与胡适此次的“体会”几乎一模一样。
胡适说这一次的“体会”“ 实在是我智慧上变动的起点”并非夸大之词，因为这“智慧上变动的起点”正是《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的基石。当胡适意识到，弱水可以穿坚石，不是因为水弱，而是因为水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力量，那么问题就不是力量可不可以代替的问题，而是如何更经济有效地使用力量的问题。于是，问题的重心就是怎样找到新方法来代替当前浪费和乱用力量的问题：
“因此，我们的问题不是一味地去谴责武力，也不是去寻找一个不用武力的取代之道，而是去寻找一个方法，让力可以行诸国际关系之上，而避免因为滥用而造成自我的力穷与毁灭。解决之道，在于用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来把阻力或冲突减到最低。”
胡适给出的方法是用法律来“处理国际事务”：“我们一定要把每个国家目前这种独立、互相冲突的能量，转化成一种有组织的能量，一种订立了相互的责任与权利的国际组织。”
胡适在文中确立了这个“国际组织”成立的前提：
“我们也必须在这种国际思考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地修正我们的民族主义，不再接受‘不管对错，总是我的国家’的思想。我们必须把国家视为不过是一个人所隶属的诸多团体里的一个。同时，用拉斯基教授的话来说，国家必须‘像教会、种族或工会一样，必须要努力地争取我们对它的忠诚。而且，当冲突出现的时候，个人的抉择必须是在道德的基础上’。不再是我的国家要‘驾驭万邦’的思想，我们必须把国家视为只是促进其所组成的个人的福祉与自由发展的工具而已。如果这个国际组织能增进国家的安全，不受外侮与征服，则它应该得到每一个爱国的公民的爱戴与拥护。”
另外，胡适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成立这种国际组织，是有着很大的可能性的：
“传统的政治手腕——那种应时、循事而随波逐流的政治手腕——从来就没有像今天一样，对这个世界带来那么大的破坏与苦痛。人类可以用智慧与机智来策划、管制国际关系的可能性，也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的大。我们要继续允许政客得过且过，让自己被‘事态的自然发展’拽着走，然后一边安慰自己，‘到了我们的下一代，就会是太平盛世了’吗？（注：这是韦莲司推荐给胡适读的约翰·默理《论妥协》里的一句话）。”
胡适这篇征文《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获得了头奖。此文由“美国国际调解会”出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24岁的胡适就写出这样深沉有力鞭辟入里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文章，着实令人叹服。学者江勇振认为：“这篇《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奠定了胡适一生的政治哲学；它也奠定了胡适一生的国际关系的理念，从这以后，胡适在国际关系上所秉持的是国际仲裁主义，至死不渝。”
胡适此前和韦莲司多次谈到老子、不抵抗主义、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胡适此文在不少地方都吸收了韦莲司的观点。在给韦莲司的信里他也承认了这一点并对韦莲司表示感谢：
“这篇文章（《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中的许多意见是你我共同思考所得，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你。”
胡适的话并非客套，他在信中对此作了具体说明：“在此文的初稿中，我试着比较基督教教义中的不抵抗主义和老子‘以水为谕’的不抵抗主义（这一部分我在定稿中，把它删掉了，因为我恐怕这会显示出作者的国籍）。老子把不抵抗主义视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一概念是一年前，在我们谈话中，你向我提出后才想到的。我提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我接受了你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根据胡适的这封信，如果我们说韦莲司也参与了这篇征文的构思与酝酿，也许并不为过。
有段时间，胡适和韦莲司一直在讨论自治和外来统治的问题。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并未得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当时的韦莲司想寻找一个能超越国家或民族的检验标准，她说：
“当我们要断定对一个民族来说，什么样的发展政策是最好的选择的时候，如果我们能找出一个对任何民族都适用的共同标准，则这似乎是唯一能使这个超越民族主义（或者说，世界主义）异于自由开放、真诚的民族主义的地方。”
韦莲司的这封信，引发了胡适长久而艰苦的思考：
“如果我对你的观点的了解是正确的，你的意思是说：外来统治的问题在于，统治者可能不知道什么样的发展政策对被治者是最好的；征服者有可能铸成的错误，是强加给被征服者他们并不真正需要的，而其结果正适足以斫丧真正能对他们‘有益的发展’。这是你的意思吗？
我的推断如果正确，则我要说那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不久以前说民族主义唯一能成立的理由，只是因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属于一个民族自己的政府最有可能找到最好的发展政策。请注意，我这里是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然而，我们还有待证明每一个民族确实能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最好的。即使我们承认每一个民族确实能知道这点，我们还有待证明每一个民族都有能力去作到、而且能把这个理想付诸实施、实现其潜力。然而，我们有太多的证据可以证明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僵死的传统，那可以阻碍其醒觉、改革的进取心、以及发挥其潜力。你同不同意？
反之，这是非常可能的：一个外国观察家可能（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更了解一个民族所需要、而且迫切所需的是什么。一个有效率、开明的外来的政府，反而非常有可能替一个衰老、被成见所囿的民族提供它自己不幸所欠缺的进取心和原动力。你同不同意？
我在这里所说的真是异端邪说！然而，你促使我诚实、不畏缩地去作思考，而这就是其结果！‘直捣其逻辑的尽头’常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大部分的人宁愿走到半途就找个退路。”
显然，对韦莲司的问题，胡适还没有找到更好的答案。一方面，胡适同意韦莲司的观点：“征服者有可能铸成的错误，是强加给被征服者他们并不真正需要的”；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开明的外来的政府，反而非常有可能替一个衰老、被成见所囿的民族提供它自己不幸所欠缺的进取心和原动力”，但他也知道，鼓励或欢迎外族政府治理本族，会被旁人指责为“异端邪说”
三个月后，胡适在日记里撰文《论“去无道而就有道”》，对自己的“异端邪说”作了进一步的思考。
胡适在日记里提到王壬秋《湘绮楼笺启》中一段话：“彼（指八国联军）入吾京师而不能灭我，更何有瓜分之可言？即令瓜分，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胡适说十年前读这段文字后“甚愤”：“以为此老不知爱国，乃作无耻语如此。”但十年以来，胡适的思想亦已变更：“今思‘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一语，惟不合今世纪之国家主义耳。平心论之，‘去无道而就有道’，本吾国古代贤哲相传旧旨，吾辈岂可以十九世纪欧洲之异论责八十岁之旧学家乎？”
胡适认为，民族的国家主义必须有一个前提：“一民族之自治，终可胜于他民族之治之”。胡适以袁世凯与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例来阐述其观点：“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者，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
但胡适也意识到，自己所说的那个前提是有问题的：“此问题未可一概而论也。此前提之要点在一‘终’字。终也者，今虽未必然，终久必然也。如此立论，驳无可驳，此无穷之遁词也。”
于是胡适又提出另一前提：“政府之权力生于被治者之承认”，但他立即发现这一前提也有缺陷：“然被治者将何所据而‘承认’与‘不承认’乎？若云异族则不认之，同族则认之，是以民族主义为前提，而又以其断词为民族主义之前提也。此‘环中’（注：循环论证）之逻辑也。若云当视政治良否，则仍回上文之前提，则终不能决耳。”
最后，胡适得出这样的结论：“今之挟狭义的国家主义者，往往高谈爱国，而不知国之何以当爱；高谈民族主义，而不知民族主义究作何解（甚至有以仇视日本之故而遂爱袁世凯且赞成其帝政运动者）。故记吾所见于此，欲人知民族主义不能单独成立。若非种皆必当锄去，则中国今日当为满族立国，又当为蒙藏立国矣。”
在这篇札记体短文中，胡适抨击了“狭义的国家主义者”，但他的困惑仍未消除，他觉得“去无道而就有道”并无不妥，但他也不想因此而放弃民族主义立场，而“去无道而就有道”与民族主义却又不兼容。
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胡适后来又回到了民族主义立场。在随后发表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恋物痞》中，胡适写道：“中国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靠中国自己。如果这个世界无法摆脱民族主义的情操，则有心成为强国的中国也应该有权要民族主义。任何拒绝正视这个崛起的民族意识所提出的合理要求的政策，都注定是要失败的，而这个世界也将为之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韦莲司的“提问”如同一把铁钎掘开了胡适的思考之泉。在胡适的思考过程中，“提问者”韦莲司作用显著，“答题者”胡适获益良多。
1933年9月，胡适与韦莲司有过两次重逢。在一封写于1933年9月27日给胡适的信里，韦莲司引了自己在1927年写给胡适的一段话：
“‘你塑造了一个幻象中的女子——亲爱的适，让我们继续穿着这身正式的外衣吧，否则你所喜爱的这个幻象中的女子就会死去。我是如此平凡的一个凡人，一旦你整个了解我的时候，失望会让你伤心的，而在你我之间具有重大意义的激励和启发也将随之死去。’
现在这件正式的外衣已经褪到地板上了——你已经全然地了解了我，胡适——你是不是更喜欢那个幻象中的女子呢？她也许很美妙，但她毕竟是我，那个胸部扁平而又不善于持家的我，那个头脑不清而又不得体的我。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竟爱上了这么一个可怜的东西，然而，你的爱却裹住了我。”
如果胡适一直深爱韦莲司，那么他更多是把她当作为精神导师而非女友来爱的。
1914年11月6日，胡适在日记里录下法国人刚多塞之名言，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