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你大略说你八九年来生活的经过和简单介绍陈明兄的信，我是很感到一种理解到什么叫真挚似的愉快的。你的性格，我觉得，大致上没有什么改变，但你的心情却的确有些不同了。这我很同意你自己的说法，是一种进步。‘平静’是和‘热情’一样需要，无论写文，无论做别的事情。我们所要注意的，大抵‘平静’须是见到深广，沉着而坚毅地工作的意思，所以这是‘热情’之最高级的表现。否则，‘平静’往往是开始枯萎或停滞，对革命或创作的探求力，冲动性减退了的表现。那也是不好的，它的不好并不下于小资产者的‘任性’。我忽然想起了这一点，是因为我相信你在长期的磨炼中已逐渐达到了深广明快的地步，并且能够沉着和坚毅的缘故，我很羡慕，因而我觉得我们在个人方面说，都才开始走路。譬如写文章，过去是练习与摸索，现在才是开始真的写作，所谓‘平静’，就是开始的意思。你觉得我这样幼稚地给你注释是对的么？或者你在笑我罢。
我以前曾要你寄你的作品，无论印的未印的，现在也希望能读到你全部的东西。我是为了想理解你在创作上的发展，并且想写一论文，专论你在十五六年之间的‘心’的经历的。我要你寄文章，并非拉文章，因为我不编刊物。现在你仍能搜集你的作品给我么？盼望之至的！
你工作了多年，生活了多年，斗争了（也被斗争了）多年，是否已准备从事比较概括性的，历史性的，思想性的较巨型的作品的写作？请告诉我，这实在是我最关心的。你‘平静’是我所希望的，但在写作上引起‘野心’和燃烧起‘热情’则更为我所希望！”
原来，丁玲去延安后，担心和家乡的母亲通信不方便，就把冯雪峰在重庆的地址给了母亲，让母亲遇到困难时和冯雪峰联系。故乡常德沦陷后，丁玲和母亲的联系中断，陷入穷困中的丁母只得写信向冯雪峰求援。从信中，我们看出，冯雪峰想方设法筹集一定款项，给丁母救急。
在信中，冯雪峰还表达了他对丁玲创作的关注，“希望能读到你全部的东西”“盼望之至”，另外，他还对丁玲的创作寄予了厚望：“是否已准备从事比较概括性的，历史性的，思想性的较巨型的作品的写作？”
创作也如登山，爬上半山腰，正筋疲力尽心生惫懒之际，突然听到一声鼓励，疲劳自会一扫而空，随后会振作起来打起精神，向更高处攀援而去。丁玲后来立志创作史诗性巨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部分原因也是为了不负冯雪峰对她创作上的厚望。
1983年12月19日，骆宾基走访丁玲，他说1939年3月他到浙江义乌神坛村看望雪峰，一共长谈三夜，其中一夜，雪峰专门讲到对丁玲一见钟情。骆宾基说：“我印象当中，他（冯雪峰）见了你，有一个感想：完了，什么都完了，名誉呀，地位呀，都完了。我心里想，怎么会有这种感情呢？后来年纪大了，才懂得，那也是一种被俘虏的样子，一见就钟情的样子。”
丁玲听了哈哈大笑：“那他都没有给我讲过，没有表现过。” 丁玲说：“他就是喜欢谈长征的故事，谈毛主席。他给我写过一封信，这封信丢了，他说他在集中营里的时候，脑子就是想着三个人：鲁迅、毛主席、丁玲，这三个人的力量把他支持着，度过了那么多艰苦。”
如此相爱甚深的人，却因为“相见恨晚”而未成眷属，也许他俩的故事再次验证了哈代的名言：爱与被爱是不能互相回应的。
阴差阳错：乱世姻缘雨打萍
胡也频的突然遇难，把丁玲的生活一下推入痛苦的深渊。习惯了相亲相爱的两人世界，突入其来的变故让她一时间无法适应形单影只的独立生活。沈从文是胡也频和丁玲的共同朋友，对丁玲那段时间所面临的困境他非常清楚，也无限同情。在《记丁玲》中，他说：
“当她习惯于海军学生的爱情时，她就已经成为一个不能习惯旁的有益于彼的生活，故海军学生此后的死去，由我看来，她的悲剧不是同伴的死亡的悲惨，却实在是这个同伴死亡后，她不知如何去独立生活。这是一个已习惯于这种男性褊持专制热情的女子，一切兴味与观念皆被那男子在一份长长的共同生活岁月里所征服了，此后谁去那么哄她，伺候她，或生了点小气的时节又去打她？她需要这些，一件皆不能缺少，但她还可以向什么地方去找寻这些？她固然可以去革命，去到另一份更伟大些的生活里找寻生活，但一个革命人物，就能够不需要感情所习惯的环境吗？比尔如何我不清楚，就丁玲看来，她的感情生活是需要在熟悉环境中休息，方能把生命发展得完美无疵的。海军学生一死，她便不能再过一天稍好的日子了。”
而丁玲自己也承认，胡也频牺牲后，她一个人独立生活在大上海，真感到“举步维艰”，“整日心神不安，忧心忡忡，穷思苦想，强打精神，蓄积力量，为应付每一个日子而挣扎下去。”在丁玲寂寞孤清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翻译走进了她的生活，他就是史沫特莱的秘书冯达。在当时丁玲的眼中，冯达没有傲气，也不自卑，工作负责，生活简朴，更重要的是，这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不仅尊重甚至崇拜作为作家的丁玲。他忙忙碌碌，照顾着丁玲的衣食起居，一旦丁玲铺开稿纸准备写作，他则默默退下。他成了丁玲的丈夫，在他的关心下，丁玲的生活慢慢走向正轨。
不过，作为革命工作者，冯达的缺陷也十分显眼。他立场不稳，意志薄弱，缺少斗争经验。由于他的疏忽，暴露了他和丁玲的住址。丁玲的被捕，他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一开始，丁玲认定是冯达出卖了自己，但经过冷静的思考，她相信了冯达自我辩白的话。事实上，在被捕前一晚，冯达已担心特务摸清了他们的住址，和丁玲约定，第二天中午如自己还没回家，说明自己遇到麻烦了，让丁玲迅速离开。结果，第二天中午12点后，冯达果然没有回家，丁玲情知不妙，正欲离开时，潘梓年同志突然来了，他的从容和镇定，让丁玲不好意思催他走，结果落入了破门而入的特务手中。
一开始，丁玲认定是冯达出卖了自己，看押中，曾用最刻薄的语言大骂冯达，而冯达一面痛骂自己犯了错，连累了妻子，但同时也赌咒发誓自己没有自首，他分辨说自己是听信了敌人的谎言才把特务领如家中，当时特务不让他走，说你既然是有家室的人，那就领我们去你家，证明你不是党员我们就放你。他考虑当时已过12点，丁玲应该已经离开，且家中也没什么要紧的东西就领着特务回家了。他没想到丁玲竟还滞留在家。尽管丁玲不能原谅他犯的这个致命错误，但她也认为，冯达说的是实话。因为，没有更多的同志因他而被捕，另外，被捕后冯达也没有写自首书。
被捕后，冯达一面向丁玲忏悔自己所犯的错，一面也向他表白，他现在活着的意义就是要帮丁玲脱离敌人的牢笼，让她重回党的怀抱。气恼忧愤中的丁玲自然不能相信他的赌咒发誓。但后来的事实验证，冯达所说并非虚言。
当丁玲决定翻墙逃跑时，冯达虽认为难度太大，但仍决定冒险帮助丁玲，并和她一道逃走。最终因墙壁太高没有成功。
长期的关押终于磨去了丁玲的信心和斗志，绝望和忧伤让她不堪重负，她竟然心一横，用上吊的方式来捍卫最后的尊严。当她失去知觉，如同堕入深渊后，却又慢慢浮出水面，原来是冯达不忍心亲眼看着爱人死去，把她从死神那里生生拉回阳间。
冯达这一回可是做了大好事，无论是作为进步作家还是一个革命者，寻短见不仅是错误的也是愚蠢的。自然，丁玲自寻短见也是一念之差，事后，她也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
“即使冯达不把我放下来，我真就这样死了，我对得起生我养我的寡母吗？对得起死去的烈士和他留下的唯一的幼儿吗？对得起一切对我友好，对我怀有希望的同志和战友吗？我丁玲在敌人的魔掌中就这样认输了吗？我决不甘心。”
虽然没有说，但可看出，对冯达关键时刻的伸出援手，丁玲还是心存感激。倘若没有冯达这次救助，丁玲多姿次多彩的后半生就付诸阙如了。不管怎么说，冯达此举算立了一大功。
刚被捕时，丁玲对冯达满腔怒火，但后来冯达一系列的言行慢慢获得丁玲的理解。他俩一直被关押在一起，并且有了个孩子，这说明，丁玲对当时的冯达并非毫无感情。
冯达当时一心想帮助丁玲重获自由，他知道丁玲被捕是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如果能帮丁玲出去，他也许可以将功折罪，稍慰良心。一次，他从顾顺章的话里听出一丝希望，就对丁玲说：“你不妨向国民党表示一下，可以归隐，归隐回家养母。实际归隐也可以说得过去，无害于人嘛，就说在家乡找一项职业，平平安安过日子。”冯达自知自己已无退路，而丁玲还可以重新开始，就劝她不能放弃希望：“我以为老是想死，在毫无希望中想死也没有意义，难道就不能想一点点活的路子吗？”
尽管年轻气盛的丁玲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但冯达的话也有些让她心动，她想，说回家养母有什么不妥呢？谁无父母？谁不养母？又是孤儿寡母！当然可以提出回家，回家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再离开嘛！既然丁玲没提出反对意见，冯达又进一步说：“我想过了，对国民党为什么不可以欺骗呢？你写张简单的条子，不要给他们留下什么把柄，有什么不可以呢？等离开这里后，再想别的办法，兵不厌诈嘛！”
后来，丁玲听取了冯达的建议，写了一张条子给国民党，大意是：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出去后居家养母。后来有人抓住这张纸条大做文章，说丁玲曾动摇过、妥协过，甚至背叛过。但丁玲自始至终都认为，这不是自首和叛变，甚至也不是一件错事或坏事。在丁玲看来，这是她当时和国民党周旋的一个策略。1984年，中央组织部对此事也给出了结论：“丁玲同志这个‘申明书’只是为了应付敌人，表示对革命消沉态度，没有污蔑党、泄露党的秘密和向敌自首的言词。”
由此也可看出，当初冯达提出这一办法是真心要救丁玲而非拖其下水。
狡猾的国民党并未因丁玲写了这张纸条而给她自由，只答应将丁玲送回湖南，想把丁玲交给湖南军阀处理，丁玲识破国民党的诡计，严词拒绝。
冯达的肺病越来越重，而丁玲迟迟不能获得自由，他的愧疚感也越来越强。为了麻痹敌人，让国民党放松对丁玲的看管，他决定同意国民党的安排，去一个翻译机构做翻译。他想以自己的妥协和屈服换取国民党对丁玲的放松。丁玲当然不同意他为国民党做事，但冯达主意已定，他对丁玲说：“这与你无关，是我自己决定的。我想了很久，内心很痛苦，但我认为：我不忍拖你下水，也不能总像现在这样跟着你，我跟着你只能拖累你。有什么法子呢？我自然希望国民党对你的监视能够逐渐放松，然后你就可以找机会跳出去，脱离这个苦海。我说过，你什么时候离开南京，你走后我就回广东老家。”
妥协、归顺、屈服当然让自己的人生留下污点，但冯达如此作践自己，却是想救丁玲出苦海。后来冯达病重之际，丁玲找了个借口去北京找党的关系，对丁玲此行的目的冯达心知肚明，但他严守了秘密。而丁玲临行前也把仅有的钱留给他，嘱咐他病愈后回广东老家。这说明分手时，彼此间仍有情意。
逃出南京后，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丁玲很少谈到冯达，不过，她和冯达共同的女儿蒋祖慧却在她的精心培养下，茁壮成长，终成栋梁之材。
冯达回老家后，奇迹般医好自己的病，解放战争结束后他去了台湾，从事翻译工作。虽然他后来有了新的家庭，但在心中却一直思念着丁玲和他们的女儿。他发表文章常用一个笔名：“一心”，“一”是“丁”字的首笔，而“心”字是蒋祖慧的“慧”字最后的“心”。这个笔名包含了他对丁玲母女难以倾吐又难以割舍的一腔深情。暮年，在给朋友的信里，冯达还是真诚地夸赞丁玲：“俗语说‘人生如梦’。我确实相信有一天我可以在冰之墓前献上鲜花礼拜，她实在是伟大的很。”
特别的历史背景下，特殊的个人遭际中，两个志趣并不相投的年轻人结为夫妻，可谓身不由己，阴差阳错，也许丁玲说的那句话可以概括她和冯达的短暂的婚姻：明知不是伴，情急且相随。然而在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丁玲和冯达这段短暂的婚姻，以及她在南京写的那张纸条一直是丁玲档案中的污点，人生中的阴影，乃至对手打击她的重磅武器。丁玲跌宕起伏的人生与此有很大的关联。
1984年中组部终于给丁玲这段历史做出了公正的结论，丁玲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但她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
相濡以沫：要陪你慢慢变老
陈明和丁玲相差13岁，他俩之间的故事堪称一曲忘年爱情传奇。
陈明和丁玲相识于西北战地服务团，当时陈明21岁，丁玲已34岁了，且有了两个孩子。21岁的陈明还没有做好恋爱的准备，更没想到和既是大作家也是老大姐的丁玲恋爱。不过，已步入中年的丁玲，在追求真爱时，显得义无反顾而雷厉风行。如果说当初，胡也频的狂热追求，让懵懵懂懂的丁玲带有几分不情愿地过早进入婚姻的围城，而这一次，她的热烈追求也渐渐打动了年轻的陈明。
丁玲为何会相中陈明，多年后，陈明道出其中的缘由：“我在团里能上能下，不计高低得失，别人不乐意干的事，无论巨细，我都努力去干、干好，也许由此丁玲对我产生了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