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培养出来的最大的学者是余英时。余英时坦承，自己的成长凝聚着老师钱穆太多的心血。他说，没有钱穆，自己的生命将会是另外的样子：“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遇到钱先生，我以后四十年的生命必然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就是说：这五年中，钱先生的生命进入了我的生命，而发生了塑造的绝大作用。”
余英时在新亚书院学习时，曾发愤攻读钱穆的著作《国史大纲》，为加深印象，余英时边读边做笔记，把书中精要之处摘录下来。当余英时把笔记本呈老师过目，请老师指教时，钱穆说了这样一番话：“你做这种笔记的工夫是一种训练，但是你最好在笔记本上留下一半空页，将来读到别人的史著而见解有不同时，可以写在空页上，以备比较和进一步的研究。”
钱穆这番话听起来很寻常，但却对余英时产生很大的启示，他由此知道了钱穆对学问的态度：《国史大纲》是他对历史的系统见解，但他不认为这是唯一的看法，而是允许别人从不同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另外，钱穆的话也在提醒余英时，初学者，更应该在不同之处用心，然后去追寻自己的答案。余英时因此懂得，学问的系统应该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他说：“从此以后，我便常常警惕自己不能武断，约束自己在读别人的论著——特别是自己不欣赏的观点——时，尽量虚怀体会作者的用心和立论的根据。”
余英时赴美留学后，钱穆仍通过书信的方式予以点拨、指导，他的指教在余英时看来简直具有“振聋启聩的震撼力”：
“当时我的计划是读完学位后回到新亚去执教，所以主要精力是放在西方历史和思想方面。我的心理颇有些焦急，因为我实在腾不出太多的时间来专读中国书，而中国古籍又是那样的浩如烟海。我在给钱先生的信中不免透露了这一浮躁的心情。钱先生每以朱子‘放宽程限，紧着工夫’的话来勉慰我，叫我不要心慌。这种训诫真是对症下药，使我终身受用无穷。”
所谓“放宽程限”，就是说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所以，不必心慌焦急；所谓“紧着工夫”，就是要时时有紧迫感，要认识到，只有付出一点一滴的努力，才会有一尺一寸的收获。钱穆的话之所以让余英时终身受用，是因为他说出了做学问的真谛，那就是，做学问如同跑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仿佛遥遥无期，但，如果你每一步都踏实，你终有成功撞线的那一刻。
钱穆的话使余英时懂得，水滴石穿，在于韧。做学问，最关键的就是要有“韧”劲。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赤手空拳，筚路蓝缕。学院初期，只有20来名学生，光景甚是惨淡。一年暑假，香港酷热，钱穆胃溃疡的毛病犯了，孤零零躺在一间教室里。余英时去看他，问：“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钱穆说他想读王阳明文集。余英时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
就这样，在奥热的香港，钱穆躺在教室里，读王阳明养病。
陈寅恪：“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
自陈寅恪在清华大学任教以来，就一直被被誉为“教授的教授”，其渊博的学识，不仅令学生惊叹，也让那些名流学者们深深折服。
吴宓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清高孤傲，然而在结识陈寅恪后，却一改往日的性情，逢人即对陈的学识大加赞扬。在其日记里，他这样写道：
“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弛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五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梁启超大名广为人知，但他竟在清华大学校长面前说，陈寅恪“廖廖数百字的价值”抵得上他的等身著作。
刘文典曾当面顶撞蒋介石，够狂吧；还是这个刘文典在上课时说，天下只有两个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本人，另一个是他刘文典，够傲吧。这样一个狂傲之士，看谁都不服，惟独对陈寅恪佩服得五体投地。在西南联大教书时，一次在职称评定会上，他说：“沈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而沈从文只能拿四块钱。”还有一次，敌机袭击昆明，刘文典带着几个学生冒死找到陈寅恪，拉着他就跑，一边跑一边说：“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
在国中，陈寅恪声名远播，在海外，他也享有盛誉。海外的汉学家公认他为学问渊博，见识过人的史学家。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时曾遇到疑惑不解处，便向德奥学者虚心求教，却一无所获，后经人介绍致函陈寅恪，终得到满意的答案，从此对陈十分敬服。
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对陈寅恪的评价是：陈先生能以批判性的方法并利用各种不同文字的史料从事他的研究，是一位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书扇训示陈寅恪的哥哥陈隆恪：
“读书当先正志；志在学为圣贤，则凡所读之书，圣贤言语便当奉为师法，立心行事俱要依他做法，务求言行无愧为圣贤之徒。经史中所载古人事迹，善者可以为法，恶者可以为戒，勿徒口头读过。如此立志，久暂不移，胸中便有一定趋向，如行路之有指南针，不致误入旁径，虽未遽是圣贤，亦不失为坦荡之君子矣。君子之心公，由亲亲而仁民，而爱物，皆吾学中应有之事。故隐居求志则积德累行，行义达道则致君泽民，志定则然也。小人之心私，自私自利，虽父母兄弟有不顾，况民、物乎？此则宜痛戒也。”
看来，陈家长辈对后辈的要求是，读书做人要融为一体。
陈寅恪幼年酷嗜读书，见书就读，不分昼夜。他目疾的病根就是幼年读书种下。中年失明后，陈寅恪曾对友人说：“因髫年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既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小油灯，藏之于被褥之中，……缩印本之书，字既细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
陈寅恪读书是有扎实的童子功的，俞大维谈及陈寅恪的读书功底有如下的评价：
“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陈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攻读之书。”
1902年，陈寅恪未满12周岁，即随同长兄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苦读的日子很艰辛，陈寅恪女儿在文中有如下介绍：
“少年时的父亲，也亲身经历当时日本帝国对中国人的欺辱，心中颇为愤慨。他学习非常刻苦，除完成学校规定课程外，还注意浏览东洋文化科学知识。他这时正值少年生长发育年龄，但因素来胃肠消化吸收功能较差，营养摄入不足而常常患病。父亲曾对我们说过：少年时在日本留学期间，伙食甚差，每天带的便当仅有点盐萝卜佐餐，少见新鲜菜蔬及豆类、肉类，偶尔有块鱼，又腥又生，很难下咽。”
1909年秋，陈寅恪在亲友资助下，独自赴德国求学，在柏林大学读语言文学，1911年入瑞士苏黎世大学，后因学费无着落，于1912年回国。1913年春，陈寅恪再赴欧洲，入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就读。1914年秋，江西省教育司副司长符九铭电召陈寅恪回国，审阅江西选派留德学生考卷，这项工作持续了三年。
1918年秋，陈寅恪得到江西省所给留学官费，本想重返德国深造，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德国很多大学商未恢复元气，便改道赴美，进哈佛大学师从名师蓝曼先生（Charles Rockwell Lanmam，1850-1941）学习梵文及巴利文，兼修印度语语言学、希腊文等。蓝曼先生是美国著名学者，美国东方学权威。有两名中国学生获得他的赞赏，一为汤用彤，一是陈寅恪。1921年2月17日，蓝曼写信给当时哈佛校长罗威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1856—1943），谈到他欣赏的这两位学生：
亲爱的罗威尔先生：
作为校长，您应该看看这份关于耶鲁学生在中国的传阅信。信里的话，都是您已经反复考虑的。虽然如此，我还是请您从头到尾再看一眼。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教过几个优秀的学生，有的是从日本来的，有的是从中国来的。目前我正在指导两名出众的优秀研究生：一名是上海来的陈Tschen（注：陈寅恪留学时姓名拼音为‘Tschen，YinKoh’），另一名是“北都”（一般称北京）来的汤用彤。他们对我真的启发，我衷心希望我们能有许多这样精神高尚而且抱负不凡的人——来活跃我们本国的大批学生。我深信，他们两人都对中国的前途会有卓越的贡献……。
1921年秋，陈寅恪结束了在哈佛的学习，重返德国柏林大学师从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Heinrich Lueders，1869—1943）教授，继续钻研印度语言学。当时，陈家家境日衰，无力资助，而官费因政局动荡常常停寄，陈寅恪因此常常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其长女后来是这样追记其父的留学生活的：“父亲在德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
德国人一般不食猪肉，猪的内脏特别便宜，所以，陈寅恪和其他几个留学生在饭店吃饭时，点得最多的菜就是炒腰花。不明究里的人以为陈寅恪嗜吃猪腰子，其实他是为了省钱。
一次赵元任夫妇去德国游玩，陈寅恪、俞大维请他们听歌剧，两人把赵氏夫妇送剧院门口，就转身离开，赵元任夫妇邀请他俩一道去欣赏，陈寅恪只得如实相告，说：“我们两个只有这点钱，不够给自己买票；如果买，就要吃好几天干面包了。”
当时，海外留学生中不乏追求享乐，只想投机取巧混张文凭之辈，而陈寅恪和俞大维则是心无旁骛一心读书的楷模，人们公认他俩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是“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
对那些以留学为名行玩乐之实的“欺世盗名”者，陈寅恪极为不屑，曾对好友吴宓说：“吾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与这些“欺世盗名”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不求学位只求学问的陈寅恪。著名学者萧公权在文章里曾特意提及这一点：“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陈寅恪先生就是其中最特出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取巧。他们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务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了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经某大学授予某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
陈寅恪的侄子也曾问他为何在国外未取得学位，陈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具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其侄子后来就此事问俞大维，俞答：“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陈寅恪在德国留学期间，生活最苦，但用力却最勤。他这段时间留下的读书笔记多达六十四本，其中文字涉及二十多种，由此，我们可看出他治学范围之广，治学功夫之深。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期间，正值国内政局动荡，官费无法保证，最困难的时候，陈寅恪一天只能吃一餐面包，但他从未因条件艰难而产生辍学的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