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目标选定了鸡公寨，那么，任务就主要落在了组织组员曹延正的身上。
为了更好地接近当地的农民，与他们打成一片，曹延正改姓钟，这样，更能与当地人打成一片。这次我们还是没有化装成教书先生，而是像上次一样，当做生意的山货贩子，专贩野生的动物皮毛。
我们道先要做的就是找一个理由能够长期在那里住下来，但又不会引起当地人特别是绅粮们的反感，还要能与更多的人接触。这让我们费了不少的心思，有人建议让曹延正装作算命先生，借算命的机会，传播革命思想，但大家又都反对，因为这种把封建迷信的思想与革命思想混淆在一起，是对革命的不重玷污，绝不可行，而且，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从事或深入接触过算命这个行业，无法表现得比常人更专业。当然也有人要故伎重演，要曹延正做个教书先生，到那里办下个书塾，以教孩子之名教大人，但这也不太可行，当前全国的革命形势瞬息万变，根本就不可能留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来潜移默化。最后，有人提到了点子上，既然我们所从事的是无产阶级革命，那么，当然就得从无产者入手，绝大多数农民虽然不富裕，但生活安宁，暂时不具备参与革命的觉悟，但是，要以通过一些赤贫者的转化，来教育更多的人。所以，最终，我们选用的策略就是，让曹延正装成看淡了外面纷扰的世界，假借做山货贩运，想到寨子里避世的人。有了这个借口，就可以找一家人佃一间屋子住下来，通过与屋子的主人进行交往，再联络更多的农民，从而逐渐扩大教育面，使所有农民的觉悟得到提高。
几天后，我们再次回到鸡公寨，这次，我的挑子里没有装上动物皮毛，一头是满满的书，另一头是一些生活必须品。寨里好些人已经对我们有了印象，虽然没有生意可做，但是，他们还是愿意招呼我们，他们凭直觉，认为我们绝不会是坏人。我们找了一家房屋稍稍宽大一些的人家，问他们能不能佃一间屋子与我们住，租金好商量，那家人自然求之不得，很爽快地答应了。
晚上，我们就用带来的生活用品，摆了简单的一桌，请主人与我们共餐。主人一见，也把自己家里的一些觉得还拿得出手的东西凑在一起，要打个平伙，于是，这一餐就吃得相当的执闹了，大家像久别的朋友一样，尽情地吃着，尽情地摆谈着。也算我们的运气好，这家的男主人正是个健谈之人，在年轻时，他也出外闯荡过几年，一说到外面的世界，便有些停不下来，特别是他在山城的经历，更是侃侃而谈，兴致很高。
曹延正就问那人到过山城的哪些地方，他说到过哪个门，居然就说到了临江门，还说在那里帮人搬过几次甘蔗。这时，曹延正就说，自己在临江门那里有一些房产，自己了在那里做过生意，这样，两人就像故人一般聊起来。这个我一向比较敬重，有着信念的人，为了工作，居然在说话时经常投他人之好，还故意拿与那家人同姓做文章，说两家说不定在多少年前还是一家人，于是曹延正就提出与那家人认个亲。那人却有些犹豫，我当时以为他们对外来人有一种防范，但到后来那人亲自告诉我，他是因为担心认了亲以后，再收我们的房租，会让人觉得他很贪财，山里人的纯朴可见一斑。那人叫钟财旺，四十来岁，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老人都还健在，因为比曹延正在，曹延正就称他为大哥。
接下来的谈话就变得深入得多，与我们上次来听到的话就有了一些出入。
曹延正说：“大哥，我们在进山来时，路过了很多地方，到处都有人在闹减租退押，你们这里怎么就没有动静呢？大家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结果自己反而没有吃，长年累月吃野菜。”
钟财旺说：“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几年，我在外面的时候，就听过，还见过一些搞运动的人，但最后，他们都没有成功，还死过一些人。前几年，我们山里还来过好些人，他们就是搞这个的，结果逃到了这里，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又走了。现在搞起来，跟上次不会有什么区别，当官的抓几个人一治，马上就没什么消息了。”
“大哥，你说的上次我也知道，那是次没有成功，是因为抗战的暴发，全国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所以运动自己就停了下来。这次可不同了，农民们要起来革命，争取自己的权益，要分绅粮的田地，自己的劳动成果自己享受。是不是这里太偏远，信息不畅通，大家都不知道？”
“应该是吧，我已经好几年没下山了，外面的世界，变化很快。”
“是啊，变化真是太快了，我已经把我的在临江门的房产全部分给了没有房子住的人，不再过寄生生活，过几天，我手上的积蓄用过错，我也要回到城里过自力更生的生活，用自己的双手养活我自己，我要跟你们一样才行，自食其力。”
“像你这样的有钱人还真少，谁不想过好日子，只有多数人过紧巴巴的日子，才能保证少数人过好日子。”
“大哥果然是见过世面的人，说出的话很有道理，我的那些工人也这样说过，所以，我听了他们的建议，把房产全分了，他们也不来革我的命。如果他们不主动的话，那些房产还好好的属于我，说不定，我还在城里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说句笑话，我从来都这样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土地，是所有农民的土地，工厂，是所有工人的工厂，这不合理的社会，是应该革命了。”
“革命就是革有钱人的命，但是，他们有钱有势，哪里能让你随便的革。”
“不过，如果农民兄弟不主动站起来革命，革命果实当然不会从天上自己落下来，天下从来就没有救世祖，靠的都是自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都得听老天爷的，我到外面也算是闯荡多年，已经看出了这个道理，是穷人，那就永远只做个穷人的命，永远也成不了富人。你不要小看了那些绅粮，他们能做绅粮，那也是前世的命好。”
“你这是严重的封建思想，既然是人，那就得由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如果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掌握，那还能算个人吗？说得不好听点，那只能算作牛马。”
“是龙就下海，是农民就下地，不管牛也好，马也好，天生就这命，难道你能让牛吃肉，马吃肉，那他们就不能被叫做牛或者马了。是牛做牛，是马做马，也算是过上好日子了。人也一样，有人做龙，有人做虎，有人做儿狼，也有人做狗，当然，也有我们这样的人做牛，做马，这都是命。这是我在外面闯荡的最大收获，所以，我又回到了农村来，做自己的农民。”
这样的对话已经完全超出了曹延正的预计，好在，他确也出生于有钱人家，也有自己独特的体验。
“你看，我的命如何？是个什么命？大哥。”
“你就是个有钱人的命。”
“何以见得？”
“你不会下地干活，就能吃得好睡得好，还有个下人帮你，还是不有钱人的命吗？”
“就凭一个命字，就能让我不劳而获，你觉得，这个社会公平吗？就算我家有万罐，那也不是我创造的，凭什么由我来享受。而且，我家里的那些钱，也不是我父母自己创造的，同剥削劳动人民得来，这样的钱，全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凭什么劳动的人不能享受而不劳动者却偏能享受呢？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社会！连天理都没有了。”
曹延正并没有能说服钟财旺，但他却非常自信地认为，只要能建立沟通的管道，接下来就有事可干，如果互不理睬，那才是绝境。
第二天，曹延正就坚持与钟财旺一起下地，为了便于他更好地说服钟旺财，曹延正不要我下地帮忙。
“除了所谓的命，大哥，你觉得我与你有什么不同？”
“当然有不同了，你细皮嫩肉，一看就是有文化的读书人，有文化，有知识。”
“知识和文化都可能通过学习获得，如果你们参加学习，一样可以有文化。”
“我们怎么可以参加学习，我们不得种田吗？那就得饿死了，全家都得饿死。”
“我们不劳动，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但是，你们不劳动就得全家饿死，这公平吗？”
“不公平，又怎么样？老天爷是这样安排的。”
“老天爷？谁见过。天道循环，总得有个规矩，但总不能以牺牲大部分人来成全小部分人吧？所以，这老天也是不公的，应该被革命！不过，老天爷都只是人们的借口，哪里有老天爷存在，倒是有的人维持了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所以，我们得把这些人打倒了，才能让所有的穷人也过上好日子，不再受人剥削、压迫。”
曹延正一直坚持这样的思想，就算自己没有在表面上说服他，但是，只要他能静听自己的话，那么，就离成功进了一大步。革命的道理就像是种子，不可能丢下去就发芽，得有一个过程，只要有土壤，有水份，就一定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这天的劳动，让曹延正的双手出了好几个血泡，他端着碗时也在不停地发抖。
又一天到来，他仍旧跟着下了地，为包谷地耨草，隔着好远的距离，我都能发现他紧皱的眉头与紧咬的牙关，汗水很快从他的额头上流了下来，但是，他还是顽强地坚持着。如今，这双曾经拿惯了笔杆的手，正经历着如同蝶变似的折磨，然而，当他正面面对钟财旺时，却要装出极为自然的表情。
钟财旺似乎也感觉到了曹延正的痛苦，要让他去休息，但他却一直咬牙坚持着。这让我想在读书高中时时事组织中提到过的一件事，当时，全国都在搞所谓的“三进三同三个一”活动，也就是说要当政者到群众的家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因为我父亲当时正好抽调到了区委的学习办公室，了解了干部们参与活动的情况，所有的人都只是做个样子，让照相机与摄像机记录下摆出的样子后，给点钱财，然后立即就散伙了，如果这些人真的看看像曹延正这样的前辈们做的事情，他们也许就该真的无地自容了。
到中午时，在没人的地方，他把他的手伸出来我看，血泡早已经磨破，新肉再次被磨破，血正不停地渗出来，把锄把都染上了红色。
晚上，曹延正拿钱向寨里的人家买来一只大母鸡，并准备了几样小菜，让钟财旺请了三个朋友来一起喝酒。
物以类聚，这三个虽然并不像钟财旺那健谈，但是，因为也见过些事面，谈吐还是有些不同，对当地、对外面的世界多少有些无奈，找不到自己作为人的位置。他们也思考过、向往过、努力过，但是，无论在哪风景点，那种低人一等的感觉都相当明显，那种氛围像发臭的空气一样，将他们死列地罩住，任你挣扎，始终都只能是徒劳无功，在上的始终在上，在下的，永远在下，享乐的依然享乐，不苦力的依然下着苦力。
“像大家这种生活状态的人多不多？我们可以看看身边的人，多数人都像牛、马一样生活着，而让少数人能高高在上，是多数人的血汗供养了少数人，这合理吗？这公平吗？至少，这种现象说明了，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要改变这种状态，唯一的办法，就是像全国其它地方一样，所有的穷苦人团结起来，与这个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展开斗争。为什么我们总觉得无论怎么挣扎都没有用，有时，越是挣扎，越是有种被紧紧勒住，为什么？因为大家各自为政，明哲保身，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谁也不支持谁，那谁还会有力量。像这支筷子，我能轻易把它折断，如果是两支，那就要困难很多，如果再多，最终就无法折断，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早年，我们想到团结更多的人，而不是依靠几个人去闯荡，结局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他们有枪，就算我们团结，也干不过枪吧！”
“难道我们不能也有枪？我告诉你们，我到过一些革命成功的地区，农民们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种自己收，他们还有武器，也就是枪，用以保卫自己的权利，保卫自己的劳动成果，任谁也抢不去。平时，他们是农民，一量有敌人来，他们就是战士，拿起枪来与敌人战斗。大家想想，是贫苦的农民多，还是有钱人多，谁的力量更大一些。所以，只要团结起来，就能壮大我们的力量，敌人反面会害怕，革命就会成功。你们听，他们的口号是是什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好大的气魄，连全世界的穷人都联合起来了，还有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战胜？难道只有我们的鸡头寨不能团结起来吗？”
听了曹延正的这一席话，桌上的人都沉默了。
“一句话，要改变命运，得靠自己，要改变命运，得靠团结，没有团结，一盘散沙，就像一支支单独的筷子，很容易就被人各个击破了。”
酒席成了动员会，曹延正很好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抓住了这群见过世面的人，但是，当具体到寨里的绅粮钟进友时，大家的态度却立即发生了变化。钟进友是他们的本家，对所有本家都还不错，在押佃的收取上，给了本家人最大的信任，并不像其它地方的绅粮，想方设法加重对农民的压榨。而且钟进友还是个大善人，逢年过节，会请寨子里的老者、长辈坐席，修桥铺路更是常事。他发动寨子里的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修建了以他家大院为基础堡垒，堡垒有四五米高，足以抵挡“棒老二”大规模的攻击。只要收到“棒老二”要袭击寨子的消息后，寨子里所有的人，包括外来户，都可以进去躲避，他还曾免费提供稀饭，并发给男壮武器，共同保卫寨子。
夜深人静，曹延正从在窗前，整个人浴在月光里，仿佛一尊一动不动的雕塑，现在，应该是我们进展大大超过了预期，已经抓住了这几个在寨子里有一定发言权的人，如同在曹家湾一样，这里的人虽然受着残酷的剥削，但因为都是祖制，也就让人从心里面接受了这个事实，公不公平，那不是人能作主的，祖宗与上天已经定了的，是命运的按排。而且，旨粮似乎也极懂得收买人心，在为自己服务的同时，也尽量让人觉得这件事对所有的人都有利，而且似乎对穷人更为有利，使得这种不公平存在的基础更加牢固，更具迷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