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了“看背影”症候！每天一早，到离家四个街区的“隆庆”杂货店买报纸时，总要在店里的货架间磨磨蹭蹭，不肯马上离开。眼睛偶尔扫视手上报纸的标题，此外，就是耐心地投向一个背影。幸亏背影不属于性感女郎，若是，我肯定被爱管闲事的收银员暗里讥笑为“老色鬼”。背影极为普通，矮小的身架，切肉师傅才穿的白制服，后摆沾上红的黄的斑点，幸亏他站立的位置离肉柜上头的电光管很远，不然，衣服就脏得太抢眼了。他操刀分解一扇扇猪肉，剔骨刀的寒光在襟前闪来闪去。第一回，我差点张口大叫：“是刘达权吗？”但终于没张口，怕受在背影前面卖肉的年轻老板责怪是理由之一，更重要的，是刘达权听到，也只能转身向我打个招呼，随即又埋头切去排骨边沿的肥肉。新来的打工仔，不可能搁下刀子，走过来和我握手、说话，更不可能随我走出门外，到街对面的咖啡馆小坐，即使他知道美国的工人，每工作4个小时，就有15分钟的“咖啡时间”。
招呼一直不敢打，好奇心却没衰竭。看着这背影，一天比一天惊讶，因为它没一次转过来，让我看庐山真面目。不变的姿势：低头，右手运刀，左手将排骨归堆。我盯多久，这姿势就维持多久，直到一边以蹩脚的广东话“请让路”吆喝，一边以肥厚的肩膀“披”着一扇雪白的肥猪，从大门呼哧呼哧地进来的肉食公司洋送货员逼我才踱出门去。
我被背影纠缠着，本来，事情不难解决，只消在门外再站上一个半个小时，或者趁午饭时间再来，背影迟早转身，可是，我偏偏迷恋这一个小而可笑的悬念。它像我儿时被饿得六神无主之际，放在口里的一颗早已失去滋味的话梅核子。舍不得丢掉，为了它牵引着纷乱的青春记忆。说起背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名的一个，属于朱自清的父亲，这个因收入历年中学教科书而深入人心的形象，被演绎为父爱的典型，在言必称阶级斗争的年代，又给归类为对万恶旧社会的控诉。可是，即使在父亲下放农场，难得回家的童年，我也没被朱先生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感动过，它太单薄了，和彼时人间举目皆是的饥饿、贫困与冷酷比起来，小资的凄凉别说不够斤两，甚而近于做作。当然，和它比较，“刘达权”的背影未必增加多少历史性的内涵、形而上的分量。刘达权这位乡亲的意义，是我在看过许多回背影以后，才逐渐显露的。
说来好笑，开头我连刘达权的名字也想不起来。那是新春过后的一天，我在沙发上读书，妻上街回来。一边把猪肉啊鸡蛋啊波菜啊往电冰箱里放，一边兴冲冲地说：“我在‘隆庆’遇到一位新乡里，猜猜是谁？”我连眼珠也懒得转，把冷水泼过去：“算了吧，成千上万人！”这是大实话。我们来自侨乡，这二三十年间，从一个不足100万人口的县份，已有10多万人移居外地，而旧金山作为传统的“上埠”首选地点，新乡里源源而来，我当知青时所落户的村庄，有一半乡亲能在唐人街的同乡会里碰上。妻见不奏效，便提醒：“这个人你不会忘记——他当过大队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辅导员’！”我唔了一声，把书合上，想了一会儿，一个影像，隐藏在当年流行的120胶卷里面，一直没有冲晒，黑压压的。我嗫嚅着，带着些微睡意。大概判定我的记忆力无可救药吧，妻子放弃追问，忙于准备晚饭。在水龙头沙沙水声中，一个名字，才在我的脑际清晰起来。
“刘达权！”我惊醒似的，叫了一声，吓得妻摔掉手里的菜，跑出厨房。我得意扬扬地问：“没错吧？”妻怜悯地看我一眼，回去炒菜。我继续努力往记忆里注入“显影液”。
青春年代的一个人物，在人生的晚秋，终于显现。他站在岁月的镜面，狭长脸，不过不失的五官，黧黑皮肤，瘦削，轻巧。一个在珠江三角洲的乡村里常见的男人，毫无特色，唯一的可观处，是笑时嘴唇的弯度特别夸张，有点像旧金山街头的小丑，那涂满白油彩的脸上，半月形的血红唇线。
和达权没见面多久了？若将光阴喻为流水，我们出发时共聚“江之头”，今日相逢在“江之尾”。中国20世纪初出生的许多作家，青春年代崭露头角，尔后在残酷的政治运动如批斗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文革”之中沉沦，晚年才获平反，都勉为其难地写怀旧或反思之作。为了对一生有个交代，进八宝山前都出一本书——只有青年与晚年，其他的黄金时光消耗在与笔墨绝缘的劳改场、牛棚，干校，这书叫“头尾集”。我和刘达权的关系，也只有头和尾。想到这里，兀自苦笑，自语：如果说上帝创造万物，那么，“时间”就是“变迁”这一人生主题中唯一从头到尾的在场者。聚散就是间隔，几回缘悭一面，当时漫不经心，回头已是百年身。
然而，一旦拼足力气回忆旧事，把覆盖着达权的层层叠叠的日历一一剥离，怪不怪？愈来愈清晰的，仍旧是他的背影。那是70年代初期的乡村。我在小学所附设的初中担任民办老师，凭每月25元的微薄薪水，养活自己尚且勉强，但比起一门心思学大寨，靠出勤赚工分的社员，又胜几筹。达权那时也是20出头，家境近乎赤贫，父亲早逝，和寡母相依为命。他“文革”前只在毫无名气的公社办农中念过两年，生产大队的党支书尽管和他关系不错，也不敢把他塞进学校来，他只好屈就“毛泽东思想总辅导员”一职，管的是近20条自然村学毛著这等貌似神圣其实最为冷门的事体。没有固定工资，只在大队领误工补贴。他不时趁来大队部开会的空当，拐进学校以旧祠堂改成的教导处，找我聊天，谈到当然不是他的本行毛泽东思想，而是报纸上的新闻，以及文学。谈之不足，还拿些文章来请我提意见。文章都写在一种特别的纸上，我不好问他从哪弄的，很可能是在大队部写标语时裁下的有光纸，带颜色的一面不用，只用底面，每张纸裁成一尺见方以上，密密麻麻的字，属于中不溜儿，好在够工整，一笔一画，不用三角尺不能画得那么直。至于内容，都是跟在党中央的《红旗》、省委的《南方日报》和本县的通讯后面，联系本乡的事作点发挥，文从字顺，缺点是没棱角，也就是缺乏彼时最讲究的“战斗性”。老实话，这些时髦玩意，我上课时不得不违心地照本宣科，平时是不会碰的，放着托尔斯泰的《复活》不读而去研究什么“资产阶级法权”，不是吃错药吗？我虚应故事，指出他的语病，压根儿不想帮助他“提高”。他毕竟是聪明人，很快觉察出我的不耐烦，不再拿一捆标语纸装订成的“学理论心得”强迫我“指教”，改为听我谈读歌德的《浮士德》、屠格涅夫的《罗亭》。“洋人这样过日子吗？”他睁大锐利的小眼，对着老祠堂的粗大梁木发了阵子呆，搔搔头，不再说话。我晓得，他不是没话说，而是有顾忌，“总辅导员”好歹算“意识形态官员”，尽管在大队部门口出黑板报时被在旁抽水烟筒的耙田佬讥笑为“屁事不顶”。
我敷衍他的文事，但对这个同龄人，慢慢喜欢上了。为了他的志气，他家境如此之糟，却没沾染上占小便宜的低贱作派，他来学校找我，多半是夜晚，老师们凑钱煮夜宵，临到开饭，他一定托词溜走，免得我装模作样地挽留。除非出勤，他的旧衣服即使打上多个补丁，也是干净清爽的。他只要出门，就不会让你看到寒酸。随着交往的频密，他的心也渐渐敞开。1972年的秋天，我从学校步行回村，他刚刚把进山打的柴草挑进墟里，卖给一个砖窑，扛着扁担和绳子回家，路上遇上我，看我手里握着一本封面脱落的教科书，抢过去翻翻，叫起来：“是大学中文系的讲义哇！”我解释说，“文革”前的，早被判为修正主义毒草了。他边走边翻，看到涅米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轻轻念起来：“你很穷困/你也很富足/你很强盛/你也很衰弱/俄罗斯，我的母亲！”他喃喃自语：“自由，在中国，谁能快乐而自由？”我哈哈大笑，为了这妙不可言的反诘。他突然兴奋起来，把扁担扔在路上，从胸前的小袋里掏出两张纸币和几个硬币，向着收割后空洞的田野呼喊：“我他妈的有两块一毛五，就有了进供销社买三两三蒸米酒的自由！”我站着，没有附和，眼里却含着泪水，唉，这赤贫农家的后生，被残酷的生活压扁了。他激动过后，拿起扁担，亢奋地走开。单薄的背影消融在暗黄的暮色里，旁边，黑蝙蝠掠过，有如总是预兆不祥的“政治”。
1973年8月间，学校还在放暑假。一天午后，倾盆大雨正下着，村头灰蒙蒙的。他穿着笨重的蓑衣进我家门，带来的雨水湿了半个卧室的介砖地板。他神情悲壮，决绝，教我想起“背水一战”的成语。我请他坐下。他把好几层塑料纸拆开，露出几张标语纸。“看看，这回出手能不能成事。”是一封信，收信人是县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张某。再看题目：农村资本主义复辟触目惊心。我在滔滔雨声里飞快地浏览这封精心构思的告状信。他不安地转动着手里的茶缸，等候我的评语。我哧哧笑起来，拍一下他昨天被130斤的柴草压肿的肩膀，说：“刘铁生，想一鸣惊人吗？”我改掉他的名字，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一年的风云人物，非辽宁的“白卷英雄”张铁生莫属，这位插队知青，被公社推选去考大学，他只答了三道小题，却在试卷中写一封给领导的信，为交白卷辩护。江青将他树立为“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张铁生平步青云，不但进了大学，还马上当了官。眼前这位走投无路的穷光蛋，从有关张铁生的系列报道和评论获得灵感，想撰写一封“有水平”的信，希望获得出身于“大批判写作组”的县管委会张主任的重视。只要张主任向公社的头头打个招呼，他就能以“反潮流”的青年斗士的角色，受到提携，不说坐直升飞机到地区级、省级机关，被抽调到路线教育工作队去，锻炼两年，以后即使没出掌县委某部门的福气，也跳得出农门，吃上国家粮。他殚精竭虑地追求的“自由”，内容和“三两三蒸米酒”类似，实惠得很，那就是：非农业人口加上有固定工资的工作。我为了对得起他冒雨登门的诚意，认真地读了两遍，信确实比以往写的“学毛著体会”充实得多，造反的火药味浓浓的，连平日待他不薄、把他委任为总辅导员的大队党支书也成了靶子，被揭发为“鼓励南巫先生（即巫师）为××村去世老人做法事，进门喝酒”，还有，××村算命先生盲公常的家门口每到墟期必挤满顾客，还有××生产队为了风水改掉文化室的门口，最后严肃指出，无产阶级文化一定要占领农村阵地，云云。我长长地叹口气，说：“没意见，就这样吧！”“连文句的毛病也不必改吗？”他不信任自己的文字功底。我肯定地说：“你下足工夫了，基本功没说的。”“还用说，两天两夜没睡，下死劲磨，稿子抄了五遍。”他得意地说，揉揉布满红丝的眼睛。“就这样寄出去？”“随你。”我竭力忍住恶心，却很快原谅了这种肮脏的钻营。极度贫困所激发的求生意志，带着不择手段的冷血和超乎常人的狡猾。张铁生这个新出炉的典型人物，提供给“有志气的青年”的，类似于溺水者能抓到的唯一的救生圈。达权获得我这“老师”的认可后，大大松了一口气，起身告辞。我送他出门。门外，雨势依旧，屋檐的水化成瀑布，在他臃肿的簑衣上爆开带烟气的粉末。他伸手进领口，摸摸被塑料纸包裹着的信纸，放心了。我带着戏谑的口吻说：“送你两句诗，李太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似懂非懂，说：“这一首中听些：‘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说，裴可斐这首诗，大有问题，生命和爱情都抛弃掉，自由落实在哪里？自由是生命的翅膀，是爱情的雨露。达权苦笑说，我的自由可低级，你别笑——锅里有饭，钱包有银纸，老娘的眼病能治，漏雨的屋顶能换，不用打光棍。“三两三蒸米酒算不算自由？”我记起他的名言。他说，怎么不算？醉了就能狂想，那才叫彻底的自由！说罢，他转身，进入雨帘里。我凝视着他庞大的背影，在交错的雨线里消隐。
这年的秋天，达权时来运转，被调到县里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简称“路教”）工作队去，这意味他进入干部的后备军，一两年后，若被领导看中就当官去，次一等的进国营企业吃皇粮，有了城市户口，从此告别倒了八辈子霉的穷村庄。他一口咬定是那封“无论从联系实际的角度还是从思想的高度看都出类拔萃”的告状信，使张主任眼睛一亮，进而指名要调他。后来我打听到，张主任没工夫看这类群众来信，挂号信转到信访办，办事员看完，觉得这类事件农村层出不穷，谁也管不了，没回复的价值，便塞进旧档案去。他有这出头之日，全靠大队党支书，也幸亏党支书不知道告状信上有他的罪状，无非看达权那几乎瞎眼的寡母分上，在推荐名单上把达权列为第一。
这以后，达权远走高飞，听说“路教”之后，在沿海一个公社当了秘书，他一直充满信心的“笔头”总算排上用场。我作为下乡知青，也被招工进城，在小衙门当最低等的小文书，直到出国。
在异国一个杂货店的肉档后面，达权成为一个背影，被我每天一早盯上一两分钟，距离他在雨天进我家门来，足足36年。我穷极无聊，并不急于揭开谜底，反而趁这一机缘，回溯往昔，探讨乡村一个半拉子读书人的命运。循着达权的人生轨迹想下去，免不了触及当时常常拿来开玩笑的名词：自由。彼时的中国，我们的自由被剥夺个精光，说话的自由和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后来，达权所界定的“自由”，他自己一步步地拥有了。然而，“自由”的含义也逐渐扩展，正应了乡下人讥笑贪得无厌者的口头禅：“上得床来又要被。”棉被有了，要丝绸被，要鸭绒被，太空被，电热毯，不需被子的空调房，室外风景，用人，长生不老……每一步都理所当然。自由啊，何处是止境？
在我看背影看了一个月之后，达权来了电话，客套之外，也说到如今的处境。他说他夫妻是嫁到旧金山的女儿申请来的，绿卡到手了，住处有了，是唐人街廉价客栈里的单房，论居住条件，几乎给打回旧日和老娘住的乡村老屋。工作没着落，来杂货店的肉档当下手，不算正式工作，老板出不起每小时8块9毛的法定最低工资，只能每月付现款500美元，每天干9个小时，时薪不到3块，“总比坐吃山空好”，对提供最低级饭碗的同乡付出最大的感激。他不愿多谈自己，却大谈在老家因超过21岁不能一起移民的长子，“在律师事务所当律师，接得都是经济大案，动不动上百万，这小子，西装是香港西环的洋服店度身定做的……”
“达权啊，说说对‘自由’的看法吧，你从前，崇拜也好，嘲笑也好，常常用上这个字眼呢！”
“有这回事？上60以后，老忘事。”
“你不能不承认，你现在拥有的自由，是这辈子中最多的。”我启发他，他没回答。
待到我下决心和他见面，具体谈谈“自由”之时，他行将搭机回国，正在收拾行李。“回去放放风，以后来再和你上茶楼。才来几个月，洋荤尝够了，苦，累，腻……”他在电话里兴冲冲地说，语气自是迫不及待。最后，我向他求证：在“隆庆”，老是向着墙壁干活的切肉师傅是不是你？我每天等着看脸，一直没等到。他不好意思地说：“不是我是谁？唐人街的餐馆请洗碗的，接公所介绍我去见工，老板看我一眼，就要我回去等电话，申请表也没让填，又老又瘦小，他怕我没力气把碗碟捧上架。这份工得来不容易，老板看我老婆是他妈妈的堂妹，才这么照顾的，哪敢偷懒吗？连转身也不敢，埋头切肉，手不停，一直到吃饭或者老板吩咐去干点别的。”语气却没有怨怼，只有侥幸。
我搁下电话，打开纪伯伦的《先知》，一段话自动跃进眼帘：
“事实上你们所说的自由是这些铁链中最粗的一条，虽然它的链环在日光下灿烂发光而眩惑了你们的双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