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蔑视死亡的硬汉，一生向往惊险和刺激。与伙伴们攀击，到莽林中露营，去西班牙斗牛，奔肯尼亚猎狮，入汪洋大海搏鲨。投身一战中的意大利、内战中的马德里、二战中的法兰西，冲进枪林弹雨，脚中百余块弹片，仍背负伤员向急救站猛跑。更爱猎艳，先后和四个妻子—哈德莉、宝琳、玛莎、玛丽—结婚。追逐美女，把好莱坞的艳星英格里·褒曼、阿娃·格德纳等编入他“干女儿”的队伍。喜自夸，自认为是美国文学的家长，竟把著名作家斯各特·菲茨杰拉尔德视作新手，要教导他如何写长篇小说。好吹牛，说他五岁那年就赤手空拳拦住一匹脱缰的惊马；无中生有地吹嘘自己曾跟荷兰籍的巴黎名妓、以间谍罪被处死刑的玛塔·哈莉酣畅淋漓地做过爱。这就是写过《乞力马扎罗的雪》和《老人与海》等名篇、其作品被15次拍成电影的海明威的复杂性格。
海明威酷爱河流和海洋。他一见湛蓝的水面，就心花怒放。水里的鱼是自由的，他比鱼更自由。他一生的爱好，除了写作就是渔猎。渔猎，丰富了他的写作素材；紧张的写作生涯，用渔猎活动来调剂和放松。渔猎是他生命的重要部分。
2002年一个夏日，我从芝加哥西郊木匠村出发，到爱尔京小镇乘火车进市中心，在芝加哥河畔雇了一辆出租车，经过多次问路，才找到橡树公园大道北路200号海明威博物馆。参观馆内的展品，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他写作用的那台打字机以及用各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的他的作品集外，就是作家生前用过的钓竿、渔网、渔篓，他捕鱼用的小船，还有他两手提着钓到的鱼儿让人拍照的得意笑容……据他母亲格莱斯·霍尔回忆，海明威3岁生日那天，就跟他爸爸去河边钓鱼。那时他已能掌握好鱼上钩的时机，及时把吃饵的鱼钓上岸来。我在博物馆里看到一张他6岁那年头戴草帽、身带渔篓、站在河边持竿垂钓的照片。从表情看，他已是一个聚精会神、耐心沉着的小渔翁了。正像有的儿童3岁就能弹琴、4岁就能作画、5岁就能吟诗那样，海明威的钓鱼本领，是一种天赋。他父亲克拉伦斯·爱德蒙特是个钓鱼迷。幼小的海明威继承了父亲的遗传基因。我看到他9岁那年写给小学同学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兴奋地说他到河里逮到了6只大蛤蜊。进了中学，一到夏天，整个暑假他都在密歇根湖畔的林子里野营、游泳、钓鱼。成人之后他离开芝加哥，足迹遍及四大洲，走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写到哪儿，就钓到哪儿。1932年，他在西班牙观看斗牛期间，竟特地从大西洋对面的纽约订购精美的鱼竿。20世纪20年代末，他定居在佛罗里达的基韦斯特渔岛，听说离迈阿密只有45海里的别米尼地方，渔产丰富，是渔人乐园，便花了7500美元向纽约布罗克林船厂定购了一艘渔艇，以便前往捕捞。就在这艘命名为“皮拉尔号”的渔艇上，他听到受雇于他的打渔人卡洛斯讲的一个故事，说曾有一个穷苦的渔民，深入大海，经过几天几夜搏斗，终于逮到了一条大鱼，但最终它又被鲨鱼吃光了。海明威当时就觉得利用这个故事可以写出一部小说。但一直犹疑着不敢动笔，他担心写不好，因为还没有发掘出包含在这个故事里面的深刻、丰富的寓意。
海明威认定：海洋是迷人的，诱人的，使人心胸开阔、心旷神怡的。那里有那么多奇特的鱼类，供他捕捞；那里有那么多飓风大浪，供他历险、闯荡。
青年时期，他特别欣赏温斯洛·霍墨以大海和渔民为题材创作的油画作品。霍墨1899年创作的《湾流》，表现的是汪洋大海中一个黑人斜着身子紧握小船舵把，冒着狂风劈波斩浪勇猛前进的情景。一心想与大自然拼博的海明威，觉得此画像是专为自己画的，为之迷醉和倾倒。
海明威定居的基韦斯特岛距美国大陆160公里，与佛罗里达海峡对面的古巴哈瓦那隔海相望，相距只有百多公里之遥，与我国台湾海峡中金门和澎湖列岛的距离相仿。
基韦斯特岛上的渔村建筑兼有古巴、西印度群岛和美国的特色。周围鱼类资源极其丰富。海鲜店里摆满鲐鱼、鲈鱼、鲢鱼、鲷鱼、梭子鱼、金枪鱼、飞鱼、海龟、乌贼。酒吧里喝酒的渔民唱着捕鱼小调。西班牙餐厅里跳着伦巴舞。椰树和棕榈梢头的大叶，吹来阵阵咸腥的海味。海明威滨海而居，在涛声中睡去，又在涛声中醒来。他喜欢这种自由、浪漫的消闲环境。
每天他划着小船出海，喜在茫茫水域上悠然独处。他在水天一色中静静垂钓。即使有海鸟飞到他船头上暂息，他也一动不动，如果有鱼儿上钓，钓竿颤动，他便轻轻地把钓丝慢慢拉上来。钓丝像琴弦似的绷紧，水花四溅。鱼儿离水前挣扎腾跳。猛地一拉，一条几斤重的金枪鱼就啪的一声落进了船舱。海明威这时就得意洋洋地自言自语：“鱼儿，我对不起你。你是我的对手，也是我的朋友，是我大海上最亲密的伙伴。”
在这片水面上，他看见过五十多条巨头鲸浮出海面，像舰队似的掀动波浪，喷水而过，惊心动魄，叹为观止。有时箭鱼成群结队，袭击他的小船，几乎要把它拱翻、啄漏。当季风从东北方向吹来，马林鱼们从深水里浮上来，露出水面，随风游弋。它们那高高竖起的大镰刀似的尾巴，飞快地犁过波涛起伏的海面。一旦这些自由的精灵受到外界攻击，它们立即改变体姿，竖起背鳍，张开宽大的蓝色胸鳍，探出长剑似的吻，迎击来犯之敌。
有一天，海明威的鱼钩钓住了一条数百公斤重的大鱼。那个庞然大物，像个拖拉机似的竟拖着他的船游了8海里。海明威跪在船尾，腰间缠着钓绳，跟巨鱼作持久的较量。那场人鱼之战，持续了近两个钟头。最后他慢慢牵动绳索，每动一下就把它拖上来一尺。眼看巨鱼要到手了，咔嚓一声，钓竿突然折断，那大家伙脱了脸，一下子逃得无影无踪。此时他精疲力竭，大汗淋漓，坐在船上咒骂了半小小时。失败后回岸途中，又被阵雨淋得透湿，结果得了肺炎，治了很长时间，才逐渐康复。
一个人干他最感兴趣的事，多苦也不觉得苦，相反，倒是乐在其中。日子长了，海明威看着海面的波纹，就知道水下潜游着什么鱼类；瞧一眼天空飞云的形状，就能判断出未来几天气候的状况。实践出智慧。他的钓鱼技术越来越精湛。
那时，古巴每年举行一次国际钓鱼锦标赛。海明威参加了。他一出手就不凡，不长时间就钓住了一条大鱼。他欲擒故纵，放下长长的钓丝，让大鱼疯狂逃窜，消耗其体力。过了一段时间，他把手探进船舷旁的水中，发现船速已慢，知道鱼的体能已快耗尽，便收缩钓丝，用尽平身之力，把它拖上船头。称一下，大鱼重达354公斤，竟创下了海上垂钓重量的世界纪录。
笔者家乡在上海市崇明岛。那里是河港众多、阡陌纵横的鱼米之乡。我那时和同乡作家徐刚都是捞鱼摸虾的能手。如果我们在河沟里钓到或网到或赤手捉到一条两三斤重的青鱼，就会在长满芦苇的河岸上高兴得蹦跳起来。我在北京的作家朋友母国政，有一次在城北柳荫公园河塘边举行的钓鱼比赛中竟钓到了一条9公斤重的大鲤鱼，在陈建功、刘连枢等钓友帮助下才把它连抄带拖拽上岸来。此事传为文坛佳话。《中国体育报》记者当时正好在场，立即向他采访。第二天该报头版又发消息，又登照片。我们在路上见到国政，就竖起大拇指夸他。他谈起那次钓鱼成果，眉飞色舞，还说报上照片的尺寸，跟叶乔波的不相上下。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请读者诸君比较一下，海明威当时钓到的大鱼，比后来母国政钓到的那条，重40倍之多！当时这位大作家的喜悦、兴奋、得意之情，真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了。参赛的各国钓鱼好手们围拢过去，向他投去羡慕的目光。哈瓦那、纽约的报纸、杂志，都登出了长篇报告和巨幅照片。海明威成了钓鱼英雄，他的亲友、读者更是对他崇拜有加，贺信、贺电像雪片似的飞向他寓所。
没有极限体验的阅历，绝写不出让人体验极限的作品。有着如此丰富钓鱼经历的人，写起《老人与海》来，当然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1952年，首发《老人与海》的《生活》杂志在48小时之内竟出售500万本之多。这是杂志出版史上的空前纪录。街上遇到海明威的人，疯狂地跟他拥抱，亲他吻他。《老人与海》，一时成为全美的谈论话题。出书之后，它很快被译成几十种语言，传遍世界各地。意大利语译者边译边哭，眼泪打湿了稿子。很快被人改编成电影，在美国各地影院上映。盛况空前。不久，他理所当然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正因为海明威对大海知之甚深，故他的创作理论也用海上景象作比喻。他说：“冰山在海里移动时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只有作家知道得很多，笔下写出来的却只是一小部分，作品才能含蓄丰厚，读者才能强烈感受到作家所省略、所精简、所留白的内容。海明威的短篇结实、耐读，像《午后之死》《杀人者》《乞力马扎罗的雪》等，都被改编成一部部引人入胜的电影。
海明威不仅喜欢钓鱼，也酷爱打猎。他曾多次远征到非洲狩猎，举起他的猎枪猎杀过狮、豹、犀牛、羚羊、野牛、长颈鹿。那篇《乞力马扎罗的雪》，就是他在东非打猎途中写成的。
我在博物馆里看到一幅海明威在东非打死一头豹子的照片。整头豹子占据照片的大部，海明威荷枪坐一边，一手扶着豹子巨大的身躯，脸上洋溢着胜利者的自豪。参观到这儿，我心里咯噔一下，眉头一皱，觉得海明威太残忍。我为死去的豹子感到惋惜。狩猎虽是当时名人权贵们的消闲时尚，但我想，以今天的目光看，这不应该是海明威的骄傲，而应该是他的内疚和羞耻。
1961年7月2日凌晨，海明威不能忍受重病的折磨，背着家人，到仓库里拿起那管打猎用的枪支，对准自己的脑袋扣动扳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第二年即1962年，他的同胞、生物学家卡逊女士发表了震惊世界的“绿色圣经”—《寂静的春天》，从此掀起了全球范围内人类必须节制自己的环境保护运动。我们当然不宜用今天的认识去批评主要生活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海明威对动物的虐杀，但对博物馆里陈列的展品，似乎有必要根据目前全人类的环保宣言，作些既符合历史真实又符合今天科学认识的说明和调整，而不能对他杀戮动物的勇敢和残酷表示些许的欣赏和夸赞。
参观了整整一天，饿着肚子走出厚重的大门，我站在科技馆前草坪上，沐浴着西边的阳光，照了一张相，留作纪念。
离开那座建筑时，我心想，说到底，海明威也是一条大鱼，是文学之海里一条无拘无束、具有独特风格的大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