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这个词汇出现的历史几乎与二十世纪一样漫长，但其作为今天我们概念中的一种形象最早起源于延安的四十年代。现代史中一个不凡的人物毛泽东提出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理论，并首先付诸实践，将自己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大儿子毛岸英亲自送到农村去，拜一个农民大爷为师。由于他开了这个先河，带了这个头，因而在20多年后，他才能理直气壮地号召：城里的各级干部，都要将自己大学、中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总动员。
从纯粹城市学生当农民这个特定意义上讲，毛岸英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知识青年！
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毛泽东没有将自己那个个人行为普及开来，也许是大环境还不见行，也许是在理论上尚不成熟，因而不能广泛用于实践。
而后，在一九五二年，一批云南省昆明市的青年学生，在政府部门的感召下，自动组织起来，进入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在如今的橄榄坝地区成立了农场，种植热带经济作物，开创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活，成为中国的第一批知青群体。
一部反映这段历史真实的长篇小说《边疆晓歌》标志着新中国文学史中一个新门类—知青文学的诞生。尽管它的涵盖面狭窄，对人生的思考带着那个时代的明显局限性，艺术上还欠锤炼，但尊重历史事实的学者都不应当否认它是今后曾一度掀起的知青文学热的最早实践，或称为起点。
当一大批上海青年奔赴新疆，充实到生产建设兵团的队伍中时，知识青年还没有作为一个社会性定义被普及开来，它依然处在待成熟阶段，但其影响却正如钱塘大潮的第一个峰头，让人看到了波澜壮阔之势。
为此现象，著名诗人贺敬之留下了豪迈的诗篇《在西去列车的窗口》，电影艺术家拍摄出了影片《青年一代》，小说家写出了长篇小说《军队的女儿》，这些作品在当时的轰动程度绝不亚于后来的《天云山传奇》、《班主任》、《人到中年》等作品。这些作品的流行及被宣扬为六十年代末期的知青大潮做好了舆论和心理准备。成为其不可阻挡的态势的先导、前奏曲。
知识青年在中国成为正式称呼，也就是在一个特定历史年代被确认为一个特定阶层是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期间，一批北京和天津的品学兼优的中学生作为带头人来到了河北与山西的贫困农村。邢燕子、侯隽等少女成为其代表人物，被广为传颂。
其时，国家主席刘少奇针对这种壮举发表了后被批判为“下乡镀金论”的著名谈话，指出知识青年有文化，到农村锻炼一个时期可以到县里担任领导工作，“还可到省里和中央去嘛”。
这本是培养一代熟悉人民并能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革命接班人的理论，在不正常年代中则被指责为不正常言论，60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几乎无一未参加过对“下乡镀金论”的猛烈批判。
历史就是这样奇怪，继毛泽东之后，作为领袖人物的刘少奇的理论又一次在自己儿子身上得到了实践。其子刘源在农村与农民生活了很长时间后，被选拔到县里工作，后来又到了市里，在一次全省人民代表大会上，他不是内定候选人，却以绝对多数被人民代表推举为河南省副省长！几年之后他又进入了中央，到北京武警总部担任领导，统辖整个共和国的武警官兵。这时，刘少奇已经冤死了十多年之久，而一代国家元首停止呼吸之地，也正是其子当上了副省长的华夏中原之土。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那场震惊世界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正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各地曾处于半瘫痪状态的政权，在当时绝对权威的毛泽东一句“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的指示下，以上海市为先导，纷纷用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恢复起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不停地推出题目壮阔的社论，如《芙蓉国里尽朝晖》、《西南的曙光》等。
在这场曾使中华民族经历十年浩劫的运动中充当马前卒、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的广大中学生们，此时已经无法实现“复课闹革命”的设想丁，因为正常秩序还远远不能恢复。
一九六六年春末，北京清华附中的学生以秘密串联方式，成立了“红卫兵”，其宗旨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用毛泽东的推论，认为中国已经处于“修正主义”边缘，尤其在教育领域，资产阶级已经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于是，他们造反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口号声顷刻间响彻长城内外、大河上下。
揪斗教师、校长、教育局长，以至于杀上社会后，大破四旧、砸墓碑、焚古刹、换路标、抄“黑五类分子”的家，大串联的队伍遍布全国，“煽风点火”，支持当地受压造反派，围攻省委、省政府，甚至最终包围中南海，除毛泽东等极少数人外，从生产队长至国家主席，几乎很少有“当权派”逃脱过被揪斗、批判的灾难。
一九六八年的情况是：中学生们在这场运动中的使命已告结束，而年轻人的骚动心态又绝不可能平息，最小一届（六八届）学生到了升学的年龄，而最高一届学生则到了要参加工作或考大学的岁数，不解决这以千万计的人的出路是不行了。
其实，一些有创造欲望和政治头脑敏锐的精英们已经注意到中国的农村地区。“农村是一个广阏的天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世界级别的伟人毛泽东以农村为根据地，包围城市，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思想。并试图将此实践上升为普遍性的真理，延伸至中国这个农民国家的全面建设之中去。
那些以“无产阶级只有先解放自己，才能最终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中学领袖们，通过“大串联”，已经多少知道了些农村的贫困与落后，他们愕然了，继而萌发出要去那些地方大干一场，改天换地，以将自己锤炼成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当然，这其中也有年轻人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主义本性在起作用，还有前面所提到的文艺作品潜移默化的影响。
早在一九六七年，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国营农场就接收了五十五名北京中学生，他们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红旗战斗队”曾派专人至北大荒友谊农场考察，准备在那里成立一所半农半读的“共产主义战校”。一队以“长征”形式步行串联至延安地区的红卫兵，没有再掉头回来，就留在了宝塔山下。
这些地方，后来都成为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地域，并诞生出一些知识青年中的杰出人物。
在这种形势下，颇会研究群众心态并能加以掌掳的毛泽东终于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发出了当时被称为“最新最高指示”的战略性言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他没有讲知识青年对落后贫困农村所起的传播文明与文化的作用，而仅仅强调“接受再教育”，这并非他忽视了这点，而是有着更为深远的考虑。
一声号令，势如破竹。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全国几乎所有的高音喇叭都响了起来，几乎所有的大中学生都受到了鼓舞，他们立即准备行装，奔赴农村。这种号召力恐怕在本世纪内再也不会出现了。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及各个大中小城市的火车站、汽车站、码头（只是没有机场）在一段时间内挤满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送行的亲朋好友，锣鼓喧天、口号不断、慷慨激昂、气势如海闹潮，绝没有后来一些支艺作品所描写的悲悲切切，惨不忍睹。
这场本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运动至今也统计不出一个详尽的数字，以标明多少家庭被牵动，多少青年学生投身进去。但据笔者了解，能称为有知青经历的一代人应不少于六千万，也许达亿计。
有一种说法是三千万知识青年，这显然是只估算了在大中城市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数字，而没有将小城市及县城中的中学生也计算在内，其实在这些学生之外，还有大型军事基地，三线大型工厂的部队军营，工厂职工的子女也就近插了队，这些人当然不愿被排除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行列之外，否则他们的人生中将会有一段空白。
当然，凡是家中有学生青年的，绝少不被波及，不要说普通百姓之家，就是高级领导干部也无一不按毛泽东的指示，将子女送到农村去。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都有晚辈上山下乡，就连红极一时的陈伯达，也将儿子送到内蒙古草原。
至于部长、将军们的公子、千金更是在许多插队点出现，不足为奇，也绝用不着像今天一样以长篇报告文学加以宣扬。特权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丧失殆尽，何况这些人当时也没有了特权。
这场一波又一波的上山下乡运动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渐安定而慢慢平息，最后一个小小的浪花是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稍瞬即逝的华国锋掀起的，他以当时中共中央主席的身分将中学毕业的女儿送到了北京市一个远郊县插队落户，为他那敦厚的外貌增添了朴实的一笔，也标志着知青运动的即将完结。
大规模知青返城浪潮是卣云南省农垦系统的四川与北京知青掀起的，他们打着“还我青春”的大旗由西双版纳阉至昆明，又从昆明闹到北京，终于惊动了中央政府。根据当时“拨乱反正”的决策，各地知青们都被允许回到故乡城市。
知识青年的历史作用也许要到下个世纪才能准确地给以评说，孰是孰非，功大还是过大现在草草定论无疑是轻率的、不科学的，但现代文明随着这些青年人进入农村地区而随之波及开来是不容置疑的，甚至可以说为中国广大农民率先进入改革行列多少打下了些文化基础。
笔者曾在云南插队，刚进入亚热带雨林时，发现那里一个自称沙族的部落群的女人不知胸罩与内裤为何物，不懂得往水田中施肥能高产的道理，而一年之后，沙族女人们都戴上了胸罩，穿上了内裤，水田经施肥后亩产翻了一番。
在更多的山区里，孩子们是经过知青传播才知道了飞机、火车、电话，知道了打篮球，打乒乓球，踢足球。
当然，从眼前来看，获益更多的是知识青年本身。上山下乡的人生经历注定使这一代人身上充斥着民族责任感和义务感，把其对祖国的苦恋升华为对人类的挚爱，他们的生存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大大加强，远非后来的知识分子所能比拟，他们将理想与现实相结合，从不停息创造生活的欲念和行为，成为中华民族的栋梁之材。
在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一大批知识青年进入高校学习，被称为“老”大学生，以区别于刚出中学之门的“小”大学生。教育界一致认定，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初是大学校园内学习风气最浓郁的黄金时代，而后随着知青大学生的消失，便每况愈下。
在分配工作时，有过知青经历的大学生则被抢先接受，并在工作之中获得好评，这同样证明上面论点的可信程度。
知识青年们回城以后，进入到各行各业，为新时期的繁荣昌盛增添了不可估量的活力。其中涌现出不少社会名流，如演员刘晓庆、潘虹、姜昆，导演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作家张承志、王安忆、史铁生等。还有众多的企业家、改革者、科学家、学者。
像刘源一样进入各级领导岗位的也不在少数，以处一级为多，轰动一时的《北大荒知青回顾展》时有人调查，北大荒知青中担任职务最高的“荒友”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
不知从何时起，有过知青经历的一代人悄悄辐射向地球的各个地方，不是用现代化信息传递其思想，而是以个体存在的方式出现在众多的国度之中。其间到达最远点——南极的有北大荒知青出身的记者兼作家陈可雄。可谓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留下了知青的足迹。
有人将历时至今仍不衰弱的出国现象称为“世界大串联”，有人叫“洋插队”，不管哪一种说法，都与这一代人中前期的行为联系起来，说明这一代人的影响力的经久不衰。
笔者则称之为“后知青现象”。
这是有过知青经历的一代人原动力发动之后的惯性所为，他们总在力图创造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他们有着永不消失的魅力，足以吸引他们义无反顾地去追求和获取。
还可以理解为：这是对生命意识的破译，对青春无悔的一种延伸解读，对自身价值的阐释，简单讲，是对一代人的自我认定和尊重历史的碑铭。
全部青春消失在知青运动之中，因而不希望知青在岁月的长河中消失，如同红军老战士讲长征，八路军老战士讲南泥湾，解放军老战士讲三大战役一样，老知青永远在讲着上山下乡。
任何成功者绝不以成绩来炫耀其伟大和辉煌，这应由别人去赞颂，而自己总是讲艰辛、磨难、奋斗的过程。
知青确定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知青的故事已经被年轻一代称为“古”时候的事，有过知青经历的一代人也不寻求任何理解，因为寻求理解是弱者无可奈何地叹息，但是，知青的起源、发展必定成为史学家们不能不关注的课题，后知青现象是不容忽视的，北京很红火的老插餐厅、红土地餐厅、黑土地餐厅、黄土地餐厅、老三届餐厅的出现也是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