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自幼饱读经书，十分向往《周礼》等所描绘的古代制度，因而即位后，为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在刘歆等经学家的帮助下，大力进行复古改制，推行各种新政。其主要内容为：
一是实行“王田”、“私属”制。为了解决长期存在的土地和奴婢问题，始建国元年，王莽颁布了“王田”、“私属”的诏令。规定：更名天下田为“王田”，私人不得买卖；男丁8口以下之家占田超过1井（900亩）者，分余田与宗族邻里乡党；原来无田者，按制度受田，即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奴婢称为“私属”，不得买卖。
二是实行五均、赊贷及六管。始建国二年，王莽下令实行五均、赊贷和六管制度。五均，是指在长安及全国五大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官。长安分东西市，设令，各市有长，令、长皆兼五均司市官，称为“五均司市师”，下设立易丞5人，钱府丞1人。五均官的任务是管理市场的物价，收工商业税。各地五均官在每一季度的中月，规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格，称作“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则把库存物资按平价出售，价格低于“市平”，则任其出售。赊贷，即由政府办理贷款。规定：贫民遇有丧葬、祭祀或欲经营工商业而无资金，可向钱府丞贷款。祭祀贷款限10天归还，丧事限3个月归还，不收利息；工商贷款每年要取十分之一的利息。
五均赊贷，加上政府经营的盐、铁、酒和收山泽税，合称为“六管”。
三是实行币制改革。王莽进行了三次币制改革。第一次是在王莽即位前的居摄二年（公元7年），他下令“于五铢钱外更铸大钱，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值五百，错刀值五千，四品并行”。王莽当皇帝后，在始建国元年，又进行第二次币制改革，废除错刀及五铢钱，另外发行“宝货”，即有五物（金、银、龟、贝、铜）六名（钱货、黄金、银货、龟货、贝货、布货）共二十八品。因货币种类太多，换算困难，流通不便，仅一年就被废除，只留小钱值一、大钱五十两种继续使用。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又废除大、小钱，另作货布、货泉，两种货币并行。
四是统一度量衡制度。王莽命制标准的度量衡器颁行天下，令“万国永遵”，作为全国的统一度量衡标准。它已具备斛、斗、升、合龠五量，东汉以后各代多承袭莽制。
此外，王莽还将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郡县地名、行政区划屡加改变，甚至连国号也多次变更，如“新家”、“新室”、“黄室”、“新成”、“薪世”、“薪”等。但这些都毫无实际意义。
应该肯定，王莽改制的用心是良苦的，有些措施也确实触及到了当时的社会重大问题，如“王田”、“私属”制乃针对土地兼并和农民不断奴隶化问题而发；施行五均、赊贷，六管，是为了限制豪民富商的高利贷盘剥。但是这些措施的推行，不但没有缓和西汉晚期以来的诸多社会严重问题，反而使社会危机更加严重。首先，王莽的新政触及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如“王田”制施行后，地主官僚因买卖田宅而获罪者不可胜数。这样，许多原来拥护王莽的官僚地主也转而反对王莽。刘汉贵族更是如此，他们“自王莽篡汉，常愤愤，怀复社稷之虑”，有些人甚至不惜“倾身荡产，交结天下英豪”，待机起兵反莽复汉，其次，王莽新政的本身也带有诸多空想的成分和各种弊端，如币制改革，违反了经济规律，给社会经济造成很大混乱，“每一易钱，民用破业”，“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致使“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由于社会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王莽在改制的同时，还对周边少数民族发动了战争。王莽为显示自己的威德，特派五威将军王奇等向边疆少数民族颁发新室印绶，收回汉印，把原来汉朝所封的王全部改为侯，结果引起周边各族的反抗。其中历时最久、规模最大的是对匈奴的战争。这些战争不仅破坏了自汉武帝以来中国与周边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加重了国内人民的负担。沉重的赋役征发，残酷的刑罚，使百姓“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这样，酝酿已久的农民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天凤四年（公元17年），荆州一带发生饥荒，新市（湖北荆山）人王匡、王凤兄弟聚饥民发动起义，数日之间队伍便发展到七、八千人，他们的根据地在绿林山（湖北大洪山）中，故称为“绿林军”。
天凤五年（公元18年），琅邪（山东诸城）人樊崇在莒县发动起义。他们以泰山为根据地，转战黄河南北，队伍迅速扩大。地皇三年（公元22年）四月，王莽派更始将军廉丹和太师王匡，率军十万人，前往镇压樊崇军。为了同官军相区别，樊崇军每人皆用赤色涂眉，因称“赤眉军”。起义军在成昌（山东东平）与王莽军展开激战，结果官军大败。之后，起义军乘胜向西发展，人数达到十万。
与绿林、赤眉起义同时，北方各地农民也纷纷起义，其中著名的有铜马、大彤、六湖、重连等起义军。
在南方的绿林军迅猛发展之时，南阳大豪强、刘汉宗室刘演、刘秀兄弟在舂陵（今湖北枣阳）起兵，不久也加入绿林军。地皇四年（公元23年）正月，绿林军攻占南阳郡治宛城，队伍发展到十余万人。二月，绿林军立刘汉宗室刘玄为帝，号更始。王莽派王邑、王寻率大军40万前去镇压，把起义军八、九千人包围在昆阳（今河南叶县境）。刘秀出奇制胜，率3000救兵从城外夹击王邑，大败王莽军，王邑只带数千残兵逃回洛阳。王莽军的主力在昆阳之战中消灭殆尽，从此再也无力抵抗起义军的进攻了。
农民起义烽火连天，狂飙四起，王莽一筹莫展，无计可施。这时候，他又只好乞灵于谶纬、符命、神灵，用以自欺欺人，从而做出了诸多荒唐可笑的举动。
天凤四年，当农民起义规模还较小的时候，他曾命令工匠用铜铸造了一个象征北斗星的威斗。他相信威斗可以镇压农民起义，他无论在哪里，都让一个司命执威斗相随，威斗随时辰转动方向，王莽的座位也随之转动，始终处于斗柄之上。
有人说，黄帝成仙是因为建有华盖，王莽就命人按传说的样子为自己造了顶九重华盖，华盖高8丈1尺，装在一辆四轮车上，用6匹马拉着，300名身着黄衣黄帽的力士簇拥在后。车上有人击鼓，驭手一边驾车，一边不断喊着：“登仙！登仙！”旁观者掩口而笑。
昆阳战后，在绿林军逼近长安之际，有人提议，宜呼嗟告天以求救，王莽便亲率群臣到京师南郊哭天。他仰天呼道：“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因捶胸顿足，号啕大哭，竟至气尽昏厥，醒来后又伏地叩头不止。为了感动上苍，王莽令“诸生小民会旦夕哭，为设飧粥，甚悲哀及能诵策文者除以为郎”，以此为郎者竟达5000余人。
哭声并没能感动上天，王莽求救无门，坐以待毙。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初，农民军终于攻入城内。城中官吏及王莽的士兵、宫人纷纷奔逃。
10月3日，农民军攻入宫中，王邑等扶掖王莽逃上渐台，欲以渐台周围池水阻止农民军。此刻，王莽“犹抱持符命、威斗”不放。农民军将渐台紧紧包围，与王莽卫队以弓箭激战。下午，王莽卫队箭矢用尽，农民军渡水强攻，登上渐台。长安商人杜吴杀死王莽，取下其身上佩绶。校尉公宾就认识皇帝佩绶，见吴问绶主所在，找到王莽尸体，砍下了脑袋。“军人分裂莽身，车节肌骨脔分，争相杀者数十人”。6日，王莽首级被传诣更始帝，悬于宛市，“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王莽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自己虚伪奸诈的一生。他用篡夺手段所建立起来的新朝也随之寿终正寝，成为历史上的短命王朝之一。
王莽的一生，是非常复杂的，实不同于一般的奸臣昏主。他所以能起家发迹，得窃国柄，固然与出身外戚、得太皇太后之宠有直接关系，但主要还是得力于他长期的艰苦力行所树立起来的崇高威望，而这又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汉书·王莽传》云：“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才，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封建史家责骂王莽，固然出于封建正统观念，但此论在分析王莽发迹的主、客观原因和揭露其虚伪奸诈方面还是比较客观的。王莽的对少数民族的战争当然不可称道，其所带来的后果实乃王莽自取，不值得同情，但关于王莽的改制，则须作具体分析，如“王田”、“私属”制，从他抑制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立意看，似当不可厚非。因而有些史学家对王莽不无同情，这是不奇怪的。
王莽经过长期的惨淡经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移汉祚，建新朝，成了一代开国之君，但他的王朝很快便灭亡了，其本人也以奸贼和笑柄为后世所诋，从而成为“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而遗臭万年。然而，假如王葬的新朝得以延续甚或发展起来，后世又将如何评价呢？这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对此，还是请读者自己去思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