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身处乱世，时事多艰是一个方面，而朝中多忌则是更为棘手的问题。肃、代二宗以平庸之材，临艰难之世，对强横不法的武夫，按照强横的程度，给予大小不等的姑息，愈强横得到的待遇也愈优厚。对顺从朝命的功臣，按照功绩和威望的程度，予以轻重不等的猜忌，功劳愈大受到的限制和约束愈多。朝中临政，也是忠奸不辨，重用那些奸佞谄媚之臣，而对直言进谏者回避惩罚之。这种局面，令公卿缄言，将军自保，在时局的岌岌自危中保全自己。郭子仪这时能不为风气所转移，表现了顾全大局、社稷为重、襟怀坦荡的政治家风度。
宦官程元振，是李豫的左右臂。当年李亨因病去世后，张皇后谋立越王李系，程元振密告李辅国，并与李辅国一起带兵收捕越王系，杀越王和张皇后，拥立李豫。程元振以此博得新皇帝的宠幸，掌握禁军，骄横不法。广德元年吐蕃入寇长安，程元振隐匿军情，直到吐蕃过了分州，逼近京城，李豫才知道，仓皇逃往河南。后来靠了郭子仪才收复京都，转危为安。事后，朝野议论纷纷，都建议杀掉程元振，把宦官的兵权夺过来，交给忠心为国的大臣。程元振害怕了，趁皇上还在河南没有回京，即劝迁都洛阳。李豫考虑到西京太容易被西北方各族侵扰，同意了他的意见。郭子仪听到这一消息，深以为这是祸国殃民的坏主意，立刻不顾拂逆龙颜的危险，上书直谏，书说：
雍州（陕西地区）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天府之地，右边是陇州、西蜀，左边是崤山和函谷关，前有终南山、华山的险要，后有谓水、泾河的庇护，地方千里，军队几十万，兵强将勇，确实是战略的要地。秦、汉两朝，就是靠了这里的优越条件才统一中国的。后来他们中有的帝王因为据有这块地方而得到发展，有的因为放弃了这块地方而灭亡。所以我们唐朝的高祖定天下先取关中，从太宗到现在，诸帝住在洛阳的也很少。先帝肃宗由朔方起家，杀了安庆绪；陛下您动员整个关中的力量，消灭了史朝义，这虽然是由于平叛安国顺乎天意民心，但与地理形势也有很大关系。近来吐蕃欺负我们而我们不能有效抵抗，问题是因为禁军都是一些在市场上做买卖的人，他们参军的目的是为了以军籍为掩护逃避应交纳的租赋，一旦调他们去打仗，只会逃跑，没有一个冲锋陷阵的。另外还有宦官蒙蔽朝廷，政治废弛，导致了陛下颠沛流离，流落在陕州。这完全是由于用人不当，哪里是因为关中地理位置不好呢？现在道路传闻，不知是真是假，都说您要迁都洛阳。洛阳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已被焚烧毁坏得差不多了，百官衙门都长起了矮树荒草，全城不足千户人家，街道住宅一片废墟，豺狼野兽成群地出没嗥叫；洛阳东面挨着郑州、汴州，南面和许州交界，北面与怀州、卫州、相州（邺郡）相连，这一大片土地萧条冷落，官亭民舍不见炊烟，用什么来供给天子的吃用和百官住宿呢？况且地势也狭窄，只有几百里，虽有险要的关隘，也不能满足防御的需要，正好是一个战场。郭子仪分析了地理形势对迁都的不利情况后，又积极勉励李豫励精图治。他接着写道：
陛下您不是认为京城一带刚遭到敌人的抢劫蹂躏，国家用度不足吗？春秋时卫国曾被狄人灭掉，卫文公住在曹地的茅屋里，穿着布衣，戴着帛帽，奋发图强，终于复兴了被灭亡的国家，何况您这样威风赫赫的天子，亲自勤俭节约，难道还不如一个诸侯吗？臣希望陛下把那些没有能力、光吃饭不办事的官员和多余的官员裁掉，抑制宦官的势力，重用正直的官员，减少赋税和徭役，同情和抚慰那些下层老百姓和无依无靠的人。最后，郭子仪不顾自己年高体弱，表示愿为当朝皇上担当起训练军队和防御侵略的重任，希望皇上早日回到京都，拜谒崇庙和陵园，再造唐室江山。
郭子仪如此情真意切、有理有节的言辞，令李豫不胜感慨唏嘘，他流着眼泪对左右的人说：“郭子仪确实是社稷之臣啊，朕西还长安的决心定了。”这以后不久，李豫的车驾回到长安，郭子仪叩头迎接，并对自己犯颜直谏表示歉意。李豫这时已意识到回舆西京是朝野人心之所向，因此慰劳郭子仪说：“用卿迟了，朕才落得如此下场。”于是按照古制，赐给郭子仪以崇功免罪、享受特权的丹书铁券，并在奖掖功臣的凌烟阁壁上，为郭子仪画像。
面对当朝的喜恶无常和后来的恩宠，郭子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和许多以功邀赏的将帅相反，他一次次责己自贬，数次推掉皇帝给他的殊荣。广德二年，他面对叛将仆固怀恩的几十万联军，只身入敌营，拆毁吐蕃、回纥的联盟，大破敌军。李豫对此感激莫名，进升他为尚书令。尚书令是尚书省的长官，统领百官之首。唐太宗李世民曾做过此官，因此唐以后各代皇帝都不轻易以此职授人。郭子仪接旨后，恳切地辞让，李豫不同意，下诏让他赶快到尚书省衙门理事，让文武百官前往庆贺，还命令五百射生军骑兵执戟宠卫。郭子仪坚决辞让，不肯因为自己的晋升而坏了唐以来的法度。他说：“自从用兵平叛以来，得到非分赏赐的人很多，许多人身兼数职，权倾天下。更有一些人为了高升，不顾廉耻。陛下您要建立规法，审核百官，就应当从臣开始”。李豫不得已，同意了。
虽然这以后明摆着再没有更高的官来赐封郭子仪，但他忠于朝廷和皇室之心却没有丝毫改变。大历年间（766—779年），郭子仪已是七十多岁高龄，但只要朝廷诏命到，他立马赴任，不计劳苦。大历元年，华州节度使周智光阴谋叛唐，李豫派人从小路送蜡丸书给郭子仪，命他讨叛。郭子仪起兵，数日扫平叛乱；大历二年，吐蕃侵扰泾州，朝廷又诏郭子仪移军驻泾阳，郭子仪在灵州截击吐蕃，打了胜仗。这以后，吐蕃连年扰袭京郊，朝廷又命郭子仪兼边军节度使，屯兵邻州。郭子仪又率军离开了经营多年的河中，移镇邡州。他虽然听从调遣，但也不是一个有勇无谋不懂韬略的军事工具。面对吐蕃的猖獗，他曾深谋远虑地提出过自己的军事主张。大历九年，他上书皇上说：
朔方是国家的北门，西面要防御吐蕃等部族的侵略，北面要抵抗回纥等部族的骚扰，五个要塞相距三千多里。开元、天宝年间有战士十万、战马三万匹，也不过只够抵挡一个角落。自从先帝在灵武即位，朔方的战士都跟着陛下东征西讨，没有一年安定过。前些时候，仆固怀恩叛乱，死伤消耗，损失了三分之二，和天宝时相比，兵力只有十分之一。现在吐蕃已吞并了河州、陇州，联合羌、浑的人马，每年深入到京郊，势力超过我们十倍。在这种情况下，想与吐蕃争夺胜利是不容易的。近来，敌人入侵，号称四节度，各统领一万，每人有好马数匹。而臣统领的军队，人数不及敌人的四分之一，马数不及敌人的百分之二，内外都存在着畏惧心理，指望什么使边防安全呢？臣想陛下要变劣势为优势，不是力量不足，而是对军队选拔不精，训练不好，进退步调不一，军威不振，战线太长，兵力分散。希望皇上能从各道兵马中选精兵满五万的，沿北边屯列。臣想河南，河北、江淮一带大镇有兵数万，小的也有数千，他们供养匮乏，还没有开始收罗精选。臣要求把他们调入关中，加以整编，严格训练，这样才能取得制胜权。
郭子仪的战略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为了朝廷的长治久安，打败吐蕃入侵的军队，在重视调整训练汉家军队外，他还时时注意联络回纥的感情。回纥经常用马匹和唐朝交易丝绸彩帛，唐朝常常因为财政的乏困，不能如数成交。郭子仪从装备本朝军队和联合回纥的愿望出发，曾请求献出自己一年的俸禄，补贴马价。另外，他在镇守河中时，为了能节省朝廷府库的开支，他躬耕于田野，所辖军队边练武边种地，一时河中野无旷士军有余粮，军队肃整，军心稳定。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他不计私利、出以公心的品德。
